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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波依斯的《黑公主》的第二章标题就是“普尔曼火车列车员”。小说在第二章第三部分形象地再现了普尔曼车厢内乘客对列车员的人格贬低。这一部分的起始便是乘客呼唤声：“乔治!”“乔治!”“乔治!”“乔治”是当时普尔曼车厢乘客对所有车厢列车员的统一称呼，得名于火车公司老板乔治·普尔曼，这种称呼沿袭了奴隶制中奴隶姓氏随主人的传统。作者杜波依斯借列车员马修之口对此表达了愤怒：“乔治，这名字本身并不坏，甚至听起来挺好的，因为这也是美国开国之父(乔治·华盛顿)的名字。其实并不是乔治这个名字有问题，而是乘客在喊‘乔治’时的傲慢语气和嚣张架势，仿佛这个车厢是他的王国，而他每大喊一声‘乔治!’就让他体会到统治的快感。所以，‘乔治’这个名称，暗含着列车员地位的卑贱并张扬着铜臭的气息。”(34)总之，乘客与列车员之间矛盾逐渐激起了“反抗的怒火”(35)，使普尔曼车厢可能成为种族反抗的前沿阵地之一。1925年美国成立了卧铺列车员兄弟会，后来成立了黑人工会，将这种可能付诸了实践。 虽然卧铺列车员在白人乘客面前地位卑微，毫无尊严，但他们在黑人群体中的地位却相对较高。在黑人普遍高失业背景下，列车员拥有稳定工作，大部分人拥有自己住宅。但普尔曼列车员工作更大的吸引力是流动性。根据布雷泽尔的研究，“黑人一旦被普尔曼雇佣为列车员，他的地位就大幅度提高了。他的同类很少有机会旅行，更没有机会与乘坐卧铺的上等人接触。列车员喜欢到处谈论旅行趣事，激起了其他黑人的想象和加入普尔曼服务业的热情”(36)。有些黑人律师在找到稳定工作机会之前都以卧铺列车员作为过渡。所以，在普尔曼车厢内的黑人群体中也存在着等级差异，而以迈凯和杜波依斯为代表的非裔美国作家通过小说阐述了在种族内部跨越阶级对立、建立种族团结的必要性，而普尔曼车厢则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有利空间。 《回到哈莱姆》的第二部分第一节(即小说的第十章)题目为《铁路》，这一部分集中描写了普尔曼车厢中黑人工人的阶级文化，车厢服务人员由火车厨师、列车员和餐厅服务员构成，工人阶级出身的主人公杰克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厨师，地位低于列车员，因为列车员享有与白人乘客接触的机会。厨师和列车员之间除了打牌外没有密切接触机会，但《回到哈莱姆》却描写了厨师杰克与大学毕业的列车员雷之间的亲密互动。杰克打牌没钱去找雷借两美元，才发现雷休息时候竟然阅读法国作家都德原版的《萨福》(37)。雷顺便给杰克讲起《萨福》，“他告诉杰克关于萨福的故事，她的诗歌，她的爱情，还有她为爱而从悬崖跃身大海的激情”(38)，这使得杰克变了一个人，“像一个对知识渴求的大男孩”(39)，小说结尾时火车慢慢驶进站台，但他们的友谊还在延续。 相似的故事也发生在杜波依斯德的《黑公主》中。马修是小说的主人公，曾经是医学院学生，因黑人身份被赶出只有白人才能工作的产科医院，心灰意冷的马修自我放逐到德国，遇到黑公主——一位印度公主。马修在普尔曼车厢做列车员就是为了完成黑公主要求他对美国黑人状况进行的调研。吉米，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列车员，在与马修相邻的车厢工作，虽然两人阶级背景迥异，但吉米“带给马修很多欢乐。他擅长讲笑话，总是逗得车厢中的列车员、乘客和售票员开怀大笑。他表达力非常好，而且对自己的工作了如指掌，对于新手马修来说，真是无价之宝”(40)。另一方面，马修传授吉米知识，两人逐渐成为挚友。他们之间跨越阶级的友谊形成于普尔曼车厢的朝夕相处。 在火车作为新型交通技术出现的早期，人们自信地认为火车是推进民主的工具，毕竟，火车使流动的自由不再是特权阶级的专有。然而，铁路公司和美国政府联手对火车内部空间进行的等级分割，使得火车非但没有产生民主化的效果，反倒复制并且强化了原有的种族、阶级差异和冲突，暴露出美国的民主神话与阶级和种族主义现实之间的矛盾。美国文学不仅记录了车厢内不同种族不同阶级的摩擦和交锋，也想象了车厢内种族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对话和融合，积极参与了流动性话语的建构。 与宏观的美国国家交通地理叙事不同，美国文学对火车的表征作出两大独特的贡献：着眼于流动性的具身性，即流动性的身体体验，具体形象地描绘火车的速度对于个体时间意识和视觉感知的影响，以及车厢的空间秩序对于不同种族和阶级关系的作用；立足于反思的现代性，揭示了资本作为现代性流动性的根源和动力，超越了技术革命与民主进步之间的线性思维，辩证地思考流动性技术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火车引起时间的标准化、空间的秩序化、地域的全球化等一系列现代性特点；另一方面，火车也显现出现代性的悖论——火车既是自由和进步的象征，也是束缚和压迫的途径，既是各个阶级和种族相互争夺的空间，也是不同阶级展开对话的平台。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全面考察了火车流动性的多个维度，展现了现代性的多重影响，绘就并参与了美国流动性的实践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