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部书稿原不足以当大雅之目，而急欲贡献于当世读者诸公，倒并非出于博取职称的利禄之求，也不仅仅是要留存一点青春读书的忧思和因时感慨的痕迹，这些少年孟浪，都是我在修订中尽量捐除的东西。实在的原因，是除非现在让它面世，趁我对它的一腔热情还没有澌灭殆尽。我希望融发明于考证的学术野心还没有完全革除——众所周知，这种希求可能已包含了对治学方法的误读。在文章面世之际，我应该把它的产生过程扼要交待一下。一饮一啄，对我而言，也许都是人生必经之物，无庸深论，但对于后来同道友朋。又何忍少言! 我在硕士期间，跟随汪涌豪老师学习文学批评史，汪老师待我十分宽宏。我们两人都是第一次，我是第一次做研究生，他是第一次做研究生导师。他知道我读书兴趣甚广，加之刚刚逃离工作岗位，阅读的饥渴症殊为严重，提到作文则兴味索然。也许他觉得我的读书习气未必很坏，也许他认定我今后不必以学术为生，也许就像有人说的“老虎遇见猪，拚命打呼噜”，对于一头横冲直撞的野猪，你能期望教给它什么呢?在多次教育未果之后，他保留了两个最起码的指标：一是按学校规定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学术论文，二是写出一篇过得去的硕士论文，顺利毕业。 光阴如箭，待到真要写硕士论文，才发现七零八落的两年多时间里，只是零零碎碎读了几本书，要想联缀一篇稍有见识的论文，真是谈何容易。那时汪老师正在日本九州大学任客座教授，一方面以信件遥通信息，另一方面安排我寄居蒋凡老师门下。蒋老师读完我挖空心思、勉力成篇的论文，没有批示一个字，只是说：“你做的东西，我看不懂，想来汪老师也看不懂。现在你有两个选择，要么重写一篇，要么就把这一篇打印出来以备答辩。” 当然是重做!前提是来得及。那年冬季毕业生的论文第一次面临上海市抽检，我恰好被抽中，交稿时间还有8天。更复杂的是，我已确定提前毕业免试直升攻读博士学位，系级专家面试也已通过。据说汪老师在推荐信中颇有揄扬。此前如果我放弃硕士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一切麻烦都为子虚，只怪一时性起，必要多做一事，多用加法，现在除了再加一事，所有尴尬竟是消减不得! 随后是紧张、兴奋而快乐的日子，因为越到后来越体会到行文之乐。我可以逃避干涩，弄出比较流利的文字，远离深曲，写下不那么缭绕的论断，这是汪老师一直要求而我不大做得到的。多亏蒋老师配合，第二次他稍加润饰就给通过了。五天写作，一天半打印，终于提前一天上交了近3万字的论文。在那一刻，才知道眼可以是那样累，手可以是这样累…… 四个月以后，我坐在陈尚君老师家的客厅里，和他商量博士论文的选题。他倾向于我做隋代或初唐文学研究，或者就做庾信研究。后来闲话中，说起他正在帮周勋初先生为《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编目，我忽然动心，提出要做《文选》与唐代文学研究。直到五年后的今天，我仍能清晰忆起当年自己的那种无知的勇敢，以及伴随它的那份固执和决绝。思忖起来，它的来源虽属多元，近因却是此前我对《文选》中一个诗歌典故的理解错误，这个错误给我带来的羞耻感是如此强烈，使我不顾一切地要尝试我的学力根本无法应付的大题目。 很久以来我都未能领悟，无我是学术的灵魂，而一切错误，都与学术如影随形。就像甄宝玉与贾宝玉共存，魔鬼摩菲斯特与浮士德博士同盟，航天器升空过程中防火瓦片的片片飞舞。但是初学者是承受不了多少难堪的，如果他知道你看见他的病牙，他也许愿意当面嚼一块石头给你看。他就会那么笨! 人文学术活动，需要心灵的余裕。那种澹定的从容、综观全局{的平静，那时我真的连一星点都没有。 灾难般的两年过去了。两年里，我试图背诵《文选》全文，试图详解《全唐诗》与《全唐文》，试图综览古今一切《文选》专著和专论，试图搜集到所有《文选》版本、抄本和写卷。结果可想而知，以我的学力、财力和交游，还有时间限制，所有这些企图都没法完成。也不可能完成。期间论文题目几经转换，范围大为缩小，从“《文选》与唐代文学”转为“《文选》与唐诗”，又转为“《文选》学史”，终于定格为“隋唐《文选》学研究”。最后这个题目，相对而言对我还算合适：只在隋唐两代《文选》著述中打转，虽需远及明清近代，所涉典籍毕竟可以目数，对学力的挑战可以减轻许多；另外，对传统文化中“强解与不解混杂、诉说与暗示交并”的解释传统，以及古典文学对语言表达方式的特异执着，古代文人对知识的有意味的丰富运用，我已略有知觉。可是一系列转换就是一段段岁月的流逝，现在要细究早期集部注释学中的《文选》李善注与五臣注，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