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9年，在举国欢庆建国六十周年之际，莫言推出了自己的长篇新作《蛙》。这部号称“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1] 的小说，无论从出版的时间来看，还是从表现“乡土中国六十年”[2] 的创作意图来看，都可以被理解为是作家试图用自己的创作对共和国历史进行清理和反思的尝试。在这个意义上，莫言这个一向强调“长篇小说尊严”[3] 的作家，其创作的野心不可小觑。正如小说封面勒口所写的：“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 [4]，这部小说将笔触伸向了所谓“波澜起伏的生育史” [5]，描写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生育的不同形态。不过与当代文学惯常的历史书写方式不同的是，这部小说并没有采用“现实主义”式的叙事成规，而是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写作的特征。因此对这部作品的意义阐释就不能只局限在小说题材之上，而是要结合对小说形式的分析，对《蛙》这样的作品来说，故事怎么讲显然要比故事讲什么更为重要。
    小说《蛙》由三种完全不同的文体——文学素材、话剧剧本和书信——拼贴而成。它的主体部分是文学爱好者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份文学素材，即蝌蚪为创作一部以他“姑姑”为主人公的话剧所做的准备。小说的第五部分就是他最终完成的话剧剧本。而每一部分前面，又都有一封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短笺。从这样的小说结构来看，《蛙》中显然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故事，第一个层面是蝌蚪在文学素材中讲述姑姑作为妇产科医生、计划生育干部的经历以及他本人在新世纪以来的种种遭遇；第二个层面则是作为文学爱好者的蝌蚪试图把前一个层次中的故事写成一部“像《苍蝇》、《脏手》那样优秀” [6]的话剧剧本。正像小说开始时叙述人蝌蚪对日本作家杉谷义人所说的，后者所作的题目为《文学与生命》的演讲是启发其开始创作的动力。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莫言的小说《蛙》所处理也正是“文学与生命”，它既是一个关于“生命”遭遇不同形态的“政治”时所受到的种种压迫的故事，也是一个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将人们的历史经验和生命体验加以表达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看，《蛙》的意义显然不仅是对计划生育政策得失的某种评价和反思，它更包含了如何将姑姑和蝌蚪在六十年的岁月中所获得的历史经验转化为文学形式问题的思考。
    本文对小说《蛙》的讨论，即围绕上述两个层面展开。首先，本文将从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出发，分析小说如何在第一到第四部分中表现主人公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形态下，同样参与对“生命”的戕害与荼毒。其次，文章则选择以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五封信为分析的起点，揭示小说中所蕴涵的“忏悔”主题，分析小说第五部分，即蝌蚪最终完成的话剧剧本，探讨主人公为何难以将自身的历史经验赋予文学形式，并由此思考文学应该以何种方式来处理为当代中国人复杂、多变的生命经验和情感体验的议题。
    二
    小说《蛙》选择以计划生育问题作为题材，显然试图触碰一个关于“生命政治”的议题。正像作者借小说人物的口所说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毛主席的指示，国家的政策。毛主席说，人类应该控制自己，做有计划的增长。” [7]而这里所说的“控制”、“有计划”，即意味着作为现代性组织形式的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将“生命”纳入到“政治”的掌控范围之内，使“生命”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政治”目的。
    最早将“生命”与“政治”放在一起进行理论化论述的，是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在1976年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中，福柯区分了统治者对死亡的权力和对生命的权力。他认为现代国家的统治者和君主制国家的君王之间的重要区别是：后者只拥有对死亡的权力，即将人处死的权力，但不具备对“生命”的控制力；而前者则不仅拥有对死亡的权力，还拥有对“生命”的权力，即通过对“出生率和死亡率、再生产比率、人口的繁殖”[8] 等过程的控制，实现对“生命”的掌控。因此现代统治者通过“惩罚技术”（对死亡的权力）和“调节技术”（对生命的权力）的双重掌控，最终实现了对“从有机体到生物学，从肉体到人口的全部”[9] 占有。这种统治者对生命的权力，就被福柯命名为“生命政治”（Biopolitics）。
