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是欧洲历史上的所谓启蒙时代，在中国的对应时段大体是明朝末年到清朝嘉庆初年，下距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发生只有不到半个世纪。大航海以前尽管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记叙，但欧洲与中国文化多方位的实质性的接触毕竟是在西方势力东来以后的明清时代。 在中欧文化交往初史上值得以浓重笔触记载的是来华传教士群体，他们是最早的认真研习中国语言文字，努力理解中国文化，在儒教和基督教之间寻找共同点的西方人。在那段中欧文化交往的蜜月时期，中学的西传占了更大的比重，所以被称为双方的交会隧道、友好的开端。更有的学者认为那些“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传教士是走出中西方文化封闭圈、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壁垒的先驱。因为是平等友好的交往互动，故又被有的学者称为是“双重的文艺复兴”。 当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都非常遥远的中国知识经传教士的介绍在欧洲土地上迤逦传播开后，欧洲各国各阶层人士有些什么反映呢？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和评价又是如何呢？张著以宗教背景下的中国观、政治导向下的中国观与大众生活里的中国观三个部分架构作了全面的介绍与深刻的分析。概而言之，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历经了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首先，认为中国历史是传统圣经的一支，并竭力调和以证明中国历史的长度符合圣经规定的世界历史长度。当时的欧洲社会，一切问题都可以说是宗教问题，来自中国的问题自然不能例外。其次，进入18世纪以后，启蒙思想家们批判了欧洲各国的现存制度与教会教条，认为以孔子的伦理和政治良知为基础的国家学说往往优于西方。于是，宗教背景下的讨论让位于社会发展的讨论。最后，被这两场讨论高度普及的中国观在欧洲成为以“中国趣味”为标识的艺术风格与生活方式，“中国”成了欧洲人世界知识的一部分。 当然，启蒙时代欧洲人的中国观有很大的局限，换句话说，就是欧洲人离正确认识中国尚有很大的距离。17-18世纪“中国知识以不同形态进入欧洲人的生活”，欧洲“涉论中国的人不可谓层次不丰，中国的表现不可谓姿态不繁，但独缺深刻与真实”(本书351页，以下只标注页码)，首要的原因是介绍、输入的中国知识不充分。异质文明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宗教、习俗、制度的种种不同引起的理念隔阂，以及“语言牢房”的难以超越，都增加了沟通的难度。在中西初识时，介绍中国知识的肤浅与片面是不足深责的。不过，话又得说回来，除了上述客观原因，弥漫在欧洲人心目中普遍的优越感，导致对中国知识的不够尊重又是他们未能正确、深刻认识中国的主观原因。指望那些带着“旅游者的情感”猎奇式地欣赏中国妇女的三寸金莲之美和抱怨英国人把牛痘疫苗引入印度，使印度人得天花时拜神的古老习俗完全绝迹的超然物外者，能够理性、深入地介绍和分析东方社会，显然是不可能的。 令人深感兴趣并多所启发的是本书对欧洲人有意识的文化误读现象的分析。启蒙时代的先驱们赋予中国古老文明理想主义的光环，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只是一知半解，他们抒发议论的史实基础也仅仅是传教士带来且经筛选、加工的“二手货”，但是他们借他人杯酒浇胸中块垒，用之为攻击教会神权、批判现行制度、发泄对本国文化与现实不满的利器。这种有意识的误读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冲决罗网的效果。 率先抛弃耶稣会士中国优于欧洲、《圣经》优于一切、古优于今言论的是英国思想家，尽管有约翰·韦伯等一批英国作家在17世纪对中国哲学、语言以及政治制度而不只是“杂货和火炮”的赞美一度臻于极致，但是到了18世纪，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以撰写《鲁滨孙漂流记》名闻于世的笛福，在1705年、1719年又发表了《团结：或月球世界活动记录》、《鲁滨孙第二次漂流记》。如果说在1705年的书中笛福对中国尚是寓批评于赞美之中，不乏讽刺欧洲现实政治与政论家的意图，那么在1719年的书中，笛福对中国的城市、贸易、军队以及航海术、农业、艺术等等的轻视贬低之情发泄得简直是一览无余。笛福不仅粉碎了传教士渲染的繁荣强大的中国形象，锋芒还指向了中国人的品行。从他余意未尽又续写的《鲁滨孙的真实感想》的诸如“中国宗教是最野蛮的”，其偶像“是人类所能制造的最下流、最可鄙、最难看、最使人看了恶心反胃的东西”之类文字中，读者分明可以感受到全盛的大英帝国殖民时代的天之骄子们歧视东方文明的不可一世的气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