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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高先生的这些责难，一开始不知道如何来做回应，不做回应好像又有点不礼貌。突然想起几十年前做小学生的时光，一次上课时邻桌催着要借橡皮，于是递了过去，不意老师在堂上大声批评我上课做小动作，心里颇感委屈，课后去向老师解释，得到的是一番教诲。其中一段话是：“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别人的意见只要有百分之五的正确，就要虚心接受”。后来一直没有去弄清楚这是否斯大林的原话，但此话却至今不敢忘记。高先生对拙著批评的正确性当然超过了百分之五，所以这里要向高先生再一次表示谢意。 高先生那篇洋洋洒洒的大作恐怕不仅仅在于教导作者，因为由此高先生向宗教研究者提出了要求：每一本学术著作都应该有一个清楚而“尽量精确的坐标”。问题是如果这个坐标系是二维的或是三维的，那还基本上属于基础数学的范围。如果要按照高先生的指示，一定要通过在“异次元的时空”中建立坐标来表达书本内容，看来没有高先生那样的数学造诣，实在难以胜任。近代以来西方的哲学、经济学等学科，为了解决一些高深的问题，建立了大量数学模型。高先生是否也要通过对拙著的批判推动宗教学往这个方向发展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如作者那样缺乏数学想象力的一般研究宗教者，只能在“异次元的时空”里感到困惑和迷失：“简单有序”的坐标化一定是人文研究和表达的发展趋向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