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说说马永波”，这个念头一直都在。此前没说，是因为其间属于“朋友义务”的责任感没消除干净。我与永波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结识了，很投缘。
    永波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好玩的是，正是计算机消除了我对朋友诗人说话的责任感。计算机开始写诗啦，不少肉体诗人内心慌乱。计算机当然可以写诗。柯洁靠算计下棋，纯粹靠算计而存在的计算机当然可以虐他。不少诗人长期以来都在用计算机处理数据的模式生产诗歌，计算机也可以虐他们。算计之诗众多，比如故乡、麦子之类的诗，60%以上的词的温度在摄氏26度以上。又比如“人性”的诗，30%的弗洛伊德，30%的尼采，10%的荣格，10%的地缘政治，另20%的随机情感词汇。其间的略微不同，也只是人肉计算机的品牌差异，有的是博尔赫斯牌、有的是弗罗斯特牌，有的是艾略特牌，也有艾青牌、多多牌、北岛牌、韩东牌、昌耀牌、臧棣牌……（不知这些被当做诗歌计算机品牌的非算计诗人们有何感想）……感谢写诗的计算机，它让我看清了许多人肉计算机诗人，也搞清楚了算计之诗和心智之诗的差别。我发现我不能“批评”的，只是那些算计之诗。算计之诗就让计算机或算计评论家去说吧。这样，剩下的、我可吹捧可批判的诗人不多，有几位朋友比如马永波，也在其中。我不骂他们不捧他们，就真的是无话可说了。
    既然说，就题外题内一起说。题外话是，永波不是一个可以习得或复制粘贴的诗人。我不止一次告诫年轻的诗友，“别学永波那厮，学不来的！”就是说，有些诗歌的情感、语言策略、叙事策略、诗歌构型可以习得，永波的诗则没有这项功能。这也是我与他相识相知30多年，诗艺上不能相互影响的原因。谁能学到诗歌叙事中沉默的那一部分呢。我长期 “家庭冷暴力”似的面对永波的“伪叙述理论”，就是上述认识在作怪。
    话说回来。我相信计算机永远不会做梦，即使它做梦了也不会被“梦魇”。
    这就从永波的“梦魇”开始吧。
    在永波那里，梦魇不只是诗性思维在某个高度的友好境遇，也是诗歌叙事的必然遭遇。在这个境遇中，意义竞相重叠，言辞反复无常，情绪镜像呈现，故事一反常态地清晰却又变得异常可疑。我们预感或期望的叙事，在那里被处理成流动而有粘度的陈词滥调、老生常谈。诗歌创作过程中，遇到这个阶段，不少诗人（尤其是用汉字的诗人）会躲开，去享受更晴朗的诗意；或对此做玄学处理，到达另一重境界，同时与一些质感丰富的诗歌结果擦肩而过；有些诗人会沉溺其中，直至自说自话呓语连篇也不能自觉；有些诗人既可玩味其中，又能进出自如，从而在诗艺上大觉。永波就是后一种诗人，他既没有错过梦魇的诗歌果实，也没有被梦魇的副作用毒化。
    在永波的梦魇类诗歌文本中，总是有一丝、一缕、一个缝隙或没有光源的亮度，显然那不是诗人刻意留出的，而是文本自身的光芒。在某个需要的时空，这些小小的光亮，可以让诗人、读者和诗歌文本从梦魇中恍然醒觉。
    “下雨的晚上，工地上的灯照进屋中//黑暗中，唱机上的小灯幽兰地呼吸……”（《两座阳台》）。“在已经亮灯的远处的方舟上，她白色的手臂……”（《那以后》）。“红色长桌上摆着面包与酒浆/每个空位前都燃着一根蜡烛……”（《地下王国》）。即使在“天上没有一只飞鸟，没有太阳/没有云彩”的《锈水》中，情景“仍然很亮/仿佛一场暴雨刚刚结束”。即使在某种隔绝造成的梦中，犬吠也能擦亮灯盏（《居停主人之歌》）。