    在这里较为详细的介绍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对于我们讨论小说《蛙》来说是相当必要的。虽然福柯关于“生命政治”的讨论最终指向了对种族主义起源的考察，引申出对纳粹——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异形态的反思，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并不相干。但福柯在这里提出的“生命政治”概念无疑提醒我们注意，“生命”这个看上去似乎最自然、最本真的东西在现代社会难以独善其身，它早已被编织进现代性的逻辑之中，从而与“政治”深刻的联结在一起。因此对于小说所处理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们不应该像某些居心叵测的西方评论家那样，将其理解为集权国家对所谓“人性”或“人权”的迫害。而只能把这种“政治”对“生命”的掌控与压抑，视为现代性逻辑在中国展开过程中的必然后果。在笔者看来，莫言在小说《蛙》的主体部分，即作为文学素材的第一到第四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触碰了“生命政治”的议题。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蛙》的第一到第四部是文学爱好者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份文学素材，是蝌蚪用来“为写作那部以姑姑为素材的话剧做准备” [10]的。不过由于蝌蚪在其中也常常加入对杉谷义人的倾诉，因此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将之理解为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长信。从这四个部分的排列关系来看，其中似乎蕴涵了作家对共和国六十年历史的某种理解。小说在第一部分开始时向读者说明反右斗争之前（即在1955年和1957年之间的一段时间）的中国，是“中国的黄金时代，也是姑姑的黄金时代。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姑姑双眼发亮，心驰神往地说：那时候，我是活菩萨，我是送子娘娘，我身上散发着百花的香气，成群的蜜蜂跟着我飞，成群的蝴蝶跟着我飞。”[11] 这段富有抒情气息的文字可以说是整部小说中唯一轻松明快的段落。再此之后的故事则逐渐将向读者展示出沉重悲怆的一面。小说第一部结束于文革时期对姑姑进行批斗时，会场冰面的断裂，“许多人，落到了冰水中”[12] 。第二部则以蝌蚪的第一任妻子王仁美被姑姑强行流产，最终母子死在手术台上为结尾。而小说第三部则以由于姑姑不断追逐“超生游击队”王胆，最终造成后者因早产而死亡收束。从前三部以“死亡”为结尾的安排来看，小说讲述的似乎就是中国社会自60年代以来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生命”开始逐渐被“政治”所掌控，妇女们生育的要求不断受到以姑姑为代表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制，“政治”开始根据自己的需要掌控整个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并由此造成“生命”不断被抑制以致死亡的过程。故事进入第四部分后，结局开始不再突显死亡，转而书写“生命”的诞生。这一部分以蝌蚪的儿子出生作为结尾，并宣告这个孩子“必将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合法的公民，并享受这个国家给予儿童的一切福利和权力” [13]。
    单从这样的结构安排来看，作者似乎通过小说前三部分关于死亡的书写，表明“生命”在1957年之后，逐步受到“政治”的种种压制。而第四部分则以一个计划外婴儿的诞生，暗示“生命”开始在新世纪摆脱了“政治”的压制，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复苏”。不过小说《蛙》的内涵显然没有这么简单。这种复杂性突出体现在第四部的描写中。在这里，小说不再以姑姑为主人公，而是主要讲述的是小狮子趁自己的丈夫——主人公蝌蚪——不备，通过代孕公司利用试管婴儿技术为蝌蚪生一个儿子的故事。虽然蝌蚪在开始时觉得让自己小学同学的女儿陈眉为自己生孩子是不道德的，并千方百计想让陈眉流产。但小说情节至此突然一转，蝌蚪意识到自己当年就是因为软弱，配合姑姑贯彻计划生育政策，强迫千方百计要为自己生儿子的王仁美流产，才造成她惨死。因此他现在只有生一个儿子才能为自己“赎罪”，于是觉得“我感到我过去的罪恶，终于得到了一次救赎的机会，无论是什么样的前因，无论是什么样的后果，我都要张开双臂，接住这个上天赐我的赤子！” [14]因此心安理得接受了陈眉代孕的事实，并宣称自己之前对代孕合法性的质疑“只能说明不是社会出现了问题，而是我自己出现了问题。”[15]
