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贫农？谁是贫农？你才是贫农哩！”在土改工作会议上，章守信如是说。而后当工作组去章家做思想工作时，季瓷也这么说：“俺一家几辈喂牲口种地，起五更搭黄昏纺花织布，就是为的不想当贫农。”“贫农”这个即将在新的历史阶段成为一种荣耀的政治身份的名词，被章家夫妇嗤之以鼻，视为污辱。周煊璞在《多湾》中的这段叙述令人印象深刻。在我看来，这并非因为季瓷夫妇在政治上的“短见”而形成的喜剧效果，而是在这些憨厚的话语中蕴含着更为厚重的意味。它表达了几千年来中国底层农民一种普遍的心理——对美好生活的朴素的追求。同时，这也可以视为《多湾》中一条隐秘的叙事线索：当天灾人祸不期而至，他们为了生存和家族的赓续承担着难以言说的苦难；当温饱不再成为生活的主题时，他们又想尽办法去接近自己微不足道的理想生活。这即是《多湾》中季瓷及其后代奋斗的动力。在这“奋斗”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底层农民“生的韧性”和“生之追求”。正因如此，历时八年、九易其稿的《多湾》才经由普通农民琐屑的个体经验进入到宏大的历史层面，成为一部展现近百年平民生活史的大书。
    溢出家族叙事的写作
    《多湾》是一部具有家族小说特征却又溢出家族叙事框架的小说。
    家族叙事普遍以家族的兴衰联系国家命运的起伏，并于其中隐喻文化的嬗变和冲突。作为一种贯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主题，家族小说的叙事模式总是由下而上，藉由“家族”这一纽带，进入到更为宏大的层面，表现作家对社会、历史、国家的关切。《多湾》则似乎走了一条相反的路——由上而下，经由家族而沉淀到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中。正如刘琼指出的那样：“《多湾》写家族史，并不设定家族文化的整体性，而是观察现实变迁中的生命个体的文化演变，用这些个体集合成整体，这也是对前辈作家写家族文化善于预设概念的一种打破”[i]。季瓷这个从民国一路走来，活了八十多岁的传奇女子是《多湾》的灵魂式人物。她平凡而伟大，一生的功绩在于创造和维系了一个家族，而又在子孙扎根城市之后，固守着乡土生活，默默凋零。她生前占据着作家最多的笔墨和心力，死后又有西芳这个“和奶奶最像”的章家女子延续生命。她甚至还如幽灵般在现代社会还魂，施加着自己的影响。可以说，章氏家族只不过是星罗棋布的乡村版图上最为普通的一个，人丁不算繁茂，于历史的发展也没有功绩。真正具有意义的是季瓷这一“中国式的地母形象”[ii]，她溢出了章氏家族的框架，而使“家族”因一个人的光彩而变得不再卑微。借由季瓷这个“关联点”铺展开的叙述延及数十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正因为他们有了展示生存境遇的空间，他们的形象才变得可亲可感，才经由“群像”的力量突破了家族叙事对生活质地的展示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另一方面，推动《多湾》故事情节发展的矛盾冲突并不是来自于家族内部或家族之间。以与《多湾》渊源颇深的《白鹿原》为例，陈忠实将白鹿两家的矛盾纠葛设置为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作为核心人物的白嘉轩，他的形象藉由此种矛盾方得塑造成型，文化的隐喻和历史的浮沉也在这组对立中展现。具体到白家内部，对立关系依然存在，孝文、孝义、灵儿最终走向了与父亲理想悖反的道路，由此方能凸显出代际之间不同的文化立场和人生选择。反观《多湾》，从对“家族”关系的设置看，章家本身是一个“向心”的结构，以季瓷为亲缘坐标系的中心，她与丈夫、公婆，与子女、媳妇，与子孙后代都维系着一种和谐的关系。因为她的精神气场和向心力，章氏家族并没有因为时代的震荡而走向溃败，恰恰相反，它反而在历史的风潮中保持了一种难得的稳定状态。且不说困难时期，她如何作为章家的主心骨，带领家族度过难过。即使章家的后代由农村进入城市，她也始终作为一种前现代文明的象征，接受后代的“膜拜”（子孙的归乡与祭祖）。就章家与其他家族而言，则是一种“同心圆”结构的设置。《多湾》中具有相对完整的谱系的家族并非章氏一族，但作家却以章家为核心，由章家而及同村中同族的左邻右舍，由季瓷而及季家、郭家（于枝兰），由章柿而及胡家、由章楝而及罗家。在多个历史的困厄期，正是这些家族之间的抱团取暖才延续了各个家族的存在，由内而外地形成了一个具有情感温度的家族共同体。
