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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地灵人杰，有悠远的人文传统，明清两代科甲兴盛，县人颇多以举业入仕者，涌现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明代黄佐是一代儒学名臣，他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大半生精力投之于兴学育人、砚田笔耕的生涯，成为明代岭南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清代出人更盛，以儒学宦业闻名者如黄绍统、黄培芳、杨大玉、黄子高、曾望颜、何璟等，近代又有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民族企业家方举赞、以“中国第一位西医”享誉的黄宽等，都是其中之代表人物。许多香山名人都很关心家乡的文教建设，而地方官员中也有在保存地方史事掌故上独具眼光者，所以香山地方文献资料比较丰富。仅以地方志而言，香山现存县志自明嘉靖邓迁《香山县志》以下，还有清康熙申良翰《香山县志》、乾隆癌煜《香山县志》、道光祝淮《新修香山县志》、同治陈澧《香山县志》、光绪田明耀《重修香山县志》、民国厉式金《香山县志续编》、中山文献委员会《中山县志初稿》、佚名氏抄本《香山县乡土志》等，加上清乾隆印光任、张汝霖等编撰的《澳门纪略》，一共有九种之多，这在广东各县中并不多见。 如此丰富的方志资料，加上相关的史部、集部著述以及外文资料等，关于明清两朝香山县的主要情况应该是相当清晰的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地方志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记事往往有隐恶扬善、夸大掩饰之弊；官修正史一般都详于朝政大事，对局部的地方性的事务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涉及到有关的某些重要人物时，也多着笔于一生功业的顶峰，而略于或不屑于前期经历，略于细节，甚而会有”为贤者讳“的做法。所以，在当代勃然兴起的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中，香山是必定要涉及到的，但学者们常感史料不足，觉得还有努力扩大史料来源的必要。这批明清香山档案的整理出版，必定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为明清香山史地的研究，为澳门史的研究，提供不少新的视角和思路，甚而会带来某些方面的突破。通过对全部档案的校读，我们已经深有此感，不妨举一个例证。 姚启圣是清康熙朝名臣，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位传奇式人物。姚在出仕之初曾以旗籍举人资格担任过香山县知县，对此，《清史列传》本传只有很少几个字的记载：”由康熙二年（1663）举人授广东香山知县。八年，以擅开海禁，罢任。“《清史稿》本传所载稍详：”举康熙二年八旗乡试第一，授广东香山知县。前政负课数万，系狱，启圣牒大府，悉为代偿，寻以擅开海禁，被劾夺官。“两传对照来看，姚任香山知县有六年之久，后因”擅开海禁“被夺官。再据两传，他二次脱颖而出是到了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发生后，主动率长子姚仪”捐资募兵，赴军前效力“，中间隔了五年。此后，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一系列重大战事中功勋卓著，官位一直升到以兵部尚书衔领福建总督。我们关注的是姚启圣在六年之久的香山县任内到底做了什么？后来，徐元文在弹劾他的奏章中曾旧事重提，说他”自为香山县知县，秽迹彰闻，革职提问，永不叙用“。亦见当日所受的处置是很重的，问题自然不小。康熙二十二年，姚在收复台湾后不久就死了。在台湾之役后的论功行赏中，姚实际上受到不公正待遇，故到了康熙四十七年，他的过继给某宗亲的第四子姚陶出任淮安知府，曾专门请北方颜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源（昆绳）到淮安府中为姚启圣写传。王源深通兵学，为人慷慨傲物，长于辞章，他写的传对姚任香山知县一段经历作了如下描述： 公初至香山，澳门贼霍侣成弄兵，大吏不能制。公以计擒之，复叛，又率厅兵缚以归，海始靖。而督抚忌公才，顾以通海劾公，将置公死。公夜见平南王，以危语动之，王上疏白其枉，督抚皆自杀，而公罢官。 又过了若干年，至乾隆年间，与姚陶之子为同年举人的史学家全祖望再次为姚启圣撰写了《神道第二碑铭》，对于姚在平定台湾之役中的诸多谋略与功绩更较王传为详，但香山罢官之事并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内容。所以，如果仅凭史书和碑传，姚启圣的香山罢官”永不叙用“之案便成了不解之谜。所幸者，我们在香山明清档案中找到了与此事有关的原始资料，不但使得这段迷茫不明的公案大致清晰可辨，也对我们了解清初香山、澳门的情况，对更深入地认识清初岭南政坛社情和姚启圣这位历史人物多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