    从这个角度来说，姑姑与蝌蚪也分享着同样的逻辑。她本是一个坚贞的共产党员，在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时毫不留情，宣称：“党指向那里，我就冲向那里！……现在有人给姑姑起了个外号叫‘活阎王’，姑姑感到很荣光！”[16] 不过这部小说的有趣之处或许并不在于它对姑姑坚决贯彻党的政策的描写，而是它不断通过叙述者蝌蚪的引述，将姑姑在新世纪对自己当年的评论，插入到对姑姑早年经历的描写中。也就是说，虽然小说刻意将“过去”的姑姑塑造成一个不顾一切要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的共产党干部，但它同样强调“进入晚年后，姑姑一直认为自己有罪，不但有罪，而且罪大恶极，不可救赎。” [17]而且姑姑甚至认为“那时（指50到70年代——引者案）所有人都疯了，想想真如一场噩梦。”[18] 从“噩梦”这样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出，晚年的姑姑显然在为自己年轻时的所作所为而“忏悔”。而也正是因为这一“忏悔”，姑姑这个原本极度正直，在文革期间哪怕被人拔掉头发也绝不说谎的人，竟然无耻的证明小狮子才是蝌蚪儿子的亲生母亲。在这里，蝌蚪和姑姑没有意识到的是，当他们为自己当年贯彻落实的计划生育政策“赎罪”时，他们其实在当下再次成为“生命政治”的帮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实践对“生命”的控制和戕害。
    而这种戕害就集中体现在蝌蚪对陈眉腹中孩子的剥夺上。从小说的描述来看，陈眉是一个被资本剥削到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形象。她原本是高密乡最美丽的女人。但在广州打工时，陈眉被血汗工厂的一场大火毁容，变成了一个只能用黑纱包裹身体的女人。然而资本的逻辑总是贪得无厌的，它不仅要剥夺她美丽的外壳，还要将她物化为生产资料。正像李手为蝌蚪所描述的陈眉：“她就像一个工具，你只不过租来用了一下，如此而已。”[19] 资本家的一句“如此而已”，就将陈眉的孩子窃为己有，这也就难怪陈眉要发出这样的控诉：“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丑陋的茧，有一个美丽的生命在里面孕育，等他破茧而出，我就成了空壳。”[20] 在笔者看来，莫言的写作正是在这里触碰到一个极为深刻的命题：即当蝌蚪为一种形态的“生命政治”对“生命”的压抑而忏悔时，他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生命政治”的帮凶，再一次荼毒“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的前三部分和第四部分虽然在表面上表现出对“生命”的不同态度，但却分享了共同的逻辑，即通过对“生命”的掌控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只不过前者是为了“国家前途，民族未来”[21] ，后者则是为了资本增殖。
    三
    如果说小说的主体部分探讨的是“生命政治”的议题，那么附在每一部分前面的书信以及小说的第五部分，则是在处理如何把姑姑、蝌蚪的历史经验和生命体验赋予文学形式的问题。虽然那五封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信被有些评论家视为“叙事的冗余物”[22] ，并且信件的接收者杉谷义人也毫无存在的价值，似乎“这个神秘的日本作家，除了有可能勾连起莫言本人一些难以被外人索解的私人生活体验外，其在小说中的功能和任何一名普通读者几乎没有差别。”[23] 但在笔者看来，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信件实际上扮演着多重功能：它们既对叙述人蝌蚪的身份进行限定、也与小说主体部分产生相互映照的效果，同时还将蝌蚪的写作定位为“赎罪”。在第一封信中，蝌蚪在杉谷义人面前显得谦逊、低调甚至有些谄媚，他声称是后者题为《文学与生命》的演讲勾起了他的创作欲，试图要以姑姑为主人公写一部话剧。而在第二封信中，当蝌蚪得知杉谷义人就是当年侵略高密乡地区的日军将领的儿子后，马上在道德层面上表现出对后者的优势。他甚至还可以安慰杉谷义人说“当今这个世界最欠缺的就是这种精神（指杉谷义人所具有的历史反思精神——引者案），如果人人都能清醒地反省历史、反省自我，人类就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愚蠢行为。”[24] 如果我们将这封信与第三封信进行对比就显得颇有意味。