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也是中国文物考古获得殷墟甲骨、居延汉简和敦煌、吐鲁番、黑水城文献的重大发现的时期。1900年敦煌藏经洞打开，发现了大约40000件写本、刻本和艺术品，其中包括四至十一世纪的汉文写本和七至九世纪的藏文写本，以及回鹘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梵文、希伯来文写本等。涉及到从北朝、隋唐、五代宋初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宗教、科技、医药、历法、文学、艺术、音韵、民俗等等当时的人文学科几乎所有方面。但是，由于中国的积贫积弱，以及落后于西方的社会进程，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数万件珍贵的古代文献文物流落到英国、法国、日本、俄国、德国等地。从此开始，中国学术精英就远涉重洋，开始了漫长的抄录、摄影、研究出版的历程。此中辛酸，诚为中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支持下，以英藏、法藏、俄藏敦煌西域汉文文献出版为标志，大批流失海外文献通过出版形式回归祖国，促进中国的相关学术研究大步赶上了已经领先百年的西方和日本，呈现出波澜壮阔浩浩荡荡的场面。但在此十数年中，整理出版工作主要集中于汉文文献；对藏文和西域文献，特别是民族古文字文献，还关注不够，尤其是最大宗的敦煌古藏文文献仍然不易为国人所见。 所谓古藏文文献，是指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公元842年末代吐蕃赞普达玛灭亡以后，吐蕃动乱百年，经籍文书尽毁，而现在所见大多是宋元以后重新集结起来的。幸亏早期从松赞干布开始七至九世纪的大约10000件藏文写本保存在敦煌藏经洞中；同样也非常可惜，这些独一无二的藏文数据于1906－1908年分别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劫往英国和法国。中国学者通过缩微胶卷和外国出版物的发布，才得以艰难地进行研究工作。而到现在，继全面出版流失海外的汉文文献之后，藏文文献以出版形式全面回归的机遇终于到来了。 西藏早期文化与文字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同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主要成员之一，西藏历史和文化也是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地域辽阔，人民兴旺，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也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多元化和不平衡性。 早在远古时期，西藏就有大量的细石器工具用于生产劳作。但是西藏文字的产生，却是在公元七世纪。藏族的民族英雄和伟大政治家、军事家松赞干布（？～650）在七世纪统一了吐蕃，并同唐朝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以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联姻为代表的和亲政策，对于藏汉民族的联系，对于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据几部重要藏文史籍记载：藏族原无文字，松赞干布派遣屯米桑布扎赴天竺学习梵文和佛法。他学成之后返回吐蕃，遵照法王旨意，据梵文创立了藏文。屯米桑布扎从梵文的34个辅音字母中，剔除藏语中没有的11个音素，又据藏语的实际增补了7个，制定了30个藏文的辅音字母。又从梵文的16个元音字母中，选出4个与藏语相符的，设计了4个元音符号。他根据梵文兰查字母创制了藏文正楷，又根据乌尔都字母创制了草书，并用藏文写下了8种文法书，翻译了《宝云经》等20余部梵文佛教经典。 藏文从创制到十五世纪初叶的800多年间，有三次重大修订。第一次厘定，是在赞普赤松德赞执政以后，为了改进藏文，命噶、焦、湘三位译师厘定藏文，统一佛学名词等。第二次厘定，是在赞普赤祖德赞执政时期。译师们主要是统一佛经译语和简化正字法，以适应语音变化、文字规范和使佛经通俗易懂的要求。当时还编写了《语合二卷》和大、小《翻译名义集》等语法修辞和字典一类的工具书。《丹珠尔》杂部的《语合二卷》里收录了这次厘定译语的法令全文和厘定译语的词目。这次藏文厘定工作得到了吐蕃赞普的支持，以法令形式强制推行，取得较大成效。现行藏文基本上与这次规范后的藏文相同。这次文字厘定也成为鉴别古今藏文的重要标志。第三次厘定，是在吐蕃王朝分裂后，末代藏王达玛之子奥松在阿里地区建立了古格王朝，古格王益西奥执政时期，命大译师仁青桑布对藏文进行了最后一次厘定。藏文经过三次厘定，更加完善，表述更为准确。 我国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吐蕃历史文献，产生于七至九世纪，几乎和藏文的创建同时开始，直到九世纪吐蕃势力退出敦煌为止。这批数据无疑是藏民族最早的文字记录，承载了西藏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早期历史即吐蕃历史。敦煌古藏文文献总量将近10000件，以此为对象的研究，对于全面了解西藏历史，诠释藏族文化，认知藏汉文化的双向交流，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伯希和获取敦煌藏文文献的情况 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分别在1906年、1908年从敦煌劫掠的文献，分别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关于法国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获取文献的情况，在其报告、书信、笔记、回忆录中都有详细的纪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