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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现实主义面临“变法” 段崇轩：在全国文学格局中，山西的现实主义文学既有其典型性，也有其特殊性。山西的当代文学，其实是从1942年革命解放区就开始了，赵树理和“西李马胡孙”以及他们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化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一直到五六十年代，这条道路被视为共和国的文学“正道”。但新时期之后的40年中，这条道路并没有“顺流而下”，不断壮大，而是在继承其精神的基础上，发生了两次“变奏”。一次是七八十年代的“晋军崛起”作家，汲取五四启蒙思想和西方现代派文学方法，丰富和扩展了山西现实主义文学的“航道”。代表性的作家有柯云路、成一、李锐以及后来的吕新等。另一次是90年代之后，一批新锐作家努力融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为一体，表现当下的社会人生状态，把山西的现实主义文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这后一次文学变革中，涌现了一批出色的年轻作家，如葛水平、李骏虎、王保忠、杨遥、李燕蓉等，已成为全国的活跃作家。两次文学变革，都汲纳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艺术和方法。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冲突交融、互相激荡，才有了山西文学的波澜起伏、长足发展。但我们也要看到，山西文学现在进入了一个探寻期、平缓期。新锐作家功底不厚、创新不足，还没有达到前辈作家的思想和艺术高度。文学各文体得到了全面发展，但作为传统的小说优势滑向式微，削弱了山西在全国文坛的重要位置。山西文学面临着困难，也面临着“变法”。 杨 矗：确实，山西曾经是“文学大省”，有过流派性的辉煌，也有过群体性的不菲佳绩，而且也是现实主义文学土壤比较肥厚的地方。但是，山西过去的“现实主义”并不严格合于经典现实主义的“规矩”，它曾经以不好不坏的、最具大多数意义的“中间人物”塑造见长，尤其是在“环境描写方面”比较“残缺”。后起“文学晋军”，却另有“文学家数”，除早期的李向南、孙旺泉等还依稀可见传统“典型人物”的“形貌”外，后来的更多的“人物形象”更是难以再用“典型人物”统而名之，其中，偏于“象征化”者有，如李锐的小说人物；偏于“碎片化”者有，如吕新的小说人物，即使如成一笔下的晋商人物，其性格之生动、复杂都足称见棱见角，但却难称是那个时代的“人格性化身”，同以往的“典型”仍难完全合辙。 山西文学比较薄弱的地方仍在它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补课任务的未完成”上，这应是制约它的“现实主义变法”的最大瓶颈。而我认为，一是文学的“非虚构化”，二是文学的“杂文学化”或“跨体化”，三是文学人物的“网状关联性塑造”，或曰“非实体化”追求，同时适当兼容经典现实主义的一些“可用遗产”，正是“后现代现实性文学”应着力追求的目标。我们早该清醒的是：“现实主义”无论如何已是一种历史性的称谓，它要“重生”，必得先“脱胎换骨”，而永远不变的是其内在蕴含的文学的“现实性”、“现实精神”或曰“现实关切”、“现实担当”。 傅书华：“变法”是必需的，关键是如何变法。我提出三点供参考。第一，要打破文学创作的封闭格局，从中国思想界汲取新鲜的营养。山西60岁以上的作家，如寓真、周宗奇、陈为人、张石山、毕星星、赵瑜正因此而成功地进行了“晚年变法”，并因此使自身的非虚构写作获得丰硕的成果，成为国内文坛的一支劲旅。但除了鲁顺民、聂还贵等极少数人，山西的中青年作家对此似乎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第二，熟悉新的经济形态所造成的社会病态生活并对之给予批判。山西众多高层权力者的腐败、煤老板等经济暴发户的恶行、底层小人物的病态人生等等，在国内颇具典型性；周朴园这样的“好人”、陈白露这样的女性，觉新这样的牺牲者，在山西的今天，也时时可见，但所有这些，却鲜见于山西小说家笔下，更谈不到“这一个”。第三，立足于个体感性生命以观照、批判社会现实。山西多位女性作家以此为黄土地的山西增添了鲜活的绿色，如葛水平、小岸、陈年等的小说，并给了山西的小说创作以新的可能。 杜学文：直至今天，我们对赵树理及山药蛋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贡献仍然研究不够，认识不够。甚至从某种意义讲，我们只是强调或讨论了他们表面的一些东西，而蕴含在这些表面现象之后的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东西却涉及较少。因而，简单地说继承与改变都有些唐突。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们又不能回避。所以我认为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 我们需要继承或者强化的，一是赵树理等人的家国情怀，使命感，他们对社会底层民众的情感认同及其自觉性。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作家很少有能与之比肩的。二是他们观察社会人生的价值尺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在赵树理这一代作家中才开始出现了觉醒了的中国普通民众。这些泥里水里刨食的农民开始有了自觉意识，开始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统一起来。而中国人的觉醒又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过程、宏大的事业。这是历史的事实。三是赵树理等人从事创作的纯粹性。就是他们创作就是创作，不是为了成名，不是为了获取个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了确立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更不是为了获奖。如果说有目的的话，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能够帮助工作，改造现实。这一点在当下的文学界尤其应该大力倡导。四是赵树理等人的创作手法。比如他们是能够三言两语就把一个人写活的作家，是能够设计出引人入胜的叙述模式的作家。他们也很少直奔主题，总是在自己的叙述中透露出对社会文化的稔熟，强调生动的叙述与描写。他们对中国民间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使现代汉语保持了鲜活的表现力、生命力。 在经过40年的文学实践之后，人们再次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现实主义上。我们有理由期待，经过对不同艺术资源的整合熔铸之后，一种生动地表现出中国文学传统、适应现代审美要求、能够为现实生活提供精神资源、情感引领、审美范式的文学将会出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