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5月1日《新青年》杂志发表了鲁迅的小说《故乡》。即使不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观察，鲁迅的这次“故乡”发现也是意义重大的。虽然远到《诗经》的时代，“故乡”早就成为中国文学情感和抒情的维度，但只有在鲁迅的小说《故乡》，“故乡”才第一次如此引人注目地扩张为一个想象世界的空间。从鲁迅开始，“故乡”成为重新发现并生发各种意义的原点和动力，也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结构”原型之一。从故乡可以通向无涯远的世界，也可以实现无限大的文学野心。我们的视野放得再开阔些，未来无数的文学事实证明，鲁迅的《故乡》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意义，才一百来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多少作家成为《故乡》遗产的继承人。
    今天我们姑且不去谈论中国现代小说的“故乡”，还是回到当下年轻作家写作的“故乡”。年轻作家赵志明给更年轻的作家郑在欢的小说集《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写的序名为《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故乡事”同样是年轻作家文学出发的重要起点，甚至在某一个写作阶段，今天的年轻作家也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把自己最重要的作品献给了自己的故乡，比如当下中国文学活跃的年轻作家，像徐则臣、葛亮、阿乙、曹寇、孙频、甫跃辉、郑小驴、颜歌……如果我们愿意，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更长。
    2015年，颜歌的《平乐镇伤心故事集》出版，包括她此前出版的《五月女王》和《我们家》，小说的背景都是“平乐镇”。“平乐镇”，也就是颜歌的故乡郫县郫桶镇。颜歌说：“我终于在这一天发现，自己所沉迷的原来是我们镇的肮脏、丑陋和粗俗，我想用世上所有的诗意和美好来描述它，来告诉所有人，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世界，我深深地崇拜并热爱它。”也就隔了两年，90后小说家郑在欢出版他的小说集，这本《驻马店伤心故事集》竟然毫不回避地也用了“伤心故事集”做了书名的一部分，只是书名的地点换成了郑在欢自己的故乡“驻马店”。读两本“伤心故事集”，我相信郑在欢说“这样的故事不是小说，是用生命活出来的”，相信他这样说是诚实和诚恳的。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觉得颜歌和郑在欢献给故乡的“伤心故事”是21世纪初“青春文学”的一个变种。“伤心”，只是因为故乡是自己生命无法割弃的一部分，写“故乡事”是对自己旧日子的悼挽。这个变种，应该还包括媒体正在对一类作家的命名：“小镇青年作家”。也就在今年7月8日，思南读书会的第190场，主题就是“小镇青年与隐秘乡村——我们书写的这个时代”，四个年轻作家赵志明、张敦、魏思孝和郑在欢被集体打包到“小镇青年”这个有着特定空间指向的社会阶层。在“界面新闻”随后做的报道中明确指出：“现在有一群被称为‘小镇青年’的作家，以毫不避讳的姿态，写出乡村与城市之间最隐秘的景象。”“乡村与城市之间”有一个更熟悉的词就是“城乡接合部”，颜歌就曾经说过“这样城乡接合部是我的伊甸园，而我充满喜悦地从这里翻找诗意”。我稍微有点疑问的是，当以“小镇青年”命名一群作家时，究竟是他们小说的题材，还是身份，还是一种“小镇青年”的文学气质。
    
