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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古藏文写本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内收藏的敦煌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主要包括了伯希和从莫高窟获取的汉文文献4000多件，藏文文献4000多件，还有其它粟特、龟兹、回鹘、西夏文文献等。文献来源一部分是来自藏经洞，即五至十一世纪写本；另部分来自莫高窟北区石窟，约为十一至十三世纪写本。其中特别是出于藏经洞的材料，大多属于吐蕃佛教的前弘期，是中古民族文化兴废继绝的重要文献。也是我们研究西藏文明史、汉藏关系及吐蕃统治时期各个方面的主要参考文献。 法国汉学界是海外敦煌学的一个重镇，既有伯希和所获的丰富藏品，又有雄厚的研究传统，从沙畹以来的汉学大师，如伯希和、马伯乐、戴密微、谢和耐，以及藏学、中亚学的顶尖人物，都对敦煌学有或多或少的贡献。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科研中心敦煌学研究组的成员，发挥集体的优势，陆续编辑出版了《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和五本敦煌学论文集。 法国拉露小姐 (1890～1967)，曾研究过藏文佛经及《〈甘珠尔〉目录》等。后任巴黎大学教授。她终身未婚，以毕生精力对伯希和运到法国收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藏文写卷进行整理编目。《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共编成三大册（是选班而不是连续编号），第一册(1～849号)，1939年出版；第二册(850～1282号)，1950年出版；第三册(1283～2216号)，1961年出版。这部目录为各国学者研究敦煌藏文写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汉学大师戴密微《吐蕃僧诤记》根据P.4646号王锡撰《顿悟大乘正理决》为主要材料，参考了敦煌藏文文献，还原了792～794年汉地僧人和西藏僧人关于禅宗顿渐体验的一场论战，最后失败一方退出藏地的重要史实。 我国古藏文文献研究概况 我国藏学研究的先驱于道泉先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负笈巴黎就学时就注意到这些文献的重要价值，且受当时北平图书馆的委托，谋求对这些文献进行复制、摄影，以期携归国内供国人研究，但由于受到管理人员的掣肘，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只能临渊羡鱼，以致国内学人长期无缘从事研究。1961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建议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把英国国家图书馆印度事务部所藏敦煌藏文写本胶片也收购进来，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陈先生的建议未能实行。 我国学者对敦煌藏文文献的价值虽早有认识，对其研究也酝酿已久，但成果的发表却迟至1978年，开风气之先的当为黄文焕先生发表的《河西吐蕃文书简述》一文 。该文通过对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以及兰州等地所藏吐蕃文书的调查与整理，指出现存河西的吐蕃文书达9000多页，并论述了这些文书多方面的宝贵价值。这些成果引起了我国学界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广泛重视。 继其后，王尧、陈践先生合力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研究，切入点就是法国学者巴考等着《敦煌吐蕃历史文书》（1940年版）和法国科学院与巴黎国立图书馆合作影印的两巨册《法藏敦煌藏文写卷选刊》（1978、1980年版）。《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共存三件，编号分别为P.T.1289、S.T.750、Or.8212-187，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是研究吐蕃历史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王尧、陈践合力将其译为汉文发表。 近年，由王尧主编，陈践、褚俊杰、王维强、熊文彬参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也得以问世 ，公布了全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目录，计有编号4450个，含3375个卷号。这是对研究古代藏族文献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除藏文外，敦煌还出土有一大批与吐蕃密切相关的汉文文献，他们与藏文文献一样，对于吐蕃史和汉-吐蕃关系史来说，无论就历史、地理，还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甚或宗教、民族学，都是第一等重要的数据。于道泉、王重民、向达诸先生都曾对此花过心力，在海外访问、研究期间，孜孜不倦搜集、抄录，作过报导。上海古籍出版社从1994年至2005年编辑出版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献》总共34卷中，就包括了伯希和的全部汉文、粟特文、于阗文搜集品，其中还包括了许多吐蕃时期的汉文文献，以及被同时编入“Pelliot tibétain”序列的汉文文献。 本书编辑出版的意义和过程 随着敦煌、吐鲁番、黑水城文献的发现，出土文献的多样性已经极大地超越了传统文献学和佛、道等专题文献学确定的范畴。对这些大宗新材料的研究方兴未艾。虽然敦煌、黑水城的文献发现已有百年左右，但是由于国人长期不能看到资料，仍然是相对新颖的国际显学。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