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大凡文化史，涉及建筑的篇幅都比较少。这个缺陷，也许在于不把建筑作为一种文化或艺术来看待。其实建筑不但是一种文化，而且又是其他所有文化的“容器”。因此，不重视建筑文化，不把建筑作为一种文化来看待，实在是一种遗憾。建筑的历史价值，在于以其建筑形象表述人类历史。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认为，人写出来的历史都是现代史，因为这些“史”毕竟是由活动在当时的“人”写出来的。而建筑形象本身的“语言”，记述着当时的历史。建筑的史学价值也就在于此。上海的近代是一段十分特别的历史，它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这一历史阶段本身，更在于它是中国从古代走向现代的关键。上海近代建筑反映着这一段关键的历史。这也就是上海近代建筑的价值所在。 上海近代租界的历史是一段很有价值的历史，它虽然苦难、屈辱、不平等，却是中国从古代走向近现代的关键阶段。而上海近代建筑，生动、形象地纪录着这段历史。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外滩的两座建筑：南京东路外滩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北楼)和在它的北侧的中国银行大楼。沙逊大厦先建(1928年)，是英籍犹太商人维克多·沙逊的华懋饭店，共12层，高77米。到了1936年，在它的北侧拟建中国银行大楼。此建筑原没计为34层，属当时远东地区最高的建筑。但沙逊出来干涉，不允许在沙逊大厦旁边建造比它高的建筑。后来官司一直打到伦敦，中国人输了，改为17层，比沙逊大厦低60厘米。这两座建筑如今还在，保存完好，它们成了真实而生动的“中国近代史” ，一部令人辛酸的历史。 二 上海近代的居住建筑，也充分说明从古代走向近代的轨迹。中国古代的居住建筑是按人的社会地位来分类的，官僚与平民的居住建筑差别很大。据《明史·舆服志》记载：“百官第宅，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之形。凡官员任满致仕，与见任同。其父祖有官身殁，子孙许居父祖房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拱，及绘制藻井，惟楼居重檐不禁。公侯前庭七问两厦九架，中堂七问九架，后堂七问七架，门三问五架，用金漆及兽面锡环。”这种居住建筑的分类方式与上海近代居住建筑的分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在众多的上海近代住宅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有钱人可以住别墅、花园式里弄、高级公寓，不管他是否有一官半职。中等人家多住里弄房子，如一般的小业主、医师、律师、教师之类。经济条件更差的就住大杂院，再差的只好住棚户。苏北、皖北地方遭水灾的难民，流离失所，逃到卜海来谋生，有的没有钱，连棚户也没住，只好在上海郊区住“滚地龙”(用两根破毛竹，两端插入泥地，形成拱形，上盖些破油毡，里面泥地上铺些破席，便算是住屋了)。更甚者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乞丐，晚上只得睡在金陵东路的人行道上(上面有房子，可以挡雨雪)；但若冬天寒潮袭来，总会冻死一些人，惨不忍睹。这也映射出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形态。 三 上海本来是个小县城，而在元代建县以前，还是个小镇。到了近代，上海大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大都市。近代的上海，可谓洋洋大观，这种城市面貌在19世纪末就已形成了，清末李伯元在《海天鸿雪记》中曾描述：“上海一埠，自从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新月盛。北自杨树浦，南至十六铺，沿着黄浦江，岸上的煤气灯、电灯，夜间望去，竟是一条火龙一般……”可见当时上海的城市规模已相当可观了。 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有自己可贵的一面，那就是它求新、求变，兼容、协同。这种特征在任何一个文化领域都存在着，无论衣食住行、行为习俗、文学艺术等，无不如此。从建筑来看，也正表述着这种特征。坐落在今延安中路成都北路处的浦东大厦(今已拆除)，此建筑高八层，建于1933年，当时为浦东同乡会之所在。这是一座典型的上海近代建筑，其外形无半点中国古典式，它采用的是一般的简洁的近代建筑形式，追求实用性。特别要说的是它的用途：这是一座办公、文娱、商业、金融、教育等兼容的房子，这种建筑方式是用以满足当时上海城市生活需求的。大楼底层前部开设浦东银行和五洲西药房，后部开设“四姐妹饭店”，里面还有舞厅、咖啡馆，亦可出租作喜庆礼堂使用。二楼是办公及弹子房、舞厅、咖啡室。三至八楼有医师诊所、律师事务所、大学同学会、会计师公会，厂商办事处等；还设有职业学校、汽车学校、英文夜校等，其中还有小型戏馆，演出沪剧、话剧、滑稽戏等。可以说，这座建筑典型地表述了近代上海的城市文化和建筑文化。 上海近代“十里洋场”，做生意、学本领，又有各种娱乐，令人眼花缭乱。这块地方，可以说是中国从古代走向近代的“钥匙”。上海的“花花世界”固然使人纸醉金迷，荣华享乐，浑浑噩噩，乃至使人堕落；但上海毕竟是新兴的，它有活力、聪慧、革新、进取，它敢于冒险，有竞争意识，从而使人奋发，跟上时代，走向进步。对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应当作两方面的辩证认识，这才有利于上海的今天和明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