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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美国而近年来已逐渐成为一个新流派的全球史学者在如何认识与理解人类历史，如何平等对待异质文明诸方面予世人诸多启示。他们认为，文明、社会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碰撞、交融与竞争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他们反对从欧洲国家强势地位出发，在欧洲内部寻找兴起的原因，围绕“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刘新成语），进而树欧洲为全球的榜样。这些见解颇使弱势文明地区学者有空谷足音之感。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自启蒙时代起直至当今欧洲人利用他人作为一面镜子，观察、认识自己的努力有垂范意义。法国学者于连就直率地声称他的研究中国是为了“走出希腊”。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亦坦陈，大西洋两岸的欧洲、美洲人对日本、中国、朝鲜、菲律宾、印尼的历史是知之甚少的。处于17-18世纪的思想启蒙时期，也就是欧洲人自我批判意识较强的时期，他们往往为中国披上理想主义的外衣，以影射、攻击欧洲的现状。进入19世纪资本走向垄断的时代后，他们又将中国视作停滞、过时的文明，以反衬、巩固他们的欧洲文明优越感。相对于亚洲、非洲和美洲来说，欧洲最大的社会特征是小国林立，政治分裂（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曾戏称欧洲地图看起来“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但这恰恰又成就了经济贸易自由、政治军事多元、智力思维活跃不定于一尊的欧洲的整体优势。由欧人首倡的自由、平等、人权以及民主和法治等今天已成为全球的主流原则，这并非是接触中国知识后提出的，但欧人对中国专制制度的批判无疑坚定了自己的政治理念。 欧洲的近现代史上也有悲惨的一页。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都在欧洲，几乎摧毁欧洲文明的战火以及第二次大战后美苏两强对峙、争夺的重点又在欧洲的冷战格局的形成，都使欧洲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恐惧战争，向往和平。认为只有结成联邦才有前途而不致被吞没的欧洲统一思想在20世纪的前五六十年里发展起来了，从敏感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发展成为欧洲的普遍社会舆论、大众的呼声。历经几十年的反复，欧洲终于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欧盟内部有摩擦，有歧见，但其内部发生战争已成为不可想像的事情了。以一个谋求和平发展的整体融入了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对此，无论外界如何评价，都是当代欧洲人最伟大的成功。欧盟成功的政治基础是各成员国的共和制、议会制、民主与法制，物质条件是成员国达到规定的经济水平(欧盟并非济贫扶困的慈善机构)，而更重要的前提是“欧洲有同根的文化”（陈乐民语），支脉虽多而异流同源，这就是以古希腊、罗马为主体的文化传统，一致的基督教信仰，自由、平等、博爱、尊重个性发展的人权观念。 20世纪的英国学者怀特海在他的《科学与近代世界》中声称，18世纪对欧洲人来说是个成功的世纪。除了物质技术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成就，这就是英国建立了议会内阁制政府，法国提出了人道主义原则。而这个时期又正是“中国加速度地落后于世界主潮的时期”（何兆武语）。启蒙时代的欧洲人因本身的坐标(或曰视角)的变化而引起的中国形象屡屡发生变化的经过使我们不由得自问：传统的中国文化能为当代世界提供济世良方么？在理性地批评了欧洲中心论和西方霸权说后，“带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东方文化优越论”的流行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不能要求坊间篇幅大小不一的文章著作对所述问题都能有深刻的介绍与分析，只是相对全面、客观的标准还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往往有《孔子在欧洲》之类的文章，以一味罗列欧洲赞誉孔子的事例为乐事，而全然不顾无论是历史与现实中欧洲都有否定孔子学说的声音。这就连当年方济各会士利安当的直言——“我们到这儿是要传播福音，不是来做孔子门徒”——都不如了。这种跃然于纸上的自我陶醉心态实在不足珍惜。而另一种认为儒学在15世纪以降传播于韩国、日本、越南等整个东亚地区，成为“东亚意识”的重要内容，并乐见于儒学的再起，乃至于渲染《易经》之中即可见市场经济思想的端倪及“儒家资本主义”之类的新说，又期待所谓的亚洲国家的共同的人文传统支撑亚洲经济的振兴的言论等，不免揄扬过甚，期许过高，使人难以置信。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糟粕俱由儒道释三教合一生成，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某些中国传统的抽象的道德律具有超时空的价值，在“过度拥抱物质文明”的倾向盛行时，有唤醒良知、坚守道德底线的作用；有些观念，如“和而不同”说的重新提出，确也有利于宣传多元文明和睦相处以及反对单边主义的合理性，至少表明中国既不强人从己、也不屈己从人的意志。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就是儒家文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崛起就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引领。同时，我们的“祖先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宗教非理性的遗产”（王缉思语），这有利于我们韬光养晦，埋头苦干，虽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置身于全球化的浪潮之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