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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净的论著注重从历史与地域的时空纵横两个系统来分析这个民间故事，而且特别重视民众与官方以及文人创作的差异以及民众的感情与想象。在历史层面上，结合董永故事本身的形态，划分为董永故事的雏形期、渐变期、转型期、重铸期四个时期。在地域层面，从最初的山东博兴到后来的江苏丹阳、湖北孝感，乃至在清代以后又传到了广西、云南等地。 因此董永民间故事的系统经过此番梳理已经大致呈现出来，在这里主要 就董永故事的雏形期谈自己的一点阅读感受。 故事雏形期在本书中作者界定为从汉代到魏晋时期，作者推定故事文本原产生在汉代下层社会，后来这个民间孝子故事被官方有意识地采纳进行孝道宣传，后来又反哺于社会。作者强调指出，父慈子孝这种发自天性的情感是先于文本而存在的，民间故事首先是民众情感的自然流露。 而这一民间孝子故事后来作为汉代孝观念宣传的一个典型，这种传播途 径在汉代的画像石中也可以看出来。由于我的博士论文《两汉孝社会伦理及其传播》考察的就是汉代孝观念的传播情况，对这一历史时期，我个人相对熟悉一些，因此和郎净的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是重合的，因而我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郎净的博士论文对我有很大的启发。郎净的论文在论述汉代画像石时，注意到了其民间文化的特征，汉代画像石上的图案往往是社会上共同认可的人物形象。从而在这个层面上郎净论证了汉代的董永故事的民问性，董永在汉代的实际情形不像有些学者考证是一个上层官员形象。汉代画像石作为了解汉代民间社会的资料，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即地上的祠堂和地下的墓室的图案的功用是不一样的。 我发现汉代画像石中的孝子图像主要集中在地上祠堂的画像石上，而不是在地下的墓室中。地上祠堂是展览给公众看的，因而代表当时社会普 遍认可的伦理规范，如汉代董永图像就是出现在武梁祠堂上的。而地下墓室中的画像石图案则更多具有个人的隐私性，一些有违当时时代伦理 的图案如性生活图案就只能在地下墓室中存在。在这一历史时期，郎净主要论述了董永故事的务农与孝亲两个特征，抓住了这个民间故事存在 发展的两个基本母题，即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以孝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规范的农耕社会的特征，而董永这个人物正是庶民之孝的最佳形象代言人。在汉代画像石董永孝子图中，董永父亲的形象占据整个图案很大的比例， 而董永的人物在图案中相对较小，这说明当时的孝道是以子事父母为中心的。在故事雏形时期，郎净通过她的研究，揭示了董永从佣作养父到卖身葬父，从以父为重心到以织女为重心的故事自身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就是在这一时期孝子型的伦理故事也在渐渐向情感型的爱情故事演变。 在这里，我也提出一点与郎净不同的看法。郎净认为汉代的神仙世界距离凡人相当遥远，只有上层社会的人才能与天神交游，所以董永画像石上的右上空飞舞的图案，不可能是织女，而曹植笔下的神女，也不可能是织女。而汤池先生在《文物))1979年第2期的《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一文中说汉代是有织女像的，西汉班固的《西都赋》中也有提到。因此汉代可能是有织女形象的，当然这一点在郎净的整本著作中并不是个关键环节。 而细节上的争论在学术研究中也是难免的。汉代董永画像石上是否已出现织女图案?或者说即使考定了确实是织女图案，那么是否意味着在汉代董永孝子故事就已转变成一个爱情故事?或者已经有了爱情发展的可能性?这些问题由于材料不足，还不能马上下结论。郎净对汉代的董永故事的分析是严谨的，在没有足够的材料的支持下，还是将这一时期视为以孝为中心的孝亲故事，只是到了魏晋时才向感情型的爱情故事发展。 在从唐代到清代的故事渐变期的论述中，郎净注意到了不同的民间故事载体与群体中其所代表的意义是不同的，如在孝子类的宣传与地方志中，故事主要人物以董永出现；而在各类民间故事、传说、戏曲中，织女或七仙女才是真正的主角，壁画与民间工艺中董永与织女是并列的；而在宋代文人的话本创作中，董永的身份也发生变化，从原来的农民变成了书生，这很明显是文人的自我意识的反映。这三种方式，实际上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即官方、民众与文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