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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子星座在记忆的海面上升起——写在商务印书馆建馆双甲子纪念特藏《天演论·茶花女遗事》出版之际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文汇报 陈建华 参加讨论


    
    
    
    4月23日,是每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今年的这一天,也是第十九届上海读书节的启动日。本报推出“世界读书日”系列专题,以期营造全国人民“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阅读氛围。
    人类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一国的发展取决于国民素养,国民素养的高低取决于国民的思想,而国民的思想来源于国民读书的数量和质量。
    商务印书馆建馆之初推出的两本书可谓例证之一。1898年,严复译《天演论》横空出世;次年,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再度惊艳问世。一时间,“物竞天择”、“自强保种”等话语不胫而走,“进化”一词更成时人口头禅。
    时至今日,严、林依旧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着巨大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正是他,成就了严、林的传奇,也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传奇。可见,一本好书,既需要有好的著(译)者,更需要有好的传播(出版)者。商务印书馆建馆双甲之际,选用罕见版本仿制,近日出版发行了纪念特藏《天演论·茶花女遗事》。本报特刊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建华为此撰写的文章,以兹纪念。
    ——编者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当看到由严复的《天演论》和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做成双甲子纪念特藏,在我脑际霎时浮现了严复的这两句诗,出自他在1904年作的《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此前的三四年,《巴黎茶花女遗事》见世,一时洛阳纸贵,“断尽支那荡子肠”不仅表达了诗人一己荡气回肠的阅读体验,也道尽一代青年经历的感情风暴——成为一个时代浪漫启蒙的见证。
    在众多赞叹之中,严复这两句诗给我印象最深,却记不起是什么时候读到的,似乎不止一次。也许在某一部文学史、某一本传记,或某一本有关名人轶事的笔记里?我又在想,什么时候得知严复的《天演论》的?好像从中学的教科书就知道了。是的,记得我得到一本《天演论》而欣喜若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商务出的新版。又是什么时候读到《茶花女》的?有一回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本纸页脆黄的平装本,那时在哈佛读书,从燕京图书馆借出的。
    记忆有清晰有模糊,在互相穿越、重迭。文件夹因为换过几个计算机,已丢失或打不开了。对《天演论》和《茶花女》,我未必比别人了解得更多,但此刻唤醒了我的阅读史,在重访我的思想与情感的历程。历史常是这样,偶然的机遇,风尘的覆盖,碎片的记忆,被遗忘,被湮没,但人类精神的灯塔永远在守望在照亮文明的进程。此刻,严复和林纾犹如双子星座,在我记忆的海面上升起,伴随着波光月色的风涛。
    以这套玲珑可喜的“特藏”来纪念商务印书馆建馆一百二十周年,让我们不仅向严复和林纾表示景仰,也关注这两部现代经典的出版史及其带来新的启示。常言道,世有英才,更须伯乐。或者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但英雄还得由人造成?
    严、林均是冠绝一时的古文大家,出自清代桐城派殿军吴汝纶门下。吴称《天演论》为“高文雄笔”,“海内奇作”;梁启超盛赞“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则彰显其学养与眼光。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是翻译理论的不刊之论。他自述“为一名之立,荀月踟蹰”,洵为专业敬业的楷模。的确,凡属不世出之才或不免自负,严复说:“细思欧洲应译之书何限,而环顾所知,除一二人外,实无能胜其任者。”而对于信奉左马班韩为“天下文章之祖庭”的林纾,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七千言”也是其傲视一世的写照。试想在二十多年时间里,他和多位口译者合作共翻译了一百八十四种小说(据马泰来的统计),这需要何等精力和才气!此纪录大约至今未能被打破。其中,有二十多部欧美文学经典,而且不乏比原作更富神韵的章节。钱锺书先生说,多亏了林译,他“才知道西洋小说这么迷人”。
    两人几乎同时斐声文坛。严复赞叹《茶花女》时不无同门相惜之意,然而当康有为说“译才并世数严、林”时,据说两人都不开心,这大约与当时小说的地位还不那么尊贵有关。其实,严复是小说的最早鼓吹手之一,林纾更看重其在古文方面的成就。倒是有些私密性轶闻更为有趣。林纾翻译《茶花女》纯属偶然。彼时正当国人对拿破仑的盖世武功津津乐道之时,他想翻译拿破仑,恰逢其关雎情深的发妻病逝。中年丧偶,“牢愁寡欢”,通过朋友王寿昌的介绍接触到小仲马的《茶花女》,不料竟使他感触万千,遂与王一起翻译,从此一发不可收。
    其实,那时的严复也丧妻多年。庚子年北方动乱,他避居上海,与朱明丽结婚。朱是《天演论》粉丝,自称必要像严复那样的人她才肯嫁,在朋友圈里传为美谈。其时,作为戊戌革党的黄遵宪遭清廷清算而蛰居在广东老家,为严复做了一首诗:“一卷生花《天演论》,姻缘巧作续弦胶;绛纱坐帐谈名理,似倩麻姑背蛘搔。”这是为老友道喜,后两句夫妻俩在闺房讲道的情景,严肃而香艳。其实,朱女士的英文很好,所扮演的角色大约不止为夫子后背搔痒。不过,“一卷生花《天演论》”和严复的“可怜一卷《茶花女》”有某种互文性,似对当时林纾的情感状态另有一番同情了。
    《天演论》初版于1898年,为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刻本;《巴黎茶花女遗事》也是1899年福州的私家初刻本。这两部译作迅即出现各种版本,各家出版社竞相印发,由是更风靡一时。但是,很快严、林与商务印书馆签约,从1903年起,两人的译作皆由商务出版。1904年,推出了严复的《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和《法意》,次年《天演论》铅印本见世。林纾也是一样,1903年之后十数年里,共出版了林译一百四十种,大多收入《说部丛书》和《林译小说丛书》。商务为严、林提供经济上的保证,而从出版、营销到传播都是极其高效的。
