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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敦煌藏经洞传世最为集中、最大数量、最具学术含量的法藏、英藏敦煌古藏文数据为典型材料，结合同时流失的汉文文献和其它文种的文献，以及金石碑刻、出土简牍文献等，深入、全面研究自松赞干布创制吐蕃文字并记载吐蕃王国早期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的客观状态，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藏民族具有丰厚优秀的文字、文化传统，在唐代创制文字之后，吐蕃王朝留下了无数的写本文献和大藏经，是我国文化建树最多、成就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对于藏民族吐蕃时期开始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的研究，可以充分论证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西藏和内地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交流和相互学习，是藏汉民族关系的主旋律。藏汉和亲、甥舅之谊，以及文化社会的共生共荣、唇齿相依，形成了血肉相联的关系。 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藏学研究和藏学文献的出版，拨出巨资进行藏文大藏经即《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对勘工作，这是十分必要、意义重大的民族文化建设项目。相比之下，整理出版海外敦煌藏文和其它文种如回鹘文、梵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等文献资料，更有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深远意义。其原因是：一是资料大部流失在国外，由于各种政治或人事原因，整理出版的机会稍纵即逝；二是科研十分需要，国内研究目前主要依靠国外已经发表的图版和成果，即使这样也很难看到。三是价值重大、不可或缺，这些材料年代贯穿于五至十世纪，历史悠远；四是涉及领域广阔，远远超出通行佛教经籍的范畴，包括了大量的社会历史文书，尤其是早期西藏历史、吐蕃与中原关系史等最早最直接的数据；五是涵盖多民族多语种的不同时代的信息，具有多元的文化价值。 英藏、法藏材料长期以来一直是五至十世纪中原和吐蕃历史的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可惜国内目前仅仅有王尧等编纂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目录，而关于英藏材料则连完整的目录也没有；学者们一般无缘对具体文献进行直接研究。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等单位购买了法国的缩微胶卷，但是当时制作时就已缺失很多，其它单位更难看到。即使国外的研究也主要依靠缩微胶卷，尚没有完整的纸面出版物行世，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西方着重于文字学、语义学的传统来说，民族古文字资料研究一直是热点。将全部英藏、法藏藏文文献研究、整理、出版，更是我国几代藏学专家梦寐以求的大型文化工程。 从2004年起，西北民族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联络英国、法国国家图书馆，准备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民族古文献。在2005年初得到两国图书馆的响应，并且在国际敦煌项目(IDP)第六次会议（北京）期间，和两国图书馆负责人商谈，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分别签署了合作编纂出版的意向书即实施细则。2005年4月，西北民族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召开“海外民族文献研究出版会议暨签约仪式”，邀请在京的中国敦煌学家和藏学家、民族语文学家约30人，讨论英藏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和其它流失海外民族文献的研究出版工作，共商敦煌藏文文献编纂出版盛举，共谋研究、编辑、出版大计，听取各界专家的宝贵意见建议，得到了与会人员的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西北民族大学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签定了合作编纂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和《英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协议。 与会的敦煌学专家和藏学专家一致认为：通过出版形式回归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第一个阶段是整理出版敦煌汉文文献，可谓第一个里程碑；第二个发展阶段，或者说第二个里程碑，就是整理出版民族文献，其中最大宗的是藏文文献。它的整理研究出版，可以带动起一大批专家学者，兴起一波研究浪潮。出版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古代民族文献，对于整个的民族文化，对整个中古历史研究，对于我们多民族的自身认识和亲和认同，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过去材料和研究优势都在国外，我们常常要通过外国的研究成果来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那是迫于无奈；而今国运强则文运盛，希望能够开创研究出版海外民族文献的新篇章。抢救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献是全国各民族的一件大事，从规模上讲不是个别的而是全面的抢救回归，从行为上讲不是少数单位的偶然行为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性质上讲是一个综合的全息的文化工程而不是简单的影印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