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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蜜：是的。我们依据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的完整资料，诸如档案、手稿、通讯报道、来往函牍、影像资料等，并据此进行学术分析与专业诠释。书中很多史料是国内看不到的，如溥伦在美国的具体活动、美国媒体对中国参会活动的详细报道、中国展馆在圣路易斯安娜引起的众多反响以及中国送会参展展品的全目录、中国一些实业机构在美国的具体活动、《茉莉花》曲调在美国的奏响广受欢迎等等，都是极具价值的第一手文献。 事实上，当时国内对中国参展，并不像寻常所见的反政府小报、日本报纸所报道的那样，都是反对声。也有很多赞同的，部分官绅甚至认为“博览会之关系甚大，以商战胜他国全在此举”，一般民众也逐渐认识到世界博览会在促进经济、扩大贸易、开阔眼界等方面的作用。也有媒体对此进行讨论、争辩。 洋务派与晚清出版业 记者：美国国会图书馆那些神秘的箱子里装的，包括中国政府的大批赠书。您正是以此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的？ 居蜜：赠书也就是中国的参展图书，约有198部、共1965册，主要由湖北省崇文书局或湖北官书局印行。还有一部分，是反映各省海关出口情况的，使美国对中国外贸一目了然。 湖北展书包括两大部分：其一以“崇文书局/湖北官书局”刻书为主（即“崇文丛书”），展示中国传统学术成就及湖北地方文化特色；其二以“湖北洋务译书局”及“湖北翻译学塾”译书为主（即“武昌译书”），介绍19世纪初叶国人对中外政治形势、外交关系、西方军事科技、教育以及中外时事的掌握。前一批书反映张之洞于晚清保存传统文化、发扬地方学术的成就，后一批书反映端方推动向欧美各国学习、为新式学堂提供教材的最新成果。 这些图书，奠定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最初的形象。一个国家，不管强弱，只要文化强，就是大国。 记者：晚清出版业很繁荣？ 居蜜：从同治到光绪中叶，中国各省大规模设置书局，尤以南方为多，包括刊刻传统经史书籍的官书局和翻译西学书籍的译书局。其时，官书局设置地区之广泛、出书数量之多、品种之繁富、刊刻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近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同治六年，张之洞出任湖北学政，对湖北官书局的刻书事业影响巨大。光绪三年，湖北官书局改称湖北省立官书处。十五年，张之洞督鄂后，进一步扩充官书处。除刻印古书外，崇文书局也适应时代潮流，为推动新兴教育事业刊刻新书。崇文书局所刻政书，部分为别处官书局所无，成为一大特色；又曾刊刻原版已毁失的珍本，在保存和传播文化方面贡献不小。“崇文丛书”中所收舆图著作，反映出张之洞、谭继洵等在推动近代地理测绘事业上的成就。 记者：晚清也很重视向西方学习？ 居蜜：是的。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革新就要学习西方。那时候欧洲值得借鉴的新书，会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张之洞手下，湖北、福建有一大批优秀的翻译人才。那些从英文、法文翻译过来的书，印行出版后都装在精致的木盒中。这批翻译书，对中国科举之后的学制影响很大。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洋务派的事业传了下去。所以说，历史可以断代，文化却能够传承。 湖北参展书的筹划，以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的端方为核心。端方在任内致力推动改革，并取得较大成就。他与美国商人和驻华使馆人员保持密切关系。1904年3月，圣路易斯万博会开幕前夕，《肯萨斯市之星》（Kansas City Star）刊出题为“中国在览博会──中华帝国征集得前所未有的珍贵展品”的文章，提到最热心借出私人收藏作参展用途的高官是湖广总督端方，目的是“促进中美两国的友谊”。端方在美国政界及文化界建立起良好形象，成为新政的代表人物之一。1905年，端方升任闽浙总督，上任前受命出洋考察欧美各国宪政，于1906年1月至2月间在美逗留，美国媒体极为重视，屡有报道追踪，称之为Art Critic （艺术评论家）、Scholar （学者）。他选取“崇文丛书”与“武昌译书”为参展书，用意明显，就是要突出湖北省在晚清文化界的领导地位，并在展现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之余，也显示直接取法欧美的教育理念。 可惜，现在讨论晚清革新，竟没有人参考这些珍贵文献，大概是不知道吧。 记者：读《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中国参展图录》，除了可以一睹百年前世博会的盛况，还可以一窥晚清洋务运动、文化外交与民族工业等各方面的发展概况和细节？ 居蜜：中国参展圣路易斯万博会，是经国内精心协调、得清廷大力支持、由杰出中美人士策划合作的成果，是中国首次登上国际舞台的一次成功演出。 根据翔实史料，我还有一些心得：首先、慈禧太后有通情达理、外厉内荏的一面，这可由筹资参展、提供个人油画像，以及1904年3月支持在上海成立万国红十字会等事看出。第二、晚清改革派，素质内涵均非一般，溥伦、端方、张之洞等均为代表人物。只是时不与彼，清廷最终仍覆灭。第三、早期留洋学生，如梁诚、黄开甲、欧阳庚等，实为出类拔萃的外交人才。第四、早期美国在华工作者，如赫德、柔克义、柯姑娘等，其学养、工作投入及对中美友好的贡献，均值得称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