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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主要是寻求外来的理论借鉴，翻译介绍前苏联儿童文学研究成果，但已经逐渐形成一支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队伍。这支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热心于儿童文学研究和评论的作家，如陈伯吹、贺宜、张天翼、严文井等人；二是专门从事研究的理论和教学人员，如宋成志、陈汝惠、蒋风、陈子君等人。队伍不大，但奠定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第一期工程，发表了一些有理论价值的作家作品论，在儿童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已经比较全面地明确了儿童文学的概念和功能。 1957年的反右斗争后，一种泛政治化的意识闯入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突出政治”的批判文章几乎布满当时整个儿童文学论坛。在极“左”文艺思潮的恶劣影响下，儿童文学研究园地成了一片空白。“文革”十年更是对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和后果。 70年代后期，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进行了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工作。其中1978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创作出版工作座谈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呼吁全社会关心少年儿童读物，破除“四人帮”遗留的陈规戒律，认真地讨论了儿童文学的艺术规律问题，解放了思想，理论研究开始呈现复苏局面。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80年代开始形成一支较为稳定的儿童文学研究队伍。第二，全国各地高校开始设置专门的儿童文学研究机构，开设儿童文学课程，招收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第三，儿童文学研究刊物开辟专门版面促进了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各种学术活动日趋活跃。 80年代末学界对于儿童文学与教育关系的论战，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儿童文学特殊性的认识，推进了基本理论课题的发展。总的来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走过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吸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美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等角度去研究儿童文学，努力建设和发展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 周琼华：与之前相比，当下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是否有了一些新变，您怎样看待这些新的变化？ 蒋 风：时代在进步，儿童文学在发展。八九十年代的儿童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是在“文革”之后拨乱反正、重新起步的。应该说在30年里，中国儿童文学建设卓有成就，一方面进行了必要的学术整理与发掘工作，一方面发扬了“五四”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儿童文学优秀传统，不断地拓展了新的儿童文学理论领域的进展，初步建构了儿童文学理论的框架，奠定了儿童文学的学科基础。 1984年，由文化部组织、在石家庄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是一次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儿童文学的特点和文学的一般规律性的关系问题，认真分析了“左倾”的文艺思想、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要历史地、恰当地估计发展变化的少年儿童特点，重视文学的共同规律，检讨和警惕过去儿童文学工作中的某些偏差。 理论建设需要反思以往的历史，向历史当中寻找资源。但它更需要反思正在将反思者围困在其中的并非过去的现实，反思当下的理论建设。 20世纪80年代中期，儿童文学理论界对儿童文学的趣味性与教育性、成人化与儿童化、少年小说与少年心理等一系列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对这些问题能否给予一个有价值和有审美性的回答，实际上就是对一个研究范式的现代性提出检验。1985年前后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传统与新潮两种声音。执著于传统立场的研究者坚持从文学性与儿童性的角度来阐释这些问题，而新潮研究者当中则出现一些新名词和新方法。这些蕴含丰富的理论术语和角度特殊的切入方式，让独立的见解和比较深入的观念获得了颇有深度的表达。这些新潮的研究比较活跃，但没有改写当时的研究范式。它只是一个更大的理论突破的前奏，较多地移植了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经过两种声音的交锋后，8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有了新的变化，就是文学性的回归。 进入90年代以来，较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批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出版，如1990年湖北少儿出版社的“儿童文学新论丛书”、1994年的甘肃少儿出版社的“中国当代中青年学者儿童文学论丛”等等。这些理论丛书开辟了儿童文学研究的新疆域，开拓了儿童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带来研究的新方法、新活力，初步实现了研究范式的现代性转换，为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带来另一个新变化，即儿童性的回归。 文学性与儿童性的回归让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走上了科学的大道，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繁荣的一个标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