    我列举永波的“光亮”与“他的诗总是充满希望”这样的评语毫不相干。光与希望的可喻关系是另一码事。其实并非必须是光，也可以是别的心智之钥匙，使诗歌梦魇与我们现实的梦魇相连。如此，永波可以肆意在诗歌中叙事，并借此“拨乱反正”。《诗经》大都叙事，后来情感与物象的交感成为诗人在诗艺上的主攻方向，诗歌叙事弱化。有不多的一些叙事诗，比如《卖炭翁》、《长恨歌》等，其实只是诗人在讲小说家该讲的故事。
    永波的诗歌实践证明，诗歌的叙事不伤害诗歌，还可以开拓诗歌的向度。小说讲的是人们喜欢和期待的故事，读后可以重复、可以模仿、可以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但诗歌的叙事不同，不能指望诗歌能给你一个你期待的故事，如果你有那么一个故事，你就是诗人。诗歌的叙事是我们内心故事的铺垫、引言、结局；或者，诗歌叙事是没有铺垫、引言和结局的“上帝”的叙事模型，也是故事本身的姿态和元结构。所以，在梦里梦外的诗意叙述中，永波遭遇的故事无一例外地陌生，他熟悉的人统统成了陌生人，熟悉的物件统统是陌生的物件。再有陌生的言辞出现，诗人和其读者的收获当然可观。
    这一切来的那么自然，当然是整体性的隐喻。从诗艺层面上，当其他文本在叙事中陷于绝境时，诗歌是叙事的出口，而不是小说、散文的提炼和浓缩；当人类生命的宏大叙事陷于困顿时，诗歌叙事是其最轻灵的出口；现在，把梦魇与诗意叙事结合起来，我们发现，人类每次都在一个伟大的时空境遇中，同时人的梦魇永远与时代的宏大叙事伴生，成为个体生命摘不掉的难度徽章。而诗歌，可以跟任何宏大叙事对称而发，成为个体生命的一根坚强木头，起到那种“立木顶千斤”的作用。
    如此，永波诗歌叙事的真实面目才能呈现，其意义不言而喻，其现代感才能被指认。在这个环节，他的《奇妙的收藏》《我和马原的语言学实验》《父亲的信》等等，都是有益的实验。如果这样的实验稍显生涩，《父亲》《拿玻璃的人》《秋千》《小慧》等等，以及“凉水诗章”系列的大部分诗歌，则无可挑剔。
    其实，梦魇的陌生同时把握了另一种生命境遇。世界之于我们，本质上是陌生的。我们经验的一切熟悉，只是我们自以为是的熟悉。所以，就算拥有那些不离不弃的光亮，也无法减免永波的孤独和苍凉。人的孤独和苍凉有很多种。作家诗人的孤独和苍凉别具一格，经常的表象是无聊。精神的丰富会侵蚀孤独、装扮苍凉，进而在文本中呈现出戏说的孤独、戏说的苍凉。永波有少量诗歌是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那是些精致的诗歌，可进学院的大门，进而成长为那种享受孤独和苍凉的诗艺大树，使生命各安其命。就我而言，在这种状态下，我选择不写诗，因为我不是天生的诗人。