    “小镇青年”的形象被固定下来，贾樟柯的电影《小武》《站台》和《逍遥游》应该是功不可没的。城乡混搭奇观般的街区和无所事事却荷尔蒙勃发的青春身体构成了“小镇”和“青年”两个词的清晰所指，但当下媒体叙述中的“小镇青年”作家可能是与此无关的，他们和真实的“小镇青年”唯一相似的也许就是有着共同的“小镇”出生背景。但他们和真正的“小镇青年”相比，往往在他们的“青年”还没有最终完成时就被连根拔起去到更远的城市，就像“GQ中国”那篇特稿《阿乙：作家、病人，父亲的葬礼》写到的作家阿乙，作为作家的“小镇青年”最后抵达的总是省城、北上广、纽约等这些大城市，即使他们可能作为返乡者，居住在故乡，他们的心和野心还是属于大城市的。因此，就像关于故乡的“伤心故事”是“青春文学”的变种，“小镇青年”指认的青年作家也只是一个时尚的文学标签。而且如果他们知道“小镇青年”已经被“至上励合”这样的流行歌曲组合以一种相当轻浮和俗气的方式演唱，他们还愿意以“小镇青年”来指认有着共同出生地的自己吗？“腾讯大家”上有一篇旧文，题目是《不要骂小镇青年，小镇已经没有青年》。“小镇已经没有青年”，但城市里却出现以“小镇青年”命名的作家群体，这或许是我们时代的好玩之处。而如果“小镇青年”作家只能写关于故乡的“伤心故事”，如果这些“伤心故事”写出的乡镇隐秘，以及生命与人性的猥琐、穷极无聊只是“青春文学”的变种——“一个青春文学的城乡接合部版本”，对城市读者而言，它提供的更多是“奇观”和“炫异”，而“奇观”和“炫异”正是城市娱乐所喜闻乐见的，它恰恰耗散掉文学的创造性和创造力。因此，如果真有所谓的“小镇青年”作家，在他们的年轻写作时代，可能要向他的前辈和兄长辈的苏童、朱文、阿乙、曹寇等学习如何书写“故乡事”，而不只是“伤心故事”。
    当然更重要的，“故乡事”，肯定不只是“伤心故事”。除了“伤心故事”，年轻作家如何想象和书写“故乡”？我们这个专题的三个年轻作家袁凌、小昌和周恺的三篇小说是完全不同的“故乡事”。当70后作家都已经是当下的老作家时，袁凌俨然还是一个年轻的小说家。他有“诗经”之“国风”的写作理想。他的《雪落高山霜打凹》，我们要注意到其语言的及物性，这使得他可能专注做一个中国乡村动荡和剧变的记录者，这种记录不是观念和思想意义上，而是词与万物人情物理的共生关系，他的每个句子甚至每个词都是结结实实到达想言说的。语言的及物和准确可以有力矫正年轻作家写“故乡事”过于投入的“伤心”。小昌则没有袁凌这么老实，他的《蝙蝠在歌唱》，和《雪落高山霜打凹》类似，写老人回归凋败故乡，但这个故事是和“我”带着情人小景回乡嵌套在一起的，城与乡彼此如何生发意味？“乡”作为我们文学传统对“城”的警醒和反拨在今天还能有效吗？至于周恺的《不可饶恕的查沃狮》，写一个从乡、镇入城的流浪者，这个流浪者在今天每一个中国城市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他们是一个城市的幽暗和隐秘，一个我们未知的世界。即使从题材意义上，《不可饶恕的查沃狮》写城市里的乡人也不是我们已经熟悉的流水线、工地、餐厅、娱乐场所等可以见光的打工者，而是城市暗角的隐形人。这些因为各种原因流浪到城市的乡人，往往被认为是城市光鲜外表下的不安和潜在的恶，他们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又勾连着怎样的一个乡村前史，希望周恺不仅仅是一个新题材的开拓者。而如果即使只看写隐秘的乡村的部分，周恺已经发表的小说里，方言和乡村世界都是汗血蒸腾的粗暴和浑浊。
    不是不可以写年轻的“伤心故事”，如果不刻意修剪掉颜歌那样“我们镇的肮脏、丑陋和粗俗”，如果更是郑在欢那样“用生命活出来的”，当然可以写。怕的是“强说愁”，只是修辞意义的“伤心故事”。更怕，在大众传媒和出版营销的聒噪下，“伤心故事”的文学流水线快速上马，然后“伤心故事”成为炫痛表演。
    今天是女儿22岁生日，女儿也有十年的小镇成长史。有一天，她会写她的故乡“伤心故事”吗，会说自己是“小镇青年”吗？
    写于2017年7月11日能能生日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