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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判理性建构的历史契机 新时期以来，在社会转型的巨大振荡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面对着复杂的社会实践状况，这使得它的实践批判功能的进一步实现获得新的历史挑战与历史契机。这也正是本文强调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判理性的历史与时代根据。 第一，西方文学理论远离文学实践的缺陷在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建构中进一步显露。 百多年来西方各种理论流派纷呈，蔚为大观。不过，随着近一个世纪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对西方文论多方位的而且是日渐深入的把握，更多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发现不少传入的西方理论具有淡漠或背离社会实践的倾向。即是说，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西方理论哲学“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5)的问题，从总体上说没有得到解决。同样，用认识论去解释世界与用实践论去改造世界的矛盾也长时间没有得到解决。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后来的西方理论界，包括西方各种样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断发生冲突。 西方理论哲学界的理论兴趣更多地是集中于理论自身，如概念的理论由来、命题的理论论证、逻辑的理论构成、体系的理论严整，等等。这样一来，理论的对象便只能是与理论自身相对应的对象，对象被理论地设定出来并切合于理论的设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奠基于二元论的对象“客体”或者直观的、确定不变的对象“形式”。对这种热衷于理论自身的理论研究，德里达曾描述说：“它们是那么孤单，是无限的世界又是被隔绝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意义为了找到居所，为了成为有别于自身的那个叫做意义的东西，就得等着被说出被写出”(16)。 这种情况见于西方文学理论，通常体现为袭用某种流行的或有影响的哲学观点或方法的形式，并把这类形式套入德里达所说有待说出或写出的一定理论的内容，如形式主义的内容、新批评的内容、实用主义内容、符号学内容，等等。由于每一种流派的内容都是预先按照该流派的形式量身打造的，所以当它们被理论地说出或写出来时，自然合身合体。这样的理论因袭不断导致文学实践被理论阉割，成为套入某种形式的实践。 2015年以来，中国多家重要文学理论刊物就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展开热烈讨论(17)。尽管在一些理论提法及特征性概括上，有各种不同意见，但张江对西方文论所持的鲜明的批判立场，对西方文论热衷于理论阐释而淡漠于文学实践的症兆性诊断，大家都持肯定态度，并有积极的学术响应。张江《强制阐释论》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所引发的理论反响，及多名学科领军人物的高度关注与理论参与，都可看作中国文学理论界对西方文学理论盲目追随的热潮的退去及批判意识的唤醒，其中包括对某些西方文学理论疏离文学实践及社会实践的总体性理论缺陷的批判性聚焦。 第二，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主体性召唤。 建构中的中国文学理论奠基于中国本土智慧，依凭中国本土的社会实践与文学实践，这决定了中国文学理论是面向中国现实实践、面向西方理论中国化现实状况进行建构的理论主体，意味着中国文学理论在理论建构中发挥着提问、求解、汲纳、转化的主导性功能。在当下多元建构的中国文学理论中，能承载并发挥这一主导性功能的理论，如前所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20世纪的大部分时光，中国文学理论都是处于一种依附状态，先依附于民族救亡的国势，继之依附于政治斗争，经历短暂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的主体性反思与建构，很快又转而依附于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形态的动态结合，依附于西学的泛滥性涌入。这样的依附状况一方面证明中国文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文学实践的关联及由此被规定的主从关系，另一方面，也证明前者不同程度的理论迷失，以及它对自身本应具有的引导实践的功能的淡忘。而当一种社会理论放弃了对社会实践的超越性引导与批判性干预，它就会成为多余的理论。 在这样的理论主体意识中，以实践批判性为理论特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迎来了理性建构的契机。首先，如前所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以其实践批判的理论属性，适应着中国文学理论由依附性文学理论向主体性文学理论进行理论属性转换的批判性理论需求。理论的现实依附性，在旷日持久的基础理论、批评理论及史论建构中形成一套依附的理论观念，至今在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中仍是稳定的构成部分。如何使之进一步向当下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文学实践敞开，并寻求新的本质论、功能论、批评论建构的途径？这类重要问题的求解不经由一番深刻的反思性批判与实践性批判，是难以深入的。其次，在多元建构的中国文学理论中，没有哪一种文学理论能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样具有强大的历史延续力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启蒙性理论，而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百余年的建构中，它总是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展开自己的理论言说。这不仅证明了它的理论活力，也证明了它的包容性与整合性。再次，它在历史延续中不断被中国多元化的文学理论所承领与分享，是多元文学理论得以生发的基础性理论。最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在全球化的理论建构与交流中，其批判属性、基本主张、命题与范畴，为世界各方面的理论研究者所熟悉和关注并不断思考。因此，中国马克思文学理论是中国文学理论在全球化进程中进行主体性建构时，最宜于实现其理论主体性的理论，也是最宜于进行多方面的问题研究与交流的理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主体性建构正是在这重意义上继往开来地展开。对此，我赞同丁国旗关于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面对实践，包括面对全球化进程，更重视实践问题研究的评价(18)。 第三，现实文论问题的实践论求解。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属性，在中国社会实践与文学实践中建构。当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实践性建构，集中在三个方面发力。首先是实践的目的性批判。改造与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总是在改造与变革现实的目的性中展开。目的的选择与确定，受社会多种因素规定，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又随时变化。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目的批判因此获得当下的甚至即时的理论意义。实践的目的性活动又是随时组织多种实践力量的活动，组织的程序、方法、策略、阶段性与合目的性，成为实践论批判的过程性的理论状况。哈贝马斯在他的富于批判性的《后形而上学》中称此为对不同实践主体间的“协调”。而协调的条件及操作水平，正有待马克思主义实践论通过批判性指向予以理论评价与引导。其次是实践的筹划性批判。实践的目的性活动又是工具性或手段性活动，如何协调地创研、选择、运用工具(科技手段)，是对实践活动的筹划。筹划的合理性直接关涉实践过程的效率，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批判要点正向此凝聚。最后是实践的过程性批判。当下正进行的社会转型过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判建构的问题要点。社会转型的根本推进力量是经济体制转型与政治体制转型，这种转型引发的社会生活振荡与文学实践的差异性展开，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均有坚实的理论批判根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