    就在进学院大门的那一刻，永波转身了。他把诗歌当做一块陌生圆润的石头，投进陌生而没有边际的水域，激出的圈纹逐一扩散，这些圈纹肯定有边际，但不知哪儿是边际，每个边际线都与自然、生命、神性、爱恨和友谊交谈，其间的梦魇式叙事丰富生动，还有一些故事在沉默中生发。加上梦魇的也是生命境遇的陌生属性，永波完全无需舍近求远，不用穿越，不用去远方、故乡、天路、神殿、战场……他只要一抬脚，就能开始他的诗歌旅程。于是，“人”不再是被宏大叙事淹没的人，不再是被大数据裁撤的人，不再是被一个个组织圈定的人，而是诗意中的孤独苍凉的“陌生人”，这些人就在诗人身边，他们是诗人的亲人、爱人、朋友、同事……无需刻意选择，也根本用不着回避，都是永波“伪叙述”诗歌策略的人本源头，也就容易形成一种信誓旦旦，果然如此的效果。这些熟悉的“陌生人”与镜像、梦魇结合时，构成生命个体在现实时空和诗意时空中的相互修正，从而具备了生命真实的完整性。举例说，如果诗人借此途径“超度”了他的现实熟悉而诗意陌生的母亲、父亲，使他的父母的曾被现实裁剪掉的心智形象回归，诗人肯定是幸福的。我相信，在这种动力和诗歌能力驱使下，永波恨不能为全世界每个人都写一首诗。永波的“人”的诗意叙事如此自由旷达，值得深思。
    使生命完整，其在诗艺上一个可能的表现，就是诸象激荡、也同质重构，言辞丰富，但也因丰富而趋于平衡，从而产生倦意，意绪的倦怠，语言的疲倦，诗人的困倦。这种情况，永波当然不能避免。我对他的这种东西保持警惕，但我不能拒绝一个纯粹的诗人的多向度摸索，也包括其对自身“倦意”的表达。好在这种情形不是时常发生。也许时常在发生，但是，永波有化解的工具。
    我们知道，诗人无法从社会伦理那儿借来“善”的概念和工具。在诗人的时空里，善与真是业已结合在一起的精子和卵子。我无法相信一个不善的人能够成为诗人。也因此，善在诗中从来无法浅表地表达，诗人也没有必要为善呐喊。因为每首真正的诗都有“善”。永波的诗中，善的语言触觉不难分辨。比如拿报纸包住玻璃锋利的边缘（《拿玻璃的人》）；比如从上游飘来杏黄的村女的衣裳和插满野花的草帽，以此对冲我们对事物的冷漠（《林中小溪》）；又比如生命密码沉重移交时，那只咕咕咕的小鸽子（《父亲》）；以及前述的梦魇中的光亮和诗歌叙事中不依赖选择的“人”……这样的情形在永波那里俯拾皆是。这与诗艺无关，技术不可能产生温度。技术让永波选择镜子、玻璃等，但这些冷选择一点儿也没消解永波的“善”。 这种“善”，无不时刻在抵消诗人、诗歌文本、读者的倦意，使整个诗歌旅程积极而生动。
    神性思维及其反思，是大善的源头。诗意肯定会抵达这个源头，并对此进行重新认知和解释。既然永波连人带诗都抵达了这个源头，他还会好诗不断。所以不久前我说过一段话：马永波的诗歌，具有天使翅膀的那种温度，那样的温度里包裹着空山似的寂寥，清透的孤独，银铃的敏感，野草的无奈荒芜……
    如此感性地说永波的诗，是因为我相信真与善的格局成就诗人，言辞的美与沉默成就诗歌，而修辞显著的诗歌次品才能成就批评，那些浑然天成，似乎一眼看透却又意味无穷的诗，只有少数批评家喜欢。在这篇小文章中，我尽量避免时髦的理论术语，尽量感受而不理论，只是不想给诗人馈赠一份悲哀。诗人注定是悲哀的，无人评说是悲哀，有人评说又大多被误读亦是悲哀。
    诗人也是快乐的，一个好的诗歌文本被阅读时，诗人、诗意、诗艺统统都在场。这与小说不同，阅读小说时，读者渐渐被情节主导，作家会淡出。诗歌阅读中，诗人永远在场。写这篇文章的这个夜晚，我觉得永波就在身边，一言不发，又很无聊的样子。是的，这是他永远在诗中的一个隐喻。他不是以客体的身份来观照诗歌的，他就在诗歌主体中，在文本中，从未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