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求“不朽”，是古人的理想。我们的先祖没有“最后审判”的观念，活着的时候，日日琢磨的便是如何实现不朽； 走火入魔者便说出“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的话来。当然，虽然遗臭人间一万年的人很多，但以此为人生梦想的怪人毕竟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还是从正面琢磨这事。圣人贤人希其德，帝王将相建其功，文人学士便要立其言了。而立言之道，最显眼的不外充实其内容，华美其辞采，稍稍隐晦的则是不少立言者手执七彩笔，在文字中修饰美化自己，留给后人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一旦后世研究者希望真正了解某位不朽者时，这些修饰过的文字却成了一堵堵高墙，如果不能得其门径，那建章千门万户，都只能墙外窥望与遐想了。比如说清人袁枚，就是这样一位善于修饰文字与修饰自我的文人。袁枚是乾隆诗坛头号人物，历来研究者众多。只是袁枚善于狡狯弄笔，如何把捉随园老人的真身，对研究者是不小的挑战。让人欣喜的是，郑幸 《袁枚年谱新编》（以下简称郑谱）出版，大大推进了我们对真实袁枚的认识。笔者近日通读郑谱书，感到该书颇足称述，举凡史料征引之广泛、记载之详实、考据之严密、按语之深透，佳处都远迈于已有的袁枚年谱，堪称袁枚研究的白眉。 比如从古至今，不少人都认为袁枚努力结交在南京的权要，以获取政治庇护和文化资本，这一点我们当然可以在郑谱中找到不少相关记载。其实除了与南京的地方官员结交外，我们还可以很清楚地在郑谱中看到，袁枚与乾隆二十四年江南乡试主考裘曰修、副主考钱琦，二十七年主考钱陈群，三十三年主考王际华，三十六年主考彭元瑞，四十四年主考谢墉，四十五年主考钱载，五十一年主考朱珪，五十七年主考铁保，六十年主考刘权之、副主考钱福胙都有交往唱酬。这些翰林学士们对袁枚声名在京师的扩展一定大有帮助吧。但更有意思的是，郑谱特别记载了三十三年、四十四年、五十一年和五十七年的副主考分别是纪昀、翁方纲、戴均元和李潢，但袁枚并没有任何与他们的交往记录。虽然限于年谱体例，作者不能展开分析，但这种特笔记载，显然是要提醒读者，袁枚并非一味交接权要以求其益，他有自己的原则与标准。那么对研究者而言，不交往的原因就更值得探究，它将更全面地呈现袁枚的原貌。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郑谱的特色不但是记载详实而已，而且在取舍之际别有慧识，足以大大开拓研究者的论题，这是极为难得的。 同样的例证再如前人在分析乾隆十七年袁枚在第一次辞官后再度出仕的原因时，提到了三个原因，都集中在经济上，而郑谱经过史料梳理，则得出“则子才兴再仕之念，一为经济压力，一为家庭舆论压力”的结论，可谓发覆之论。不特如此，郑谱还详细考察了袁枚与父亲袁滨的关系，为读者梳理了线索。据郑谱可知，袁滨对袁枚一向严厉有加，甚至在袁枚任县令时微服私访其治绩，后又逼其复仕； 而袁枚为官时袁滨也一直呆在其身边监督他。由此可以推测袁枚对父亲一定有一种“俄狄浦斯情结”。所以，一旦父亲病故，袁枚不但可以由着性子不做官了，而且他在丧期中继续饮酒赋诗，还开心地为妻妹举办婚礼，甚至没有给父亲写任何的祭文、碑传。除了在年谱中缕述上述情况外，作者还特别在年谱前言中提出：“联系《双柳轩诗集》中悄悄删去的‘学为四子文，逼迫窘严父’，以及袁枚初官时袁滨暗访政绩之举（参乾隆七年谱），我们不难推断袁滨教子之严及其给予袁枚的不小压力。今《文集》中有袁母行状，《续同人集》 有卢文弨祭袁母文，而述及其父者则付阙如，这多少是令人好奇的。”这样早年家庭内的压抑与中年后的自由放荡两相对照，读者对袁枚心理与行动发展变化的动因就能有更清楚的把握。可以说，通过家庭关系解释袁枚人格、心理变化的研究此前还是很罕见的，郑谱按说并非专门的展开论述的研究论著，却能在年谱梳理线索，发前人未发之覆，实属难能可贵！ 郑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当然归因于作者郑幸高明的学术识力与坚实的文献功夫。作者在前言中明确指出：“袁枚在其一生中，几乎不间断地以重编全集、剜改旧作等手段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订。这些修订，或改善了艺术上的生涩，或实现了生平上的粉饰，但都对我们解读袁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袁枚生平研究的难点，已不在于史料稀缺所导致的作家面目模糊的状况，而在于袁枚的自我叙述太丰富、太明晰、太具有导向性，容易令研究者迷失方向。因此，如何剔除多余的粉饰，尽量还原一个真实的、变化着的袁枚，就成为袁枚生平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有鉴于此，本年谱在利用袁枚自述文字时，尤其注重其文字的前后版本差异，并尽可能搜辑、利用其早期诗文、集外作品，力求在史料的历时性上获得一些突破。同时，本年谱也通过爬梳、整理大量前人未曾涉足的文献史料，来对袁枚的社会交游、文学活动等作大量补充。在丰富材料的同时，也避免了袁枚自述性文字的过多干扰。”可以说方法论上的成功奠定了这部年谱成功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