蝌蚪在第三封信中为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辩解，声称“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们只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许多伟大建筑，而看不到这些建筑下面的累累白骨”，因此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手段极端，但“不仅仅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作出贡献。”[25]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蝌蚪在第二封信中对杉谷义人所表现出的历史反思精神极为钦佩，但他自己对历史的态度却是以为历史辩护的姿态而拒绝反思。只看到“政治”通过调控“生命”所带来的正面结果，而不愿意正视这一过程所造成的“累累白骨”。而在第四封信中，一个有趣的转折出现了，蝌蚪不再像第三封信中那样表现出为历史辩护的自信，而是开始把写作当作一种“赎罪”的方式，认为“既然写作能赎罪，那我就不断地写下去。”[26] 到了第五封信，蝌蚪心中的“罪感”并没有因为写作的完成而减轻，而是觉得“心中的罪感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沉重”[27] 。并向杉谷义人询问“被罪感纠缠的灵魂，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呢？” [28]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杉谷义人在小说中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冗余物，相反他与主人公蝌蚪存在着结构上的对应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蝌蚪和杉谷义人之间实际是一种镜像关系。蝌蚪的写作过程，也就是不断向杉谷义人接近的过程。虽然两个人在小说开始时身份地位相差悬殊，但小说结束时他们则共同占有了一个“赎罪”的位置。这或许就可以解释作家为何要让蝌蚪把五封信寄给一个日本人。而这部小说的有趣之处在于，当小说在前三部分书写“生命”为“政治”所压迫和抑制时，蝌蚪在书简中却显得非常自信，并在杉谷义人面前为计划生育政策辩护。而当小说在第四部分讲述蝌蚪通过新生儿的诞生来实现“救赎”时，主人公却在写给杉谷义人的信中开始进行历史反思和“忏悔”。因此这五封书信恰与小说的主体部分呈现出极为明显的错位和矛盾。在笔者看来，被讲述的故事与讲述者之间的这种错位与矛盾，暗示着蝌蚪的写作已经陷入某种困境，他将无法讲述一个他所预期的故事。而这一点将在我们对第五部分的分析中得到验证。
    细心的读者在读到小说第五部分时可能会感到有些错愕。这种感觉首先来自文体的突变。在小说文本中突然插入剧本本身就是对读者阅读经验的冲击和阻断。其次，这部剧本并没有像小说前四个部分那样按照时间线索顺时展开，而仅仅展现了一个与第四部分同时发生的戏剧性故事。这又是一种对小说时间线索的疏离。最后，从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信中我们知道，小说的前四个部分是蝌蚪用来“为写作那部以姑姑为素材的话剧做准备”[29] 的。因此最让读者感到吃惊的可能就是蝌蚪最终完成的作品竟然呈现出这样的面貌。这部酝酿多年九幕话剧并没有像蝌蚪在信中所说的那样“以姑姑的一生为素材”[30] ，甚至也没有以姑姑为主人公。而只是延续了小说第四部分的情节，讲述蝌蚪及其朋友如何从陈眉手中抢走她的婴儿，并将其据为己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蛙》的结尾就显得与全书很不协调。因为从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信来看，支撑他写出接近一部长篇小说容量的创作素材的基本动力，就是要写一部表现姑姑一生的话剧剧本。而且蝌蚪在小说开始时对自己这部尚未完成的剧本很有信心，认为这部剧本将“像《苍蝇》、《脏手》那样优秀”[31] 。然而当小说进入尾声，这部话剧剧本真的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小说前三部分的内容完全在剧本中消失了，它只能勉强算是小说第四部分的复沓。而且更有有趣的是，时间本身也在这个话剧剧本中消失了。在每一幕前面的场景介绍中，除了月亮代表正值深夜外，我们找不到任何指示时间的标志。这就使得蝌蚪的话剧非但没能完成对历史的书写，反而变成一个漂浮在时间历程之外的乌有之乡。这又与小说前四部分中蝌蚪自觉的进行历史叙述形成鲜明的对比。而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小说中蝌蚪为何无法真正讲述“姑姑的一生”？他为何无法将自己的历史经验与生命体验赋予一种文学形式？他原本所具有的历史意识为何在经历了漫长的准备[32] 后，在最后进行写作时突然消失了？他为何最终只是呈现给读者一段游离在时间之外的断片？
