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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题为《炸弹下长大的中国大学》的“绪言”，结尾处，我添了句：“仅以此小书，纪念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别人以为是例行公事，或故作“谦虚状”，在我却是很认真的。因为，我对此书的定位是：一本沉甸甸的小书。说“小书”，指的是篇幅；说“沉甸甸”，则关乎论述对象。 谈及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贡献，容易说的，是有形的，如培养人才、推动科研以及投身战场；不太好说的，是无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凸显某种高贵的精神气质。具体说来，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之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量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而在中国大学日渐富有也日渐世俗化的今日，谈论那些已经隐入历史深处的、“破破烂烂但却精神抖擞”的西南联大等高校，也算是“别有幽怀”。 类似的话，我在书中多有表述。如此兼及政治史、教育史与知识分子心态史，可说的事情、可发的感慨、可写的文章实在太多了。可最后，我选择了以“小书”来说“大事”。我希望透过历史资料的发掘、生活细节的勾勒、教育规律的总结、读书人心境与情怀的凸显、国际视野以及当下的问题意识的引入，把中国的大学故事讲给世界听。“基于此目标，第一，删繁就简，去掉原本收入的两篇长文，使其显得一气呵成；第二，兼及雅俗，是历史著作，但希望具备可读性；第三，面对这段本就很感人的历史，不做过分渲染，保持平静与客观—— ‘煽情’不是本书的工作目标。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准确地描述那一种历史情景，理解并阐释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至于判断，让读者自己下。”这是我关于本书写作策略的说明，有自我辩解的成分，但不全然是。 之所以说“大事”而采用“小书”形式，借用清人郑板桥的说法，“删繁就简”的目的是为了“领异标新”。并非偷懒，也不是力所不逮，而是希望在今年刊行的众多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图书中，能有“自家面目”。舍弃面面俱到或鸿篇巨著的追求，选择兼及学界与大众的写作策略，乃是基于我对“小书”的怀念。 9年前，我就撰写过一篇《怀念“小书”》，感叹“今天大家读书时间越来越少，书怎么反而越出越厚？以往老一代学者写的‘小而可贵’的书，今天为什么再也见不到了？”谈过了管理体制、制作方式、接受途径等，我还反省学者“没学会对着公众讲述专门的学问”。在我看来，此类“小书”，若真想达到“小而可贵”的目标，必须是识大体，讲趣味，思路清晰，论述准确，不卖弄学问，也不逞才使气。说实话，无论大书小书，能给读者留下三两个值得认真琢磨的话题，或五六句过目不忘的隽语，这就够了。 除了文字不多，篇幅上自我限制，再就是笔调。虽是小书，亦恪守史家笔法，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夸饰，不煽情——即便谈及教授们危难之际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也取澹定姿态，极少使用形容词。我相信，事件与人物本身就很精彩，加上多年的沉淀与发酵，只需稍稍提示，读者自能心领神会。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根本用不着“夸夸其谈”。这真应了鲁迅那句话：“只因写实，转成新鲜”。 讲述70年前的故事，仅仅“激动人心”是不够的，还需要大的历史视野，以及冷静的思考和深入的阐释。这样，才有可能超越“纪念图书”旋起旋落的通病。虽是“小书”，希望真的能“沉甸甸”，不仅今日可读，十年二十年后，也还能经得起读者的挑剔与审视。（陈平原） 《抗日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