    那么《多湾》又是依凭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展开呢？答案即在于人与生活的矛盾。正如对开篇对所引述的几句话的阐释，平民的“生的韧性”和“生之追求”才是情节发展的推动力。季瓷的两次出阁，章家发展史上对大牲口的偏执，章家后代由乡村进入城市的艰难历程皆是因了这两点才具有了内在的统一性和连贯性。这样一部大书才能浑然一体，绵延不绝。正因为生活自身的无止无尽，小说最终才会采取开放式结局的手法收尾，让故事止步于章家后代回乡祭祖，把生活提供的更为广阔的可能性留给了西芳和津平。
    [i] 刘琼：《“异数”〈多湾〉》，《唐都学刊》，2016年第3期。
    [ii] 语出李洱，见《多湾》封底。
    还原平民生活的本相
    在《多湾》近百年的历史跨度中，正因为有了这种内在的统一性和连贯性，政权的更迭、观念的移易、历史的断裂才不至于侵蚀到文本内部，左右作家的谋篇布局。《多湾》由此才能在结构上支撑起近50万字的篇幅，而且愈加绵长，愈见其厚重。
    遵其叙写的历史阶段做以划分，周煊璞对于时代气质的把握和历史经验的书写似乎都没有突破当代同行的阈限：对于民国乡土社会的书写，《多湾》不如《白鹿原》；对于“十七年”和“文革”历史的书写，莫言、贾平凹、阎连科都贡献了更为优秀的作品；对于八九十年代城乡社会的书写，《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无疑表现地更为透彻；而对于现代人的城市生活的书写， 70后、80后作家中的一批“城市之子”显然更接近于城市的内里。然而，当这些被作家以“生活流”[i]的结构统摄为浑然一体的作品时，周煊璞就化平凡为新奇，在一片尚属新鲜的文学领域又掘进了一步，确立了自己在当代文坛的存在。
    “长河多湾”，这是历史的具象化表达，隐喻着动荡不安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民国二十年，季瓷第二次出阁改嫁到河西章。自此，影响了中国社会走向的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都被《多湾》囊括其中。然而，这些历史事件却永远被设置为舞台的布景，就像投身革命的罗掌柜的大儿子一样，夜色中潜入多湾，交代几句便不见了踪影。他的一生都在多湾之外，在共和国的心脏北京，那里是政治家的舞台。普通百姓渴求的是稳定富足的生活，他们虽无法主宰历史的弯弯绕，但“生的韧性”可以使他们如浮萍般随波浮沉，不管历史几多湾，他们总有活下去、活得好的办法。正如季瓷的生活哲学：“日子不就是这样吗？把乱成团的线一根根扯出来，拉直，理顺，接上，缠成一个个线蛋，几个线蛋汇到一处，搓成绳，纳成底子，做成鞋，穿脚上，去走路，从这里走到那里，从天明走到天黑，从年轻走到年老，最后走到后地的南北坑里，眼一挤，再也不看你们这个叫人爱叫人愁的王八孙世界，你们来了去了，好了孬了，哭了笑了，我都不管了，是福是罪，自己担着吧。”[ii]“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么民之大事呢？在乡村是“民之大事在农”，从土地中求得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在城市是工作、户口，求得一种城市的身份和做人的尊严。就在这种追求之中，日光挪移，时间一点点被消磨。生老病死，人也经过了一个轮回。这样的写作或许不够新奇激烈，满足不了猎奇的胃口。但相比那些将乡村生活奇观化的书写，周煊璞无疑更接近于生活的本来面目。
    除此之外，这些底层的平民还各有困扰着自己的心结。只是在蓦然回首时，那些当时看似过不去的沟沟坎坎，早已成了尘封的往事。即如困扰章柿一生的身世之谜，他们的偏执无关于最终谜底，表达的是日常生活之上的寄托：“人还是需要这些，没有这些，活着的寄托就轻，就浅，就摇来摆去没有根基”。[iii]从这个角度来看，《多湾》就接近了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说得着”和“说不着”被刘震云演绎了近百年。这是平民生活中“说话”的政治，无关宏旨，却异常精彩。只不过，《多湾》对平民生活的着眼点较之《一句顶一万句》发生了由内而外的偏移，少了几分对于形而上层面的探求，却也多了几分可触可感的实在。
