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颜鲁公书，古今书苑不祧之祖，衣钵相沿，千潭印月。正书丰碑煊赫有名，行押简札亦足以洞心骇目，如《争座位帖》即为其一。颜真卿(七〇九──七八五)，字清臣，京兆万年(今西安)人。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人称“颜鲁公”。抗击安禄山叛乱有功，立朝刚正，后被人陷害。工书，真、行、草皆精。实学褚遂良，略得笔法。三十五岁双访张旭求授书学，心得其意。有《述张旭笔法十二意》传世。颜书正楷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草遒劲郁勃，开创了影响深远的“颜体”。今传世墨迹有《自书告身》、《祭侄文稿》、《刘中使帖》等，原帖有《多宝塔感应碑》、《东方画赞碑》、《麻姑山坛记》、《颜家庙碑》、《颜勤礼碑》、《大唐中兴颂》、《关刘太冲叙》、《与蔡明远书》、《关裴将军诗》等等。 颜真卿行草书迹，传世有三十多件，其中有《祭侄文稿》、《瀛州帖》和《争座位帖》得到历来书家激赏，前两种为墨迹，后者是刻帖。 《争座位帖》是颜真卿在唐代宗广德二年(七六四)十一月写与郭英乂仆射的书信稿，真迹传有七纸。宋时曾归长安安师文，安又摹勒上石。作为行草书的长卷，此帖与王羲之《兰亭序》往往并称，饮誉书史。 北宋苏轼评曰：“此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书，动有姿态。”(苏轼《东坡集》)。又明孙矿云：“此帖首十余行尚觉屈僵未舒，'至仆射批'以下乃始活泼飞动，至'皆有等威'后又更浑化入妙。结末娄行笔已倦，意已懈，而余兴淋漓更出屋漏雨迹。”(孙矿《书画跋跋》) 清王澍将《祭侄文稿》、《察伯文稿》及此帖比观，认为：“三稿皆公奇绝之作，《祭侄》奇古豪宕，《告伯父》渊润从容，至《论座》则兼有《祭侄》、《告伯》两稿之奇，情结不同，书随之异，所以直入神品，足为《兰亭》后劲也。”(王澍《虚舟题跋》) 《争座位帖》有不同摹本传世，清王昶于《金石萃编》卷九十三记载宋以来摹刻者七种：一曰京兆安氏刻本，长安安师文刻，见《东坡集》。二曰吴中复重刻本，中复守永兴时再摹刻，见元袁桷《清容集》。三曰朱襄阳临本，见北宋米芾《宝章待访录》。四曰北京本，见明叶盛《篆竹堂稿》。五曰戏鸿堂本，见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六曰嘉善魏氏本，即半村钱旃摹本，嘉善魏学濂正之。七曰关中本，见王澍《竹云题跋》，今在西安府学碑林。另外，王昶还讲到自己手里也有一“南宋时拓，国初为无锡钱陆灿湘灵所藏”的本子。除此之外见于前人题跋、著录中的版本，还有多种，但是无论如何，西安碑林的关中三是刻石最早，帖石存在而面貌逼真的善本，其影响也最为广泛。 上海图书馆本经清崇恩、李国松所藏，后有何绍基长篇诗跋，时在咸丰戊午（一八五八）。此册剪裱经折装，册高三十七点四厘米，宽十九点四厘米，帖芯高三十一点一厘米，宽十五点二厘米，计八开。第四十三行“出”字未损（有虫蛀痕）。纸墨黝然深润，神采充溢，古香可掬，为宋时精拓的关中本。 鉴别刻帖拓本是否为原刻，或者是其它的某种版本，是一件错综复杂的事情。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原石尚存，对于宋帖来说，石存者已罕见。《淳化阁帖》原刻宋时已毁，然明刻肃府本，清刻费甲铸本的帖石俱在。二是原石虽然已佚，但以往鉴藏家曾确认过若干拓本的真本，而真本又被保存下来成为后人的根据，如《大观帖》若干卷、《群玉堂帖》、《孙过庭书谱》（太清楼本）等等。三是原石早佚，鉴藏家既未留下真本，又缺少对真本本身（不是题跋、印章等）特征的详细明确的描述。有的仅仅是一点简单、含糊的着录和传闻。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出判断就比前两种情况要难得多。 《金石萃编》归纳出《争座位帖》的七种版本，其中关中本石在西安碑林，戏鸿堂本则有《戏鸿堂帖》流传，北京本晚出而且石裂，故这些版本容易辨认，页面是其它四种尚难以弄清，前人也做出过种种推测，如孙矿《书画跋跋》就认为吴中复刻本即安师文刻等等。 《争座位帖》的众多版本，出自明清丛帖者在此不论，单刻善本尚可区分两类。关中本（存西安碑林）摹刻极精，石的纹理与石花多而明显，所谓“皱纹如縠，裂纹如筋”。故宫博物院藏一册，封面翁方纲题签“宋拓争坐位”，“出入王命”之“出”字也不损，可惜此册开本小，剪裱时错简甚多。再有一本“冠”前缀点不连石花，略晚于前者。咸丰年间归唐翰题家。 另一类《争座位帖》极似关中本，然字画稍肥，笔画的轻重枯润不有关中本表现得真切。故宫博物院有一本浓墨精拓，清时长期藏翁方纲处，题识甚多，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后转徐松手。后有吴荣光、何绍基、徐乃普等题跋。 这里再引录涉及版本的题跋几则提供考证的线索： 杨绍和题跋： 袁桷《清容集》云：《争坐》真迹在北京兆安氏家，尝刻以传世。吴中复守永兴，以安工所刻尽笆意，因再模刻。王虚舟《竹云题跋》云：或谓关中本即安氏刻也。考吴中复以龙图阁学士出守在熙宁间（一〇六八-一〇七七），则安氏刻此石当在熙宁前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