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进中的现代性——晚清“五四”散文论》丁晓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早在二十世纪末，丁晓原就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开启了报告文学理论学术史研究之先河。随后，他又连续出版《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论》《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等，可谓著述甚丰、硕果累累。这次他又推出这本《行进中的现代性——晚清“五四”散文论》，将其研究又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行进中”包含了进取心和谦卑意，“现代性”反映了与时代话语相贴近的理性清醒，“晚清”和“五四”又是两个难以攀登的高峰，“散文论”从报告文学转向散文研究，视域更加阔大了，目标也更高远了。也可以这样说，作者选取了一个极富挑战性也是颇有价值的选题，从中可见其思想品质和精神高标。 迄今为止，散文是一个被学界严重忽略的文体，其研究价值远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古代为诗国，也是文章大国，但却没人说是小说或戏曲之国的。第二，现当代中国新小说、诗歌、戏剧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大问题是，渐渐剥离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和密码逐渐遗失。西方现代的东西没了，中国传统的基因与密码丢了，于是它们就会成为无根的飘浮起来的文学。因此，如果将来要在新文学中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和密码，我们不能指望现代诗歌和小说等文体，恐怕要回到现代散文这个一向不为人重的所谓的“落伍”文体。第三，散文是一个有太多受众的文体，关于它研究的兴盛是早晚的事。第四，散文“易写而难工”，其研究更是如此。散文就如同水一样难以描述，更难用一种既成的理论进行规范和解释。当然，这为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用理论思辨还要用心灵去感悟，除了进行规范还要随地赋形，除了注重实写还要考虑到虚构。散文研究仿佛需要太极功夫，在看似固定的方圆、进退、呼吸动作中，往往更需要内化和融通，以参透阴阳之理和天地道心。 丁晓原在《行进中的现代性》中，将“晚清”和“五四”两个时段作为自己的研究范畴，并探究其间的承转起合，也考察其现代性超越意向，这本身就是一种“飞渡”。因为与诗歌和小说等其他文体同中有异的是，散文与中国古代文章虽有联结，有的方面还是根本性的、基因性的；但是，其断裂也是悬崖式的。这就如同郁达夫所言：中国现代散文中几乎每篇文章都有鲜明的“个性”，这与中国传统文章有着本质之别。因此，从“晚清”一巅飞渡到“五四”一端，那是多么冒险的事情，也对作者知识储备、文化积淀、价值观念、思想力量以及审美趣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令人欣慰的是，本书紧紧抓住“现代性”这一维度，从而在“晚清”与“五四”之断崖间拴上了一条索链，从中可见传统散文向现代散文过渡的刀光剑影，以及观念、文体之变。作者是将“晚清”作为现代性启动之点，通过各种研讨，逐渐抵达了真正的“五四”现代性彼岸。这是一次散文观念与文体现代性的长旅，其中虽不乏艰难的选择甚至困惑，但确定不移的目标让现代性追求义无反顾地前行。在此，有两点值得给予充分肯定：一是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反省意识，二是文体的现代理性自觉。这是飞渡“晚清”与“五四”这两座高峰的现代性关节点。如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鲁迅杂文的评价不高，认为它远远低于其小说成就，有人甚至极尽贬低鲁迅杂文之能事。然而，本书认为，杂文是鲁迅生命意识最深沉的灌注，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充分张扬和显现，也是在接续中国先秦传统尤其是孔子品评弟子的方式后，所作出的新的创造。这样的认识和看法是令人信服的。因为只从狭义对“散文”进行理解，而不从大散文——“文章”的角度观照，简单地评说鲁迅杂文，显然不会获得突破性进展。还有，对于鲁迅《野草》的看法，长期以来几成定论，它是优美的散文诗或“诗的散文”。但作者认为，《野草》是“‘诗体’的杂感”。他说： 指认《野草》是“个人杂感的诗意变体”，这是李欧梵的一种发现。在我看来，《野草》即是“诗体”的杂感。杂感写作是作为知识分子型作家的鲁迅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写作杂感表明了作者有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的社会责任感。这一文类的逞心而为，需要社会有一种让人自由言说的可能和写作主体拥有自主随意地思想的心灵。但是作家的知识分子化的本性与客观环境、主体心理环境之间，在鲁迅写作《野草》时产生了深刻的矛盾。鲁迅是“杂感”型作家(即思想强势型作家)，即使是作为小说家的鲁迅，也是以“杂感”型为其底色的。作为作家，表达的欲求是永远的，更何况鲁迅是“杂感”型作家，但语境与心境的阻抑又不可能如《新青年》时代，使他恣意地写作“随感录”。这样“杂感”变体就是必然的了。 这是一种现代性烛照，作者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对于突破既往结论有点石成金之妙。表面看来，对于《野草》之评价：一个是诗意，一个是杂感；但重心有根本区别，因为“诗意”更多指向文人士子的情怀，而“杂感”表征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现代理性批判精神。 当然，除了现代性的理性之思，丁晓原文本中也充盈着诗意的灵光，这使其理性之笔一下子变得柔软起来，也容易进入读者的心灵深处，拨动人们的心弦。如作者这样写道： 将“诗体”置于杂感之前用以指称《野草》，意指杂感的生成与形态是“诗化”的。“诗”为何物？诗无解。但诗性应是关联着主体的心灵，诗是一种最为心灵化的存在，因而也是最为个人化的……《野草》许多篇什让我们感受到作者被压抑着而又躁动着的精神世界。表现在语言形式方面，显见的是作者好用反复的表达方式。主体的内宇宙十分丰富而复杂，痛苦而彷徨，犹豫而前行，绝望而希望，朦胧而清晰，使作品凸现了一种主体错综纷杂的精神结构。而这正是作为散文诗诗性凝结的关键之所在。 时下的文学研究多走向文化研究，而缺乏文学性和审美性，所以研究往往变成了坚硬的、裸露的山石，不能像梁启超一样“笔锋常带感情”，更没有刘勰《文心雕龙》那样的天地道德文章，从而失去了山丰海富的葱郁和博大。读本书是一种享受，在平实的阐述和论证中，我们既能感受时代之意和理性之光，但也不乏关于人生的哲学与心灵的低吟浅唱，还有对一草一木、一花一石的感物致知。古人云：学问与人生要融会贯通。没有对于人生的彻悟，所谓的学术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当人生获得某种醒觉，学问才能变得通达晓畅，最后进入化境。 当然，由于本书面对的问题相当复杂，作者在飞渡“晚清”与“五四”时，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用“现代性”架起“晚清”与“五四”的天堑是必要的，但其间还应有非现代性所牵引的“桥梁”，即传统文化因素或说人生的要义，这往往与诗歌和小说等文体的转型有所不同。期待晓原在后续的研究中，就现代散文对传统性的推衍这一课题进行开掘，这是很有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