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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中的社会现实与文学“使命” 经过40年的文学实践之后，人们再次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现实主义上。我们有理由期待，经过对不同艺术资源的整合熔铸之后，一种生动地表现出中国文学传统、适应现代审美要求、能够为现实生活提供精神资源、情感引领、审美范式的文学将会出现。 段崇轩：新时期以来的40年文学历史，与改革开放相伴相随。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参与社会变革，引领精神潮流，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期；而到90年代之后的多元化时期文学，虽然在表现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有诸多进步，但在整体上滑向了社会边缘，难以扣准时代脉搏，难以引导民众精神，自然也不能走进广大读者的心灵。社会现实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存在，它有主流、支流、暗流、逆流，一个时代的文学应把这种多元互动的形态真实而深刻地表现出来。但我们当下的文学，表现更多的是支流、暗流等。譬如日常的、世俗的琐碎生活，譬如情感的、内心的精神困境等等，所谓“小时代”“小人物”。而处于社会中心的那些重大事件、改革、实践等，我们却往往无力把握，难以表现；或者社会进程中的深层矛盾、人性道德中的重要变异，我们总是视而不见，或浅尝辄止。这不能不说是目前现实主义文学的严重匮乏。 文学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这是常识。但现在的文学一味追求娱乐功能，淡化审美功能，解构教育功能，就走向了一种歧途。其实在现代社会，更应该强调、凸显文学的启蒙、教育功能。这是文学所独有的，其他社会科学没有的，也是文学真正的价值所在。文学不应该变为装点太平的工具，也不应该变为供人娱乐的“游戏”；而应当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引擎，引领民族精神前行的火炬。这是它不能推卸的使命。现实主义文学在看取和表现社会、人生时，有两个方面格外重要。第一个是要努力表现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匈牙利哲学家、文论家卢卡契在20世纪前期提出“总体性”文学思想。他认为小说要反映现实、历史和世界的“总体性”，小说的内在结构与大千世界的深层构成是相似的、对应的，小说本身就是一种“总体性”文体。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支流、暗流等，都应当在文学中得到全面、恰当的体现。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现实，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混沌的状态，作家就是要努力辨清主流与支流、规律与方向，进而在文学中真实、有力地表现出来。第二个是要勇于揭示社会人生中的深层矛盾。文学要发现揭示矛盾，引导社会和人生，这是从鲁迅开始，几代现实主义作家的精神传统。但这种精神传统现在正在渐渐流失。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封建迷信、腐败问题等随处可见，它严重阻碍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我们的文学作品在这方面的表现还很薄弱、浮浅。在我们的精神领域里，奴性意识、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以及民粹主义、阿Q精神等愈演愈烈，它瓦解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和道德，侵蚀着人们的人性与灵魂，我们的文学作品在这方面的揭示还很稀少、软弱。现实主义文学开发的领域永远是广阔的。 杜学文：现在有一种情况，有一些作家对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缺乏感应，甚而完全不知道不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是怎么回事，或者对中国的变革表现出回避的态度。他们的作品往往是自我满足的文字表达。这样的作品我们不能说它不是文学，但却不是目前我们期待的文学。我们期待着文学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表现，要表现出在这一独特的历史时代背景下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当然也包括中国人所发生的变化。对这一使命，目前来看我们的文学做得仍然不够。无论是对现实生活的宏阔性、深广度还是生活其中的人物之典型性、个性化，都表现不够。这当然是需要我们的文学进一步努力的。但是，文学还不能满足于对现实生活真实生动的表现，还应当为这个时代提供思想资源、精神引领与审美范式。文学不能被动地跟在生活之后进行表现，而是应该成为对生活具有敏锐感觉的先知先觉者，引领者与开拓者，对时代生活的发展方向、必然趋势有着敏锐的揭示与表现。 我们并不是说文学必须为社会提供解决问题的政治策略、经济方案、文化手段。尽管文学与这些内容难以绝对区分。我们强调的是文学应当在自己的描写中表现出特定历史文化时期人的源自民族文化又直面现实的价值选择与精神追求。这种选择与追求并不是单纯依靠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描写来表现的。甚至可能是通过对小人物、小事件的描写来表现的。关键是这种描写是不是表达出来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涵，是不是通过对人物、细节、语言等的描写来勾画出时代变迁的某种必然，并因此而激发出每一个读者推动这种变革的精神力量。这样的文艺，便如鲁迅所说的，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傅书华：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几千年来中国从不曾有过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青年作家对此未必有着清醒而自觉的认识。中西方历时性的演化形态、矛盾冲突等等，在新时代的中国是共时性地呈现着。而新时代的中国，亦已成为在国际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位置的经济大国、政治大国、文化大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与共识。在如此背景下走进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革，正实实在在地使当今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人生观念，无可逃避地发生着从未有过的深刻变化；不同利益群体、代际之间的人生形态及观念的裂变、冲突、革新，其规模、力度，也是空前未有过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历史质变期的时代尤其如此。犹如中国传统社会顶峰时代的盛唐出现了唐代诗歌，中国社会从农耕经济转向商业经济的宋代出现了宋词，西方人文复兴时代出现了莎士比亚，西方资本主义时代出现了巴尔扎克一样，在新时代的中国，也正呼唤着新的文学高峰的出现。 杨 矗：今天的社会现实有哪些实质性的巨变？我认为大致可提炼出以下几条：1、现实高度“虚拟化”；2、生活极度“均质化”；3、人和现实的关系空前“疏离化”、“非真化”；4、人性历史性地“庸俗化”；5、文学前所未有地被“小场域化”；6、人们对文学需要的“杂文学化”。置身如此大变、如此新异、如此陌生的社会现实，人们是不是真的不需要文学了？不是，应该说对文学的要求更高，希望文学还能像以往那样成为帮助人们更好认识和把握现实的“镜子”、“教科书”和“指路明灯”。具体而言可说有三大要求。一是希望文学能更近距离地切近现实，关注当下，聚焦社会热点问题，能为最广大的百姓代言，这便是近年来一些“非虚构文学”写作热起来的原因。二是希望文学对现实的覆盖面更大，介入性更强，或者说更欢迎“杂文学”或“跨体性文学”，因为这种文学口径大、尺度宽、兼容性强，能够最大幅面地与已高度虚拟化的社会现实相对接，这也是西方后现代文学中“跨体类型”兴盛的原因，如卡尔维诺的“百科全书式”写作即是。三是希望文学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新哲学”，成为人们理解“神秘现实”除宗教以外更好的主流形式。原因在于，一方面“虚拟化世界”有神秘性，另一方面随着量子科学、宇宙学的发展，科学把世界本来的“神秘性”、深邃玄奇性更大尺度地推在了人们面前，人们想更好地认识它、把握它，可科学是有一说一，无法满足人们“超越性”、“想象性”的诠释欲望，而只有文学的方式更为洽适一些，这便是科幻文学引起关注的原因。而面对以上需求，今天更多的文学作品却基本是远离或完全缺席的，因而可以说文学的“多余”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自身造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