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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诗性实践的文学翻译 如现代符号学创始人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所言，对任何语言符号的意义阐释实际上都是将其进一步翻译成另一种符号、一种“更加充分展开的符号”的过程(Jakobson 114)。文学的跨语言翻译总是需要“语际翻译”与“语内翻译”的相辅相成。雅各布森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面向》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词汇、语汇的表意都是一种符号学建构，没有任何意义(signatum)能够离开符号(signum)的建构直接传达。⑥翻译中最难实现的，是两种符码单元及其编排的完全一致，这些符码关联着使用者的感知经验、认知方式和语用习惯。诗歌以押韵、节奏、重复性篇章结构为根本特征，语形辞格、语义辞格、句法辞格、逻辑辞格⑦的展演是其最重要的书写方式，因此诗歌翻译较之散文的翻译更为不易。 任何一个目标文本都同时是诠释与被诠释、建构与被建构的文本，都能够召唤出目标语言中独特的元语言文化系统。不仅英语与汉语的系统规则不同，汉语内部也历时与并时地存在着多个亚级模式系统。安东·波颇维奇(Anton ,1933-1984)在吸取雅各布森语言交流模型与以希·列维( Levy,1926-1967)⑧的交流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把翻译看作文学系统之间的交际过程： 发送者(作者)——文本1——译者——文本2——接收者(读者)( 11) 文本的交际过程包含语码与信息两方面；译者同时是第一接收者、二度发送者，对于读者而言他是唯一发送者，读者则是二度接收者。我们再结合格雷马斯语义符号学的概念术语，译者同时扮演两个动元角色(actantial role)，即接收者与发送者(Greimas)，符号系统中的其他主体则保持较为单一的动元角色。然而对于《哀希腊》这个接受史复杂的文本而言，文本转译的过程呈现为多方向、多动元角色的互动展开。 同一语言系统内部的目标文本之间会相互对话，译者与译者之间、读者与译者之间相互会发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哀希腊》的百年译介史，映射的是不同时代作家、学者、革命志士把拜伦诗歌纳入历史语境、注入个体生命的诠释过程，每一位翻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其个人目的、翻译主张、抒写偏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先前译者的影响，其译本也成为前文本的响应和补充；读者亦不是文本传递的终点，他们参与翻译的再创造、符号的再生产；读者的接受反应会触动后来译者的改编，也会影响后世读者的理解。从更广义的层面来说，所有晚近的译者都必须先是读者，其诠释策略往往建立在对前在文本的理解之基础上，他的翻译抒写必须与他面对的读者群背后庞大的文学文化系统相对话。正是这种多方向多行动主体的翻译活动加速和扩展着语言的生长、变化、更新。援引叶姆斯列夫的理论武器及罗兰·巴特的拓展，文学文本是一个内涵符号系统，内涵系统的所指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修辞则构成内涵指符之形式(Barthes 90-91)。对文学文本内涵能指之形式的创造性转换，使文学翻译成为各具主观能动性的诗性实践。因此本论文探讨《哀希腊》汉译活动的时候，将把诸家翻译视为其搭建汉语诗歌与源文本的对话沟通之勉行，将翻译文本的新型创作看作译者在汉语语内翻译的互动场域中对源文本的诗性切磋。在下文中，笔者将对照分析苏曼殊、马君武、胡适、查良铮的文本语言系统，通过具体例证的考察，深入检视对《哀希腊》的诗性创译所历经的百年变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