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群是“东北作家群”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早期（30年代）创作真实、鲜活地反映了东北沦陷区的时代生活，展示了东北人民顽强抗争的文学图景。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代表作。这篇小说中，清晰地展现出舒群早期创作的倾向和维度，同时读者也能从中看到“东北作家群”创作的共性。
    王瑶先生在他的《新文学史稿》中首次以单节对“东北作家群”进行论述，让东北作家群开始以群体的姿态登上文学史的舞台，并日益成为被广大研究者所接受的文学流派。正如黑格尔指出的“每种艺术作品都有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的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舒群，以及与他建立深厚友谊的萧红、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罗烽、白朗等人，生于沃野千里的广袤黑土地上，1931年东北沦陷后相继流亡到上海以及关内各地，以笔为旗开始文学创作，并于30年代中期共同崛起。国仇家恨汇于笔下，日寇铁蹄下人民的悲惨遭遇、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成了他们笔下共同的主题。当然，萦绕在他们笔端的还有对故土和父老乡亲的深切怀念，以及那一份无法抹去的浓浓乡愁。
    “没有祖国的孩子”
    “乡愁”，似乎是中国文学一个永恒的主题。“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余光中《乡愁》）余光中的乡愁是孤悬海外，浅浅的海峡虽一衣带水，但故土难归、故人难觅，于是空怀惆怅，无法释怀。
    与之相比，“没有祖国的孩子”则更加凄惨，更加沉痛沧桑。日寇肆虐，铁蹄践踏让孩子失去了祖国，那份乡愁饱含国仇家恨，更加痛切，也更多无奈和义愤。落于舒群的笔端，便是泣血以告，声声呐喊。这份乡愁，是泣血的乡愁。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强调，小说家要对人的存在有本质的发现，并将其定义为“小说家的道义”。典型形象是这个本质发现最有力的体现之一，如俄狄浦斯王、《月亮与六便士》中的思特里克兰德、鲁迅笔下的阿Q，他们既是不朽的文学形象，更是作家的本质发现。“没有祖国的孩子”就是舒群，也是整个“东北作家群”笔下的典型形象。
    小说中的主人公朝鲜孩子“果里”想和别的小孩一样上学念书，“也住大楼，也看电影”，却遭到了苏联小孩果里沙的嘲讽，告诉他“血统上”的不同，而当果里问为什么中国小孩果瓦列夫（“我”）可以时，果里沙告诉他“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高丽这国家”。一切的一切，都只因为果里已经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孩子”了。
    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比，阿Q承载的国民性更沉重，人物形象更厚实；而果里承载的苦难更真切，人物形象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他既是东北数百万人民的群像，也是作家们的自画像。“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们在事实上都是些流亡者，他们亲身体验了故土沦丧的“黍离之悲”，是真正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没有祖国的孩子”，抗日救国和回归故土是他们心中难以化解的情结和内在诉求。
    侵略者的暴行和国人的苦难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不忍卒睹的素材，在那份“泣血乡愁”的牵扯下一分为二，一面是对侵略者暴行的揭露，一面则是对人民抗争的真诚礼赞。他们的创作为现代文学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改变了正面表现反帝斗争作品比较缺乏的局面。周立波在《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回顾——丰饶的一年间》一文中，对小说的时代意义给予评价：“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等，艺术上的成就和反映时代的深度和跨度上，都逾越了我们的文学的一般标准。凭着这些新的力量的活动，1936年造成了文学上的一个新的时代。”
    “对于生的坚强”
    和“对于死的挣扎”
    鲁迅在为萧红《生死场》写的序言中这样写到：“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这份力透纸背，不仅表现在萧红笔下，也表现在“东北作家群”其他作家的笔下，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同样如此。
    果里因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失去祖国和家园，父亲因带领成千上万的工人到总督府进行斗争而被残忍杀害，母亲希望果里“不要再过猪的生活”，让他逃亡到中国东北，寻找自由之路。在这里他遭到了太多的冷眼和嘲讽，但依然保持着生活的希望和坚韧。在果里“小的像我们宿舍垃圾箱”的小屋里，他双手合拢，让“我”猜里面的东西，在“我”总是猜不到后，他说
    “这里有爸爸,也有妈妈”，原来“是两个从像片上剪下的人头:男人是他的爸爸,女人是他的妈妈”。相信读到这个细节的读者，都会被深深感染和触动。
    在小说《邻家》中，舒群刻画了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朝鲜老太太的三个儿子因是“独立党人”而被捕，只能与女儿逃亡来到中国东北，以卖淫为生。面对前来寻欢的日文翻译不但不给钱，还打了姑娘的罪恶行径，也只能忍气吞声。在《海的彼岸》中，舒群描写的朝鲜贵族的儿子，在国家沦丧后逃到中国，留在故土的母亲思念儿子，来上海寻找，但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下却无法相见。失去祖国家园的飘零感和任人践踏的屈辱感，在这些历经苦难之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清晰。
