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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认同与中国民族认同的关系，是《家乡》一书中着力探讨的另一个重点。作者通过对两次四明公所事件的研究，指出同乡认同并不妨碍国家民族认同的形成。在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中，市民对四明公所坟地的保卫被舆论称作是对国家民族权益的捍卫，四明公所的胜利，也被称作民族斗争的胜利。同乡认同在这一刻很自然地上升为国家民族认同。 顾德曼还就不同地区社群在国家民族事务上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在国家民族事务上，不同地区群体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例如，19世纪70年代在全国性的慈善救济活动中，广东富商和宁波富商在一个慈善机构工作。在7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广东富商和宁波富商都参与了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但为了商业利益展开激烈的竞争，以控制轮船招商局。 尽管同乡认同无法避免引起不同地区群体的竞争，但它的作用主要还是正面的。广东商人虽然利用李鸿章对唐景星、徐润的信任，牢牢控制了轮船招商局，使之成为广东商人的利薮，但同乡网络充分的利用，却使招商局在唐景星、徐润掌管期间，具有很高的效率。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在历次民族主义运动中曾反复重现。 在上海地区的辛亥革命中，不同地区的会馆商业精英为推翻清朝统治进行合作，但革命胜利以后，各地区的商业精英又开始为控制上海的领导权，展开激烈竞争，甚至同属浙江的湖州和绍兴革命领导人也互不相容。即便如此，同乡认同和同乡忠诚、同乡网络和同乡组织对于革命动员还是起了重要作用。在辛亥革命酝酿时期，陈其美的湖州身份，成为他获得湖州籍银行家和资本家资助的重要背景。革命胜利后，孙中山的广东籍贯，使他得到来自上海及各地广东商人的巨额捐款。五四运动中，同乡组织更是成为民众动员的主要工具，一些重要的全市性社会团体，其成员主体是同乡组织。由于同乡组织的呼吁，一些地方性事件成为全国性事件，推动运动逐步走向高潮。总之，作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同乡认同，同乡团体归入地方主义和封建意识，同乡认同并没有妨碍其扩大为国家民族认同，相反，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是革命动员的有效手段。作者由此抉发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文化特征，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吸引了中外许多历史学者，相关的文章难以计数，至今也没有一致认识。在《家乡》中，顾德曼截取小刀会起义、两次四明公所事件、1910年鼠疫爆发等几个历史事件，深入考察了同乡组织在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对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深具启发。 商业精英是会馆的主宰力量，作者通过对会馆商业精英如何取得在同乡社区中的权威地位，如何建立同乡社区的等级制度，会馆内精英与非精英关系的细心研究，为解开国家与社会这一问题的谜底打开了通道。 作者首先从商业精英与同乡社区组织化的关系切入研究的主题。顾德曼比较上海的地域群体，发现并非每个群体都能实现组织化，都能建立会馆，只有那些拥有一流商业精英的地区社群才有能力建立会馆，为同乡提供一个情感连接的空间，才有能力开展一系列活动，使同乡社区臻于成熟。商业精英通过为同乡社区的组织化（建立会馆）提供重要资助，取得同乡社群的权威。 慈善救济是同乡会馆的经常性事务，会馆商业精英为慈善救济提供了大部分捐款，救济活动为会馆商业精英树立起“义”和“仁”的形象，使他们赢得同乡移民的好感。 作者进一步分析了会馆商业精英与非精英的关系，取悦于同乡非精英，是会馆商业精英获取会馆内权威的主要手段，作者例举盂兰盆会和醮、杨月楼案加以说明。 盂兰盆会和醮是中国传统的习俗，每年8月举行，期间例行组织依仗出行游行。对于盂兰盆会和醮，中国民间非常看重。这一宗教节日既是人们祭奠亡故亲友的日子，同乡平民也可以得到一份赏赐。但长达数里的出行游行，既阻塞了道路，又容易滋生骚乱，遭到上海道台的一再禁止。但是盂兰盆会的举办为会馆寡头培育同乡社区、强化自己作为社区代表身份提供了良机，因此他们决不可能顺从官府意旨，冒被同乡抛弃的风险。与此同时，会馆精英通过小心维护盂兰盆会举行期间的社会秩序，继续赢得当局的信任。 会馆商业精英的权威还来自对同乡社群声誉的捍卫，杨月楼案是晚清上海著名的大案，在案子中，一方为广东茶商之妻女，一方为地位低下之京剧演员，双方的恋情被舆论描写成韦氏主动勾引杨月楼，并连带引起舆论对广东女子淫荡德性的攻击。广肇公所的董事利用一切力量将杨月楼施以严惩，捍卫了社区的荣誉，从而使自己更受同乡社区的拥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