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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判锐气的弱化与批判锋芒的钝化 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实践批判属性从根本上规定着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批判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以中国自身的文学实践为理论研究对象，从而区别于西方文学理论，同时，它又以其实践批判的理论属性区别于国内外的其他文学理论。它在历史展开的中国文学实践中，随时把握整体性的实践进程，敏锐地捕捉以差异性显现的实践问题，并将之提升为理论问题，进行目的性、功能性、构成性、特征性、语境性的理论批判性求解。这就是本文所强调的，需着力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批判理性。 在当下文学实践中，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现实地成为文学实践批判中的重要理论问题。这首先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在实践批判中创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20世纪初由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在中国首创时，便体现着犀利的批判锋芒，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阶级斗争理论为根据，对当时的混乱国情、黑暗政治及与之相关的文学实践展开尖锐批判，对中国文学的启蒙实践与革命实践活动予以指导。30年代，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学实践与文学理论实践为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所具有的批判力量使它在当时的文学实践中脱颖而出。对“新月派”“人性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以及对“大众化”问题进行的富于批判精神的讨论，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鲜明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实践批判的特色。40年代，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进一步凝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政治批判锋芒与革命斗争锋芒，在批判标准、批判功能、批判的理论方向上确定了合于中国文学实践特点的理论建构方向。 其次，进入大规模社会转型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批判锐气在总体上有所弱化。这一时期，社会转型带来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各种社会实践中的文学问题接踵而来。这类问题具有现实紧迫性，又盘根错节、纷繁复杂，这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挥实践批判作用的时代契机。然而，有力的实践批判却不多见。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从总体上说没有积极参与到文学实践中去，因此无法对文学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并引导文学实践。有学者在回顾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状况时就认为，脱离艺术实践与艺术实际，热衷于概念游戏、理论命题及体系建构，缺乏问题意识，盲目照搬外国理论资源，忽视中国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实际问题等，造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不足与缺陷⑧。进一步究其原因，可概括为如下三点。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摆脱为政治服务的状况后，对实践所提出的问题未能及时应对。理论批判之维的软弱，致使很多随当时实践展开便应梳理批判的问题，在新世纪初以更为混乱的状况突然暴发似地冲涌而来，如文学理论研究对象问题、文学边缘化问题、文学功能问题、文学道德问题、文学商品化问题等，而对这类集聚下来又好像突然暴发出来的实践性问题，新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仍然不同程度地淡漠处之。第二，沉湎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文本研究而疏离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就理论属性而言是实践批判理论，但像种种理论一样，它们一经定型便会文本化。在文本化过程中，当时的实践批判语境逐渐淡化乃至消失，以概念、命题、逻辑论证圈起来的系统或整体也便逐渐封闭，成为可以孤立进行的理论自身的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系列基本命题、基本范畴，被进行着远离实践的理论研究。第三，理论兴趣对实践兴趣的语境性侵扰与取代。理论兴趣在学术研究中的不断增强，与90年代西方文论一浪高于一浪的涌入密切相关。总体而言，那一时期大量涌入的西方理论流派，如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现象学、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学、生存哲学、接受美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往往在西方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过去时，它们产生时的社会语境、理论情境都已发生变化，因此已经成为非语境化与非情境化的理论。这种非语境与非情境理论，又进入中国这个在很多方面都迥异于西方的差异性语境与情境中。一个确定语义由自生语境进入差异性语境，更需要一种转化，差异性语境中的理论非语境化往往导致既有语义的变化甚至瓦解。这类非语境地传入的西方理论多数都有严密的体系性，能激发并满足中国阅读者与研究者的纯粹理论兴趣。由于这样的理论趣味，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更多地成为一种理论研究对象，其实践批判性被淡化、被忽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