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非虚构文学作品《工厂女孩》取得强烈反响后,出版姊妹篇《工厂男孩》 3年前,一本记述东莞打工女孩的非虚构文学著作《工厂女孩》风行大江南北。作者丁燕卧底工厂一线打工200天,以亲历者的身份呈现出女工群体的日常生活实况;2016年5月,花城出版社推出了丁燕的最新著作《工厂男孩》。 作为《工厂女孩》的姊妹篇,《工厂男孩》是否只是其延续和补写?工厂男孩的心理状态、生活追求又与女孩们有着怎样的不同?近日,长江商报记者专访了知名作家、诗人丁燕。她表示,书中描写的90后男工大多曾是乡村留守儿童,在她看来,这一代人(特指“新生代产业工人”)非常值得同情——“他们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代,也是对未来中国有着深远影响的一代”。 打工题材的写作更适合我表达 长江商报:《工厂女孩》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工厂男孩》的写作与之有什么联系? 丁燕:《工厂女孩》之后,我的生活并未发生太大改变,只是在写作上,我感觉意犹未尽,总感觉阴阳不平衡。从2014年年初开始,我到樟木头镇工厂路开始做田野调查。虽然《工厂男孩》是《工厂女孩》的衍生品,但《工厂男孩》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更多,文本更厚重,情感亦更深沉。但也不是刻意为之。如果没有电子厂男女比例的改变,没有男工在工厂的各种遭遇,我也不会写这样一本书来讲述这个主题。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不同,工厂里,男工的地位是低于女工的。 长江商报:对于写作,您有使命感吗?为什么要在打工领域里深挖? 丁燕:成年后,写作的使命感越来越强。我父母不识字,我的写作之路充满坎坷。我一直都在苦苦地摸索,试图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南迁不仅改变了我的生活,更改变了我的写作风格。地理环境的迥异像根导火索,引爆了我的神经,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创造力。我并非有意要在打工领域深挖,我只是感觉这个题材更适合我表达。 长江商报:和工厂女孩相比,这些男孩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让您感动的? 丁燕:乡村男孩进入城市时,会比女孩更暴烈,更具有冲突性。在工厂内部,他们的生存处境比女孩更难;在工厂外部,当他们寻找配偶时,更是困难重重。他们大多曾是留守儿童,和父母间有着深刻的隔阂。所以在我看来,这一代人非常值得同情——他们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代,也是对未来中国有着深远影响的一代。 长江商报:两年半的采访过程中,有哪些男孩的故事让您至今记忆犹新? 丁燕:其中有一篇《给女神打电话》,我最喜欢。那个宿舍的男孩们笑得特别欢快,和别的宿舍明显不同。我想,这是因为他们虽身处工厂,但还有友谊取暖的缘故。这些男孩在困境里适度调整,积极抗争,绝不丧失内心的热爱,努力活得更精彩。 非虚构文学是艺术品,不是访谈记录 长江商报:什么原因使您爱上文学创作? 丁燕:我家的老屋是排平房,院里有架葡萄树,葡萄藤搭在屋顶上。我是在被葡萄叶簇拥的环境下长大的,孤独而敏感。十五六岁开始写诗写小说,完全凭借一种天性,靠着对文字的好感,并无家人或老师指点。现在想来,我的写作之路实在是一条充满颠簸的窄路,我经常被挫折和绝望折磨,但又苦苦坚守,直到今日。 长江商报:为何离开新疆到东莞定居?又为何从诗歌转投非虚构文学的创作? 丁燕:从乌鲁木齐来到东莞,从迁徙者成为定居者,我的南迁举动最重要的目的是改变生活场域,而作品是生活的副产品。在我看来,各文体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一刀两断。作家使用什么文体,要由素材决定。当我从游牧和农耕文明交织的西北边疆进入工业化的岭南时,深感诗歌的短小精悍,似乎不适合我排山倒海的情绪,所以我选择了非虚构。但与此同时,我从未间断对诗歌的阅读及诗歌写作。有一些针尖般锐利的情绪,非常适合诗歌表达。虽然目前,我以创作非虚构为主,但我的阅读涉及诗歌、小说、评论、人类学著作等。要想让一棵树茂盛起来,需获取各种不同的元素做能量。 长江商报:面对采集素材过程中的艰辛,有想过放弃吗? 丁燕:对非虚构作家来说,田野调查是必须要做的课题。如果没有长时间的观察,便无法看到细节,听到故事,展开叙述。而这种跨出家门、跨出书房的举动,其实非常难。很多人都无功而返。所以写何种文体,因作家本身心性而异。我到达工厂路后,并不感到胆怯,很快通过各种途径,解决了“介入难”的问题。当然,探访的过程充满未知,但我从未因此而丧失热情和信心。我深信我的坚守有价值。在后期创作时,我会根据主题对探访对象的故事进行取舍,不会把他们的讲述一古脑全都端出来。非虚构文学作家也不是简单的抄写员。当作家从生活中搜集到素材后,一定要经过提炼,要经过灵魂的燃烧,艺术的剪裁。作家最终呈现的是艺术品,而不是访谈记录。 长江商报:您现在的生活工作情况如何? 丁燕:我的生活非常简单——早起写作,上午下午在办公室,晚饭后阅读和散步,早睡。我对除了写作和阅读之外的事都缺乏热情。作家不是吹嘘出来的,而是靠作品堆积出来的。而一部作品的诞生,需作家对自己像典狱长对待犯人那般严苛才行。我调侃自己是“马不扬鞭自奋蹄”。 记者手记 从小在哈密瓜旁、葡萄架下长大的丁燕血脉里流淌着豪爽的性格因子,电话里的问答用词直接、准确,目的鲜明。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的她是被一对农民夫妻收养长大的,大概是缘于这样的早年经历,使她有着孤独而敏感的性格,十五六岁起便开始创作,在大西北被誉为“葡萄诗人”。 2013年,从乌鲁木齐移居东莞的丁燕被一个全新的打工世界给惊讶住了,“当地人习以为常的事情震撼了我,我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由此,她写出了《工厂女孩》。如果说写作《工厂女孩》时的丁燕是新奇、惊诧,那么现在写作《工厂男孩》的她则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毕竟当时丁燕也是初来乍到、居无定所,而现在她已经成了东莞的正式居民,对打工世界的了解也更充分更有自己的见解。 然而,即使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工厂卧底”的打工经历,当丁燕真的进入打工男孩的世界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还是又一次惊讶了:这些90后男孩大多是农村留守儿童、打工二代,他们早早地来到了城市,却又和城市格格不入,无法成为真正的主人。尽管如此,这个不同于闭塞家乡的大千世界,给了青年们对追求梦想的希望,这使他们面对社会表现得更有冲突性。丁燕感慨说,“他们在非常态的环境下野生野长,是有父母的孤儿。”这也更加坚定了她写好《工厂男孩》的信心和决心。也正是这种复杂的心态让丁燕的写作具有了一种使命感:一个作家即使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提出问题也同样是一种能力。 我想,正是这种使命感,才让丁燕的非虚构文学写作具有了直指人心的穿透力吧。 丁燕 诗人、作家。出生于新疆哈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本科、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2010年移居东莞。著有诗集《午夜葡萄园》《母亲书》,长篇小说《木兰》,纪实散文集《工厂女孩》《工厂男孩》《双重生活》《沙孜湖》,诗论集《我的自由写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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