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耳在小说中往往会安排一个瞬间——比如，男人依从女人的要求“打开了自己喉咙部位的金属盖”（《你可以再夸我一次吗》）；阿瑞将那个“看上去都不像个人”的男人推进海里（《在红蟹涌的下半昼》）——那一刻，严整的现实突然被撕裂出一道口子，悚然地提醒着读者注意：非现实的、异质的空间就此开启了。《你可以再夸我一次吗》中出现了仿生人，读者的预期朝着科幻小说的方向，甚至等待某种异托邦——“在现实社会各种机制的规划下，或在现实社会成员的思想和想象的触动下，所形成的一种空间”（王德威：《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出现；但是没有，尽管萦绕着古怪的气氛，索耳这篇小说的主题似乎依然扎根于此在。女人对于男人的不满在于“我怀疑你不够真诚”，如果借用特里林的术语——“诚”（sincerity）与“真”（authenticity）——来讲，女人的立足点是前者，要求“自我的真诚状态或真诚品质”，即“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感受与告白的一致性”。问题在于，男人是仿生人，完全可以在自我内部实现“表里如一”，但是他被制造出来的整个逻辑是非真的，这是仿生人和小说中提及的那群被要求欢呼的群众根本区别所在。说得更简单点，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去要求一个仿生人“真诚”呢？但是且慢，在小说的最后，仿生人以自我牺牲的方式保护了女人，是出于真诚的爱吗？仿生人竟然以康德意义上的自主选择来维护了人类的尊严？索耳撕裂的那道口子，也许并不针对现实，而是提供给读者无限的追问。
    我对索耳的创作谈同样感兴趣，其中侃侃而谈他的阅读史，除了提及的那些辉煌的姓名外，读《在红蟹涌的下半昼》时我还想到了格非早年的篇章。索耳进而对当下中国文坛的现状提出批评：“固定而单调的文学形态有如传家宝一代传着一代，这显然是违背差异性和模糊性的价值规律的。说实话，这有时候让人觉得有些沮丧。不同的美学应该共同存在，被不同的人群认可和欣赏。至少在现时来看，中国还暂时缺少这种与异质性文学共生的土壤。”我完全认可上述这番直言，略微有些顾虑的是，当这一代青年作家在反抗上述“一代传着一代”“固定而单调的文学形态”时，他们所选取的资源未必丰厚、多元；当阅读资源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时，也容易形成另一种“固定和单调”。已经有评论家开始关注青年作家的创作风貌和他们阅读史之间的关系，当一张张书单展列开来时，你从高度重合的部分能够想见一种新的主流而强势的趣味正在流行。在微信朋友圈上读到一位师友的留言——“什么时候把十九世纪那些笨重的写法扔干净了，小说的本质也就死绝了。”我并不是说必须在索耳们的书单中加入巴尔扎克之类，而是说，巴尔扎克式“笨重写法”在当代的绝迹，同样违背索耳所言“差异性和模糊性的价值规律”，同样不利于健康的文学生态。愿和索耳一起共勉，迎向未来那“充满了异质性和爆炸力的文学”。
    金理，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发表作品，出版有《一眼集》等学术专著四部，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
    吴天舟，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主攻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