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小说作者，对色彩的关注，应当不亚于画家。他的眼，有着警觉，当任何一种颜色，新奇的，别致的，峭壁上天生的，夹缝里独有的，冒出了头时，都能心存目想，注意捕捉。于是有一天，我感觉自己突然生发出这种捕捉的冲动。我屏声静气，仿佛稍一惊动，眼前的目标便会遁去。这是在读了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之后。民国早期的紫禁城内外，云谲波诡，百怪干奇，我却偏偏对其中的明裔 “延恩侯”朱煜勋，产生兴趣。他的色彩，与众不同，是我浏览过的人物中，存得下记忆的一位。书中的叙述，比较简单，只说他是明代皇室的后裔，前面十几代祖宗，被清朝皇帝安抚，封为“延恩侯”，世袭罔替，传到他，已是卑庶之家，门祚衰落。他读书不多，沉静谦虚，居住陋室，衣衫蓝缕；备有名片，印着如下字眼： 明裔延恩侯 朱煜勋 炳南东直门北小街羊管胡同 当逊帝溥仪召见时，他穿着借来的清朝冠服前去。当庄士敦要亲往他家回拜，他以寒舍没有客厅而婉拒。 这是时代转型期，特有的过渡人物。不是清朝皇室后裔过渡到民国，而是明朝皇室后裔过渡到民国——带着清朝给予的甜酸苦辣。这类明朝皇孙，既无翻本之时代条件，又乏崛出之个人能力，庸耳俗目，孤立寡与，盘点往事，恨少建树，只能孑然孤行，任人掬抛。不难想象，其抑郁愤懑，落魄辛酸，浑涵于言行举止中。文学应当探其阃奥，抉其神态，展现其特殊色彩。而中国的士子，三百年来，多有“晚明情结”，面对明朝倾覆，常常生发陵谷沧桑之叹。这除了受汉室为正统的传统思想影响外，明季史实的惨烈，也是缘由。所以明朝皇孙，在让人鄙薄的同时，也让人同情。 我据此想象开去，设计了这样一个末路皇孙——朱沛哉，他英俊漂亮，可是命途多舛。在北京，他追溯家谱，不安简陋，左支右绌，困苦颠连，碰撞是非，生发波澜，忽攀高枝，彰显门面，忽堕谷底，灰头土脸；然后远遁来沪，将上海作为他的活动舞台，或仰首伸眉，跃跃欲试，或心灰意懒，泄沓如故，或情场得势，春风骀荡，或悍妻变脸，秋草逢霜，或洪门主事，声气高昂，或枪支被夺，险境频生。最后，被命运驱赶，在一问“新房”里，同时遭遇三位有瓜葛的女性，情势危迫下，作了不得已的选择——枪杀前妻，最后逃离上海。 这三位女性，一位是轿夫的女儿，一位是师长的女儿，一位是资本家的女儿，也是因为性格不同，色彩不同，能起对比效果，所以摆在一起，与朱沛哉演绎恩怨故事。朱沛哉的活动中心，从北京移到上海，并非是前后两段，互不关联，而恰恰也是着眼于北京和上海色彩的不同，让众多人物搬迁过来，在北方“厮打”，在南方又继续“厮打”，在颜色对比中，完成性格的续接。当然，重点是在上海福禄街——因为我始终记着：这部小说是我的旧上海“福禄街人物志”之一。 书中写到棉花，也写到棉纺织厂。一则由于，朱元璋重视棉纺织业，在他推动下，“种植棉花从此成为全国性的事业”(吴晗《朱元璋传》第231页 )。让他的子孙同棉花有“牵扯”，是切题的，算是子孙活在祖宗的事业里；二则由于，八年前，我常常从上海虎丘路自己的单位出来，踩着早春淡淡的阳光，走两百余米，左拐弯，到北京东路“纺织局地方志办公室”，向纺织业的“老法师”们讨教，从旧上海棉纺业的兴衰，到纺织工序，茶会市场，花行掮客，棉花等级，以至三十年代梳棉机上的锡林每分钟180转，都打听得详详细细，以求了解纺织业的历史真相。想不到当时积攒的此类知识，如今派用场了。这样，“福禄街人物志”又因了皇孙朱沛哉，向棉花行业启开了窗口，这也让小说多了一重色彩，而不是只限于戏台歌厅、战场情场之类。 文学场地，如今有叙事伦理的样式之争。“价值选择清晰”说，“反价值选择清晰”说，各从其志。依我看，每种样式都天然合理；一刀切，不如相互宽容。宽容是上帝也认可的模式，宽容让多元和谐共处。事实上，作家在写作中，更多的是写起来再看，让人物行动起来再看，不好事先用“清晰 ”、“反清晰”的绳墨，拘牵自己。 但无论如何，“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这一条思古怀旧的伦理，其价值表白应是清晰的。末路皇孙朱沛哉，志非不高，情非不深，却始终难以顺遂，只能怨怼于时代的那道夕阳黄昏了。 朱大路 2005年8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