    在笔者看来，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显然只能在蝌蚪最终完成的作品中寻找答案。在蝌蚪的那部名为《蛙》（与小说同名）的九幕话剧中，戏剧故事基本上围绕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线索是陈眉到各地喊冤哭告，寻找自己的孩子。而另一条线索则是蝌蚪及其家人、朋友庆祝蝌蚪晚年得子。两条线索以交替上场的方式展开戏剧情节，最终汇聚在第八幕高梦九判案的场景中。在这一幕中，高梦九这个戏拟的审判者被金钱收买，在审判中偏袒蝌蚪及其家人、朋友，用一种诡辩的方式将陈眉的孩子判给蝌蚪的妻子小狮子。也正是在这一场景中，所有人物都汇聚在一起，站在陈眉的对立面指责她是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者。而陈眉这个人物的形象本身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这个重度烧伤的女人总是用黑纱遮盖自己全身，一旦露出自己的脸就会把人吓跑，因而总是给人一种幽灵般的感觉。而这样一个被资本压榨成“空壳”的“幽灵”，在那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中自然要被千夫所指，难以立足。因此无论是从戏剧结构的角度看，还是从人物形象的角度看，话剧《蛙》都把陈眉当作“鬼一样”[33] 的存在，从“正常”的社会中放逐出去。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最后一幕。与之前八幕中充斥着紧张焦虑的气氛不同，在蝌蚪等人终于将陈眉放逐之后，第九幕呈现出难得的静谧和安详的感觉。虽然蝌蚪等人在内心中感到有愧于陈眉，姑姑还发出这样的感慨“我总觉得，你们——当然也少不了我——我们亏对了陈眉。”[34] 但他们却认为随着陈眉腹中的孩子顺利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最终可以实现“救赎”，清算自己在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时所犯下的罪行。因此这部话剧结束在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为陈眉的接生的姑姑虽然明知孩子并非蝌蚪的妻子小狮子所生，但仍向蝌蚪询问小狮子的奶水是否丰沛。而蝌蚪则心照不宣的声称妻子的奶水“旺盛”得“犹如喷泉”[35] 。两个人正是以这样的自欺欺人的方式，完成了所谓的“忏悔”与“救赎”。
    从这个角度来看，蝌蚪最终完成的话剧与他的第四份文学素材一样，都在书写着以在“当下”重新犯罪的方式，来“忏悔”“过去”罪行的故事。姑姑觉得自己过于严厉的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通过流产手术，“杀死”了两千多个孩子，手上沾着“腥臭”[36] 的血。而蝌蚪则觉得由于自己当年的软弱，逼迫前妻王仁美接受流产手术，最终造成了后者的惨死。正是他们因为过深的执着于“过去”所犯下的“错误”，感到自己是那个年代“政治”压迫“生命”的“帮凶”，因而为了迎接一个新的生命，不惜出卖陈眉的利益，将她的生命变为“工具”。由此，我们似乎已经找到蝌蚪不能将自己的历史经验与生命体验赋予文学形式的原因。蝌蚪在了漫长的写作过程中，其写作已经由对历史的书写，转变为“忏悔自己犯下的罪，并希望能找到一种减轻罪过的方法”[37] 。这一转变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蝌蚪的反思和赎罪却是建立在失去对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的。他始终无法认识到他对陈眉的伤害并不是金钱所能补偿的，这种伤害和当年他对王仁美所做的一样，都是一种对“生命”的荼毒。而正是因为无力认识现实，使得蝌蚪只能以拒绝反思的方式进行历史反思，以犯罪的方式进行“赎罪”，而他所试图进行的历史书写，最终也因为丧失了现实的坐标，而成为漂浮在时间历程之外的碎片。
    四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莫言的小说《蛙》一方面暗合了“生命政治”的议题，即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形态下对“生命”压迫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如何用文学的方式表述这一命题的问题。对于文学爱好者蝌蚪来说，他显然既不能认识到当代社会中的“生命政治”问题，也不能完成对历史的书写。虽然他在给杉谷义人的信中高度赞扬历史反思精神，但颇有反讽意味的是他本人恰恰不具备这一品质。在笔者看来，历史反思能力的匮乏是造成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信与小说主体之间产生错位的原因。而从蝌蚪最终完成的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他试图书写姑姑的一生，对六十年的历史进行清理。