    [i] 生活流主要是相对意识流而言，但也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概念。它最初来源于电影艺术理论，在小说创作中表现为“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自然形态，不加粉饰地如实地把它再现出来，这就有可能显示出现实生活的毛茸茸、活生生的鲜活状态，揭示生活的原生美和逼真性”。参见张德林的《生活流：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一种表现形态》，《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6期）。
    [ii] 周煊璞：《多湾》，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06页。
    [iii] 同上，第481页。
    女性：作为“生活”的载体
    作为一部带有鲜明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品，或许在作者看来，能够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相对应的，也只有女性的身体了：“这世上多少恩怨情仇，欢乐痛苦，成功失败，绕再多的圈子，盖再多的铺垫，都由女人的身体来承担……女人的身体是铜墙铁壁是娇弱的花朵，她像航空母舰，承载着人类的悲欢，她无所不包，无处不在。她是玄牝之门，生化一切，埋葬一切；她是土地，孕育一切，生长一切，吸纳一切，所有事物的发展变化，都在女人的身体上得到验证。”[i]这样，“生活”就落在了实处，落在了“性别”上，落在了女性对身体与伦理的思考中。成长史与生活史汇集在“女性”这一焦点上，衍化为《多湾》中为数众多却又性格鲜明的女性群像。
    《多湾》是女性的舞台。传统社会，中国家族的构建依据的是“单系亲属原则”，即“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就只是包括父系这一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家并不能同时包括媳妇和女婿。”[ii]周煊璞却巧妙地置换了家族生活中男女的位置，《多湾》中家族内外关系的拓展都是由女性占据主导地位。小说很有意味地将章家设置为一个“封闭”的家族：章家起初并非独门，但章守信的大伯游手好闲，偷了钱跑了。叔叔嗜赌成性，被章家雇人打死。由此，“单系亲属原则”在这里就失去了效力。因而，我们看到，章家与其他家族的联系并不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而是沿着姻亲关系建立起来的。女性作为联接的纽带，也就具有了更大的舞台空间，成为了“生活”的载体。
    在近百年的历史磨练中，女性也经过了经由传统进入现代的转变。季先生家的二闺女——这种先在的文化身份注定了季瓷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固守者和代言人。我们无意苛求季瓷能够具有超越那个时代的思想，但是作为全书最为主要的人物，她的性格从出场就被固化，显然失之于单向度。她的意义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和家族象征。“家”的概念大过了“我”，使得她只有伦理意识而没有关注到自己的身体。
    与此对应，倒是一些次要的女性形象展现了更为丰富的性格层次。桃花是一位“田小娥式”的女子，她与章四海的关系是乡村社会中的传奇。起初二人的交往还有着物质上交换的因素，但到章四海作为新政权的敌人被打倒时，她仍旧毫不顾忌地继续与他保持关系。她突破了伦理的禁忌，在情欲中放纵自己，发现了身体之于女人的意义。在与章有福关系的处理中，她的丰富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遭到骚扰时，她不卑不亢，一句话就把有福气得出走。而在有福回归乡里时，她又表现了作为大嫂温情大度的一面。可以说，桃花虽然占据的篇幅不多，但作为季瓷和西芳之间的女性，她在性格的丰富性上超越了季瓷和田小娥，可感而又可爱。
    章西芳这个新时代的女性则是季瓷和西芳的综合。她既是季瓷的“传人”，同样也是桃花的“女儿”，甚至还在某些时刻传达着作者的声音。上文引述的关于女性身体的精彩表述就是作家藉由西芳之口说出。她的身上仿佛承载了近百年来女性的成长经验，对于女性的身体以及加诸其上的伦理都有清醒的认识，看透了生活却又恋恋红尘。从季瓷到西芳，周煊璞以女性为主体建构起来了一条隐秘的历史脉络，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当代女作家对历史和当下思考和体会。
    [i] 同上，第394页。
    [ii]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