 顾德曼（Bryna Goodman）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系教授。学生时代，她曾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过一段时间，这段特殊经历给她的学术生涯带来怎样的影响，现在还难以确定，但从她已发表论著的学术取向看，我们已可以感觉到这段经历留下的痕迹。在《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下称《家乡》）第九章，顾德曼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严肃批评，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中国。我们或许可以揣度，正是在中国的学习生活，使她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了切身的体验，帮助她窥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陷井。于是，换一种眼光探求中国的历史真相，成了她的学术追求。1995年由柏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家乡、城市和国家》是顾德曼教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嗣后，她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等刊物发表了多篇论文。据说她的第二本专著也即将完成，这里我们依据掌握的不完全资料，试着对顾德曼教授的学术成就作一介绍。 一 认同一词近三十年风靡全球。认同研究的持续升温是全球化的产物。一方面人们看到全球化正在迅速把全球变成一个村落，另一方面，人们又惊奇看到，国家民族认同和社群认同并没有弱化，相反成为全球化的有力挑战。身份认同决定了人的价值取舍，认同的差异将对人类的和谐相处构成怎样的影响？文明的冲突会不会成为可怕的现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身份认同成了中外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不仅有历史学家，还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 对城市中不同移民群体的身份认同研究，顾德曼不是开拓者，多年以来，美国一些大城市的意大利、中国等国移民社区就已有人作出很好的研究。但是，对上海的华人移民社区（地域社群）从身份认同角度进行探究，顾德曼是第一人。 在《家乡》一书中，顾德曼对家乡在中国人情感世界里的分量作了全面细致的探讨，例如中国人有叶落归根的传统，中国人安土重迁、慎终追远等等。中国人的籍贯文化，使得移民迁移多少代，仍然坚持以祖籍为自己的籍贯。这种强韧的家乡观念，使得移民在旅居城市里，重建起家乡的环境，相同的方言、习俗、宗教、戏剧、烹饪风格，为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增添了浓浓乡情，构成同乡认同的基本要素。 强韧的家乡观念，使得同乡认同、同乡忠诚、同乡组织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从晚清到民国，尽管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和环境变化，但同乡认同、同乡忠诚和同乡组织依然存在。中国同乡文化的顽强生命，来源于其适应不同环境的自我调适能力，来源于它们的灵活性。例如，同乡的内涵十分宽泛，同村、同镇、同县、同府、同省甚至相邻的省的旅居者都可以成为同乡，同乡内涵的宽泛可以适应旅居城市同乡社区的不同规模，人数多时，可以分县而立，人数不足时，则合数县建立同乡团体。 同乡组织有根据环境变化进行自我调整的高度灵活性，作者将20世纪30年代宁波同乡会、广肇公所的会务活动与19世纪后半期进行比较，而后得出结论：30年代同乡组织的事务都不同程度地扩大，会务的重点转向为同乡平民服务，从而适应了大量贫民涌入城市的新环境。同乡组织的灵活性还表现在机构自身的调整上。20世纪30年代，通常被认为是南京国民政府对资产阶级团体严加整饬的时期，但这一时期上海的同乡组织不仅没有萎缩，相反还有所发展，参加同乡组织的人数也更多了。其秘密在于，同乡组织在机构上作了灵活调整，即利用同乡情感，通过发展政府公务员（其中包括一批高官）加入同乡组织，实现了社会（同乡组织）与国家（政府公务员）的重叠，得到了政府对其合法地位的承认。官员加入同乡组织并非始于30年代，但在30年，大力吸引同乡公务员加入同乡组织，并担任团体的理事，成为同乡组织取得合法地位的重要策略，同乡组织的灵活性可见一斑，正是这种灵活性使同乡组织赢得了持久性。 二 民族主义是近十年来国际学术界的又一热门话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备受殖民势力的捐削凌夷，要实现中国的近代化，驱逐殖民势力是首要前提。民族主义由此高涨。以往关于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研究，对同乡情感、同乡组织的作用，很少有人注意，尽管相关的材料俯拾即是，但是同乡网络、同乡组织在历次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和论述。对此，顾德曼紧紧围绕同乡认同和国家民族认同的关系，提出了全新的解释。她把论述的起点放在19世纪70年代。这是一个近代华商初步积累起巨大财富的年代，徐润、叶澄衷等广东、浙江买办、商人开始把投资的目光扩大其他通商口岸，从而在通商口岸形成广东、浙江、宁波籍移民的同乡网络。顾德曼把这一多个城市间的同乡网络称为同乡网络的第三层次，第一层次在家乡，第二层次在旅居者城市（上海），第三层同乡网络在国家和城市之间，对于扩大商业精英的视野，上升到对国家民族事务的关心起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