但他最终只完成了一段没有时间、没有历史的文字。正像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反思也只能建立在对当代的正确认识基础上。当蝌蚪为自己曾当过计划生育政策的“帮凶”而忏悔的时候，他显然忽略了身边一种新的“生命政治”对“生命”的戕害和荼毒，也就无力完成对历史的真正书写。正像蝌蚪在第四封信中所说的：“既然写作能赎罪，那我就不断地写下去”，他的写作仅仅成了“赎罪”的工具。然而正像蝌蚪和姑姑为了“赎罪”而最终再次戕害“生命”一样，蝌蚪的写作也同样不能真正帮助他实现救赎，在完成剧本之后，他只能追问杉谷义人“被罪感纠缠的灵魂，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
    从这个角度来看，莫言的这部出版于建国六十周年的小说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他既对当代社会对“生命”的压迫提出质询，也开始反思我们应该如何表达的我们的历史经验并将这一经验赋予文学形式。就这个问题来说，我们显然不能像蝌蚪那样因为对“过去”的赎罪而在“当下”再次犯罪，以历史反思的名义拒绝反思。然而当下中国社会一个严重的问题就在于人们往往像蝌蚪一样沉浸对在对50到70年代的拒绝和忏悔中，无力对当下社会的真正变化做出正确的回应。而我们时代的文学也正是因为沉浸在这样的气氛中，既无力表达我们的时代，也无力对历史进行书写，最终往往和蝌蚪的那部名为《蛙》的九幕话剧一样游离在历史之外。或许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莫言的写作呈现出其批判性和意义所在，而文学的价值也正在这样的写作中得到展现。
    作者简介：李松睿 1983年生于北京，200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2006年至201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影视与文化研究。曾经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读书》等学术刊物发表各类论文七十余篇。
    注释：
    [1] 《蛙》的封面勒口，《蛙》，莫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2月。
    [2] 同上。
    [3] 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4] 《蛙》的封面勒口，《蛙》。
    [5] 同上。
    [6] 莫言：《蛙》，第4页。
    [7] 莫言：《蛙》，第56页。
    [8] （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第229页。
    [9] （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238页。
    [10] 莫言：《蛙》，第78页。
    [11] 莫言：《蛙》，第22页。
    [12] 莫言：《蛙》，第73页。
    [13] 莫言：《蛙》，第277页。
    [14] 莫言：《蛙》，第265页。
    [15] 莫言：《蛙》，第252页。
    [16] 莫言：《蛙》，第87页。
    [17] 莫言：《蛙》，第71页。
    [18] 莫言：《蛙》，第51页。
    [19] 莫言：《蛙》，第250页。
    [20] 莫言：《蛙》，第313页。
    [21] 莫言：《蛙》，第126页。
    [22] 梁振华：《虚幻的真实与真实的虚幻——莫言〈蛙〉阅读札记》，《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4月。
    [23] 梁振华：《虚幻的真实与真实的虚幻——莫言〈蛙〉阅读札记》。
    [24] 莫言：《蛙》，第78页。
    [25] 莫言：《蛙》，第145页。
    [26] 莫言：《蛙》，第179页。
    [27] 莫言：《蛙》，第281页。
    [28] 莫言：《蛙》，第282页。
    [29] 莫言：《蛙》，第78页。
    [30] 莫言：《蛙》，第4页。
    [31] 莫言：《蛙》，第4页。
    [32] 从小说中五封信所标明的时间：“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二〇〇三年七月”、“二〇〇四年元旦”、“二〇〇八年十月”和“二〇〇九年六月三日”来看，蝌蚪的写作持续了七年之久。
    [33] 莫言：《蛙》，第315页。
    [34] 莫言：《蛙》，第336页。
    [35] 莫言：《蛙》，第340页。
    [36] 莫言：《蛙》，第323页。
    [37] 莫言：《蛙》，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