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国治 台湾作家，浪迹美国7年，曾以短篇小说《村人遇难记》备受文坛瞩目，1998年《遥远的公路》获得长荣旅行文学奖首奖。
    “人要任性，任性，任性。如今，已太少人任性了。不任性的人，怎么能维持健康的精神状态？他随时都在妥协，随时都在抑制自己，其不快或隐忍究竟能支撑多久？自己要做得了主。”这是作家舒国治曾写下的句子。
    舒国治已64岁了，一生只上过几个月的班，此外的时光都在流浪、闲逛、睡觉和聊天，40多岁时，他突然成了专栏作家，却与大多数以文字为生的人不同——他不混圈子，写得超慢，且不事长文。
    然而，在闲散、随意的表面，舒国治其实有他的坚持，他的文字干净、利落，看似快餐般短小，却有大餐一样的经营与功夫。所以他的书虽少，却能不断翻版，近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亦再版了舒国治的《流浪集》、《理想的下午》、《门外汉的京都》。
    最是书生爱自由，却最是书生不自由，舒国治亦难脱彀中。在愿望与现实之间，舒国治究竟是如何取舍的？
    我一生没明确方向
    北京晨报：您是如何选上这样的人生道路的？
    舒国治：主要是运气吧。我出生时，父母的年龄已经比较大了，等我转向写作时，他们已都不在了。他们不太懂现代社会的结构，所以也没想过该把我放到什么位置上，我后来的人生之路，与我来自一个没那么多要求的家庭有关。
    我一生没明确方向，也没被诱导去建立自己的方向，30岁刚出头时去了美国，混了几年，一事无成，也没有什么积累，直到40多岁才定型。
    如果我父母很懂现代社会结构的话，他们就会逼我去考政治系、法律系，然后出国留学，走马英九、蔡英文的路。我读书还可以，但高考不成功，只好去学电影，在当时台湾，只有考得很差的人才走这条路，比如李安。
    曾是个安分守己的嬉皮士
    北京晨报：走上这条路，您从没后悔吗？
    舒国治：我做这一行，只要自我感觉好，就能坚持下来，否则熬不了太久。我这个人糊涂，看什么都比较淡，自认为还是蛮“拽”的。
    在我上大学时，正好嬉皮士文化传入台湾，当时社会上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谁当年能用摄像机到世界各大城市拍一下，马上就能看出那时人们步态、着装的不同。大陆上世纪80年代也有这么一批人。
    总之，那时年轻人都留长发、穿花衣服、扛录音机，警察对此很反感，我一个同学被警察抓到了，放回来时，头发被剪得像狗啃的一样。
    我那时也嬉皮，但我不太过分，所以没出过事，世界上有更莽撞的人。
    自由的门槛越来越高
    北京晨报：您现在也有自己孩子了，你希望他将来走你这条路吗？
    舒国治：看他造化了，不过他们这一代想走我这条路更难，因为现在社会太快速、太发达也太商业了，自由的门槛变得更高了。我年轻时，骑自行车一天跑个几十里，几毛钱就可以在路边摊吃一顿，味道还很好，所以能熬得下去，将来就不敢说了。
    北京晨报：对于孩子这一代来说，挣房子恐怕就要忙上半生。
    舒国治：我到现在也没自己的房子，还是租房住，如果想要房子，那就要早一点，既然我20年前没办成，现在后悔也没用，已经没房了，如果再后悔，那岂不是太亏了。
    用做大餐的功夫做包子
    北京晨报：作为专栏作家，不混圈子，会不会路越走越窄？
    舒国治：其实所谓圈子也没想像得那么坚固、排他，大家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写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有的读者爱看气势如虹，也有的读者爱看我这样子，自己写自己的就是了，写好自己，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撼动的。
    北京晨报：您写东西似乎很慢？
    舒国治：是的，如果我75岁退休，我还可以写10年，如果能出一个全集的话，大概也就8本到10本的样子，每本不会超过10万字，半小时就能看完。
    有人喜欢写深邃的文章，其实写得浅也挺好，这就像一个饭馆，有的人要来吃大餐，也有的人只想来买个包子，我把这个包子做好就是了，毕竟包子更快，不耽误时间，我不必让你看出来，在包子中我却下了大餐般的工夫。
    活在当代的古代人
    北京晨报：用做大餐的方式做包子，这样您一天才能写多少字？
    舒国治：1000字的文章大概要写2个小时，如果是2500字至3000字的文章，那就要用一下午来对付，有时一天写不完，第二天再写。
    北京晨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写作上，您并不马虎。
    舒国治：我20多岁开始写作，当时希望做一个严谨的作家，虽然后来过得比较闲散，写得比较淡，可基本的训练还在。我写得慢，还有一个原因，我不会用电脑、智能手机，也不用网络查资料，所以慢一些。我收发电邮都靠别人帮忙，朋友们说我是古代人，但我觉得这也学那也学，实在太累了。
    不必过度为明天而准备
    北京晨报：您不担心未来吗？
    舒国治：以前我没收入，现在有了一点版税，可以跷着脚看风景了，赚一点花一点，别太抠门，也别太浪费。当然会有一点忧虑，但忧虑有什么用呢？我看好多年轻人在谈养生，我觉得很荒唐，这是古人说的“春行秋令”，年纪轻轻，养什么生呢？要抓住自己的节拍。
    台湾现在公共福利较好，有人患肾病，每周要做两次透析，也都能报销，可即使如此，多半人依然在储蓄，其实真得了大病，储蓄有用吗？有钱你就能找到神医和仙丹吗？那个年代早就过去了。
    现代人太依赖热闹，太执著现在的状况，其实世界上可能有几十个郭敬明，一个出来，剩下的就都到了谷底，所以对很多事不妨更宽广地去解读，如果你志向够高，那就不怕今天睡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