    这一切,造就了严、林的传奇,也造就了商务的传奇。而在这一切的背后,站着一位商务的关键设计师——张元济。
    1896年,张元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任职,处理涉外文书工作,由此树立了放眼世界传播西学的志向。次年,他创办通艺学堂,鼓吹西学,培养维新变法的人才。英文教师严君潜是严复的侄子,严复为学堂取名,也在学堂作过讲演。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受到“永不叙用”的处罚,南下至上海,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与严复书信往来频繁。严在一封复信中说:“译书为当今第一要务”,代表了两人的共识。此时,严已翻译《原富》,准备交给张在译书院出版。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次年担任编译所所长,即将严译纳入出版计划。
    同样因受欧风美雨文化复兴的风气感召,林纾从事小说翻译。如《斐洲烟水愁城录》的序文说:“敦喻诸生,极力策勉其恣肆于西学”,“欧人志在维新,非新不学,即区区小说之微,亦必从新世界中着想,斥去陈旧不言。若吾辈酸腐,嗜古如命,终身安知有新理想耶?”因福建同乡之故,林纾与高梦旦相熟。高也是商务的重要人物,继张之后担任编译所所长。1903年,商务出版的第一本林译《伊索寓言》,其口译者即严复的侄子严君潜。这么看来,高梦旦与严复、张元济也都有关系。
    甲午之后中国进入现代转型的进程,在外侮频仍、国族危机的激荡下,革命运动与保守势力此起彼伏,要求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此刻的张元济、严复和林纾走在一起,站在中西文化交通的前沿,怀着拥抱世界的激情,迎着希望的曙光,决心为翻译与出版事业开创新的文化空间。然而,回到上世纪初,把翰林张元济、举人林纾和新式学堂出身的严复连结在一起的历史节点,可以发现,他们面临着一种新的人生抉择而走上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形塑之途,其输入西学的共同志业更受到“教育”这一理念的驱动。当商务的创始人之一夏瑞芳邀请张元济加入商务时,张自述:
    光绪戊戌政变,余被谪南旋,侨寓沪渎,主南洋公学译书院,得识夏君粹芳于商务印书馆。继以院费短绌,无可展布,即舍去。夏君招余馆任编译,吾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
    的确,张元济信守自己的诺言。1904年,他致函汪康年曰:“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沉浮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不为高出一层也。”事实上,当时清廷打算起用张元济,不久正式召张进京起复原官,他也应召,然而在官中三个月即告假回到上海,继续在商务追求与实践他的教育理想。
    因此,张元济、严复和林纾不待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已完成自身知识分子身份的转折,为国民前途殚精竭力。他们也看准了商务印书馆在国民教育、都市文化方面的发展潜质。确实,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他们在中国翻译史、思想史、文学史、教育史和出版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厥功甚伟!同样,商务也成为严、林的安身立命之所。严复能“屏绝万缘,惟以译事自课”,与其著作所带来的可观收益是分不开的,至其晚年基本上由稿酬、版税和在商务的股份得以维持。林纾不仅是他的译作,包括文集,皆由商务出版,如高梦旦的《畏庐三集》序言所说:“畏庐之文,每一集出,营销以万计。”以致有人戏称林纾的书房为“造币厂”,因其“动辄得钱也”。
    严、林对于中国思想与文学的巨大影响,我们耳熟能详。《天演论》发表之后,“物竞天择”、“自强保种”等话语不胫而走,而“进化”一词更成时人的口头禅。我们似乎不太关注“进化”思想在日常生活与都市文化方面的表现。民初郑曼陀画的一幅月份牌美女图里,一个时装美女在阅读《天演论》,背景是浩瀚的海面。其时,“时尚”和“进化”有相通之处,如上世纪三十年代流行无袖露肩、高开衩的旗袍,表明女性身体更为自由开放的观念。有“通俗之王”之称的包天笑最富进化思想,由商务出版、他主编的《妇女杂志》中就不乏《进化学上之妇人观》之类的文章,涉及感情及其表述的历史变迁。也正是包天笑,在1917年1月创办的《小说画报》中声称“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之文学”,该杂志由是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份专刊白话小说的杂志。
    二十世纪中国义无反顾地朝现代化迈进,时代风云瞬息变幻,大浪淘沙,潮起潮落,而商务印书馆与时俱进,保持而且不断更新其出版传奇。今天的青年读者可能对《天演论》或《茶花女》产生隔膜,而且我们也知道,严复和林纾曾在政治上文学上一度非常保守,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但对于商务来说,这两人不仅是品牌,更是一种可贵的传统,闪烁着一以贯之的文化理念。
    “严译”、“林译”是商务特铸的品牌符号,不仅使我们勿忘初衷地回望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历史时刻,同时也成为一个通过翻译把世界文明转化为国粹美文的比喻。翻译,意味着文化并存、包容、选择而最终转化为中国特色的文化果实。
    1923年,商务首次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排印本,“林译”得以完帙;1930年重新命名《严译名著丛书汇编》,更确定“严译”的经典性。古语说“慎终追远”,时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善始善终地对待严、林的著作,对商务来说,这两位文化巨匠在文化河床中光景常鲜,是活的传统的代表,而藉以建构、开拓和更新自身传统,不仅是其出版产业的生命标志,也是中西合璧新旧兼备的文化方向的体现。
    值此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周年庆典之际,就商务与严、林关系略述所知,藉此向前贤表达崇仰之情,也对商务的璀璨前程表示衷心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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