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上“为历史而历史”的事是没有的，正如“为艺术而艺术”是澹语一样。凡修史者和评史者都按自己的意图，按自己的和所属社会集团的现实利益着笔，有自己的倾向，有自己的价值观，最终是挟有本人和本集团的现实利害祸福的情结；当然也不得不顾公是公非和时代统治性的价值观，否则就会被讥为“秽史”和“悖论”了。要之，修史和论史都得为现实服务。宋朝司马光当主编，修了一部自战国至五代的编年通史，神宗赵顼毫不含糊地名之曰《资治通鉴》。“资治”者，借鉴历代权力者统治庶民的法术之谓。鉴古是为了知今和治今。前人常常夸大史籍的威力，当然也和手中不掌握实际权力的儒家自神其术有关，说什么“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什么“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之类的大话。事实是，几千年来乱臣贼子照样干他们所要干的活，而且一代坏过一代。权之所在，利之所在，物欲之所在，猛人干坏事从不眨眼。何况“赢家”们都料定，历史是会按照他们的需要编写出来的，至少一段时期内如此，何足惧哉！诚如鲁迅所说，一炮能轰走孙传芳，一首诗是毫不管用的。 “资治”也好，将历史作为参照系，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也好，面对的都是现实。忽然议论某段历史，某个人物和事件，目的也在借古喻今，批判性的则是“讽今”。这也是从来皆然，十分正常的。 可是有一段时候，“借古讽今”却曾是大逆不道的罪名。众所周知，吴晗、邓拓都是这条罪名上惹的祸，还有不少文人栽倒在这条罪名上。说来也怪，早于吴晗们栽倒在这条罪名上之前约十年，也有人“借古讽今”而毫不被追究。当胡风案发时，报上说胡风批评文学权力中心人物周扬、何其芳等人是“清君侧”，这分明是借西汉景帝时晁错故事的“借古讽今”，竟妄将人民领袖比作专制皇帝，可谓很不“正动”。鄙人正是在“扩大化”时期说了“清君侧”一语以专制君王比拟人民领袖为不妥，被定为“反党”言论之一而被“扩大化”进去的。同样是“借古讽今”，也有幸有不幸，世界真奇妙。 幸而倒行逆施的年月毕竟过去了，人们的神经也已比较健全，不再那么心虚或病态的敏感了，借古喻今或讽今这一正常行为也不再犯忌了。既然读过几句历史书，又要想想事，现实中不少现象，遇机触缘便会想起历史上的某种色相，发发议论就要带到历史，人生批判也关联着历史批判，有时似乎比就事论事更多点姿趣，因此这些年来乐此不疲。 有时，哪怕纯粹是谈古事，也常由今事引发，大抵是以谈历史来抒现实之慨。比如，1988年我作《魏晋清谈人物剪影》一组文字，是因为友人王元化办《新启蒙》丛刊，当时一位权威人士发话道：“现在只要奋力四化，还要什么启蒙？简直是清谈误国！”因此专门来论叙魏晋清谈，辨明误国并非由于清谈，而是国将误了，人们才议论纷纷，其中议论之玄远者便是“清谈”；并以清谈人物的事例为清谈雪诬。后又作《汉末清议人物剪影》，亦系感激于时事而作。这两组文字均收在《中古文人风采》一书中，纯是借史寄慨之作，字面上毫无指斥时事的踪迹，但有心人都能省察作者的命意，对普通读者也能提供一点历史信息和历史评价。 但本集所收的文字，却都是历年来因议论现实而引征历史之作。或由说今而引古，或因论古而及现实世相，实际上只是谈今说古，而非借古讽今。即使少许篇章因话题敏感，说得吞吞吐吐，如今借古讽今也已无禁忌，自亦无妨。俚谚有“指桑骂槐”之说，如果这槐有可骂之道，指桑以骂之亦不为过，又何必避忌？故径以“桑槐谈片”命名。是为记。 （本文为《桑槐谈片》题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