    读者很容易发现，在舒群笔下有太多的朝鲜人。一方面，这样写是因为在国家被侵略的共同背景下，国家民族的不同是可以被忽略的，因为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有共同的苦难经历；另一方面，这样写有时会产生更强烈的效果。以《没有祖国的孩子》为例，全篇几乎都在写“没有祖国的孩子”果里，他说的那句“不像你们中国人还有国,我们连家都没有了”让“我”觉得“好像什么光荣似的”，虽朦胧但也能感受到“有国”的好处。但舒群立刻笔锋一转，“但是,不过几天,祖国的旗从旗竿的顶点匆忙地落下来;再升起来的,是另样的旗子了,那是属于另一个国家的——正是九月十八日后的第八十九天。”
    “有国”的我和“没有国”的果里相比，虽不至于沾沾自喜，但些许的庆幸必然在情理之中，然而猝不及防下，异国的旗帜升起，虽不至变成“没有祖国的孩子”，但那片乡土再也不是曾经的家园，“我”将变得和果里没有区别，那些被“我”目睹，果里惨痛、屈辱的经历即将接踵而至，那种冲击、那种绝望是可想而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写果里这个“没有祖国的孩子”从而触及到“我”，比直接写“我”的血泪控诉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时，那种“对于生的坚强”和“对于死的挣扎”着实可以力透纸背了。
    “插起祖国的旗帜”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纪念刘和珍君》），有时沉默并不代表是一潭死水，而是在积蓄能量。《没有祖国的孩子》中，当“我”要带果里去看电影时，在影场门前，守门的大身量中国人坚持不让果里进去，说果里“不是东铁学校的学生”，还讥讽道“谁不认识他，穷高丽棒子！”（这里我们不难看到鲁迅所说的“狼”与“羊”的辩证关系）“我”义愤填膺，高喊“他是我们的朋友”，果里则突然冒出一句中国话“好小子，慢慢地见”。听来虽有些拗口，但那反抗的力量已经初见端倪。
    果里一直受着日本“魔鬼”的欺压，“像失了灵魂一样死板，那兵用脚踢他的头，他的头仿佛有弹力地摆动两下，鼻孔有血流出”。笔者相信，果里的“死板”绝不同于闰土的木讷。直到“魔鬼”要走，把果里带到船上，他的反抗终于付诸行动，他“只觉得一阵的麻木,刀已经插进‘魔鬼’的胸口。然后,被一脚踢下来,再什么也不知道了。”果里的反抗有其自发性，但直接、干脆，外加一份畅快。所以，甚至连曾经讥讽他的果里沙都称赞“好样的,好样的,” “这才是我的好朋友!”
    确实，舒群善于刻画不同国家民族的人在侵略者统治下的屈辱与抗争。
    小说《沙漠中的火花》描写了日军侵略下的内蒙边区，蒙古人被迫给日军做苦力，强壮勇敢的阿虎太和朋友们一样，一直忍受着日军的肆虐和欺凌。但在看到日本人枪杀了自己的无辜同伴后，阿虎太终于忍无可忍，开始鼓动同伴一起与日军抗争。那句“不知忍耐多少辈子啦！难道叫我们的儿子孙子还得忍耐吗？忍耐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字字铿锵。就像《没有祖国的孩子》中，苏联老师苏多瓦对果里说的，“你不能跟果里沙去的。将来在高丽的国土上插起你祖国的旗,那是高丽人的责任,那是你的责任!”
    “插起祖国的旗帜”，“东北作家群”所反映的人民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斗争，把反帝爱国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成为了抗日文学的先声。在《现阶段的文学》一文中，周扬肯定了舒群小说创作的主题和艺术追求，“失去了土地，没有祖国的人们，这种种的主题，在目前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最近露面的新进作家舒群，就是以他的健康而又朴素的风格，描写了很少被人注意的亡国孩子的故事，和正在被侵略中的为我们所遗忘了的蒙古同胞的生活和挣扎，而收到成功的新鲜效果，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期待。”
    需要指出的是：在舒群的创作中，他很少从正面描写残酷的战争场面，而常常将笔触伸向普通民众的日常，注重表现外敌入侵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现实苦难，以及人民面对侵略奋起反抗的意志与决心。在小说《祖国的伤痕》中，舒群描写了一个流落街头的负伤军人，他穿着“不整齐而破旧的军服，惨枯的脸色，头发很长，长至颈下。在他那颓败的神情中，潜伏着一种流离的痛苦”。大家都觉得他是个临死的病人，小孩都能随便戏弄他，但他的身上珍藏着十几颗步枪子弹，心中依然坚定想着回到前线，眼中“露出不可抑止的骄傲”。这样的“避重就轻”似乎比直接描写军人在战场上如何英勇杀敌、不幸负伤更有力量，同时文学性也更强，情绪也更加饱满，相当于一笔浓墨重彩的抒情。
    清末民初学者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北方“民尚实际，故所作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南方“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此语不可谓不准，但不可一概而论，“东北作家群”的笔下就有浓重的抒情意味。
    诚然，舒群和他的朋友们以叙事为主，同时也以叙事见长，比起京派作家牧歌式的对淳朴人性、人情的赞美与讴歌，“东北作家群”的抒情显得不够细腻，分量也不足。但他们所追求和抒发的是一种国家情、民族情和故乡情，是那个风雨如晦时代的主旋律。他们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感受，用泣血的乡愁做引，以饱满的热情从事含泪的创作，呈现出一种深沉、凝重、激昂的审美风度。
    可以说，虽然舒群和他所代表的“东北作家群”是一个松散的创作群体，一个特殊的流派，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功绩不可磨灭。他们不刻意描写乡愁，但乡愁却是他们创作的底色和精神纽带，泣血以告、慷慨做书，呈现出独有的时代魅力。
    “没有祖国的孩子”艰难远行，不断求索，带着那份回归故土的忠诚企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