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毫无疑问，中篇小说《边城》是沈从文最著名的作品。自1934年《边城》问世以来，无论是褒是贬，研究者一直倾向于将这部小说称作为“牧歌”。例如，李健吾就在《〈边城〉与〈八骏图〉》一文中，认为“《边城》便是这样一部idyllic杰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在现代大都市病了的男女，我保险这是一服可口的良药”[1]。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这位批评家是根据小说《边城》结构巧妙、文字精致以及表现与都市生活迥异的宁静平和的氛围等特点，把这部作品类比为“牧歌”的。同样的，著名的文学史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同样把《边城》看作“牧歌”。他认为“玲珑剔透牧歌式的文体……是沈从文最拿手的文体，而《边城》是最完善的代表作”[2]。不过与李健吾不同的是，夏志清并不欣赏沈从文的这类作品，反而对沈从文的某些非“牧歌”作品大加赞赏，认为它们“不但写到社会各方面，而且对当时形势的认识，也非常深入透彻”[3]。也就是说，夏志清是从牧歌式的作品与社会现实生活脱节的角度，对《边城》这类牧歌式的作品提出批评的。而刘洪涛的《〈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一书在首先探讨“牧歌”西方语源后，更是从乐园图式、挽歌情调、物景化以及古典化等多个角度全方位论述了《边城》的牧歌情调。这位研究者甚至还把《边城》的牧歌情调放置在“中国被动现代化，以及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生成的背景中”，认为《边城》的牧歌情调显示出一种整合的、诗意的中国形象的生成[4]。
    从以上几种有代表性的看法可以看出，研究者之所以用“牧歌”一词来描述《边城》的风格特征，是因为他们把这部作品看作是精致优美、平和冲淡、脱离现实的矛盾斗争以及散发着浓郁抒情气息的作品。于是，《边城》也就被打上了“牧歌”的标签，甚至连沈从文本人也往往被看成是脱离现实的牧歌歌者。尽管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边城》的所谓“牧歌形象”存在着种种裂隙，用“牧歌”概念并不能完满地解释《边城》[5]，但从牧歌的角度来理解这部作品仍然是研究界的主流看法。
    虽然《边城》的“牧歌形象”在今天已经深入人心，并被渐渐本质化，但这部作品在刚刚面世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1934年4月，《边城》刚刚在《国闻周报》上连载完，评论家汪伟就在这部小说的“牧歌形象”下看到了不同的东西。他认为“边城里就也淡淡地用了几件商品，暗示着商业向农业的侵略”[6]。无独有偶，罗曼在这一年12月发表的《读过了〈边城〉》一文中，也认为这篇小说“在文章的背面，却像是把城市和乡村经济矛盾的地方，暴露了许多”[7]。也就是说，汪伟和罗曼不约而同地在《边城》的牧歌图景中看到了商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解读显然与时下文学研究界对《边城》的理解大相径庭。而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是否意味着《边城》本身的“牧歌形象”存在着某种裂隙？如果裂隙的确存在的话，那么它究竟在哪些地方得到了显现？当众多研究者以“牧歌”二字来指称《边城》时，这部小说的内部是否存在一种遮蔽机制把自身的裂隙掩藏起来？这种遮蔽机制又是如何参与到小说的叙事当中，并构成小说幻景中的一部分的？这些问题都是本文尝试做出解答的。
    二、持续出现的主题意象
    关于《边城》中“牧歌形象”的裂隙，评论家汪伟在其文章中有一段似是而非的论述：
    《边城》整个的调子颇类牧歌，可以说是近于‘风’的，然而又觉得章法尚严，针线尚密，换言之，犹嫌雅多于风。其中尤以白鹅关的倒叙，虎耳草的映带，不愧精心撰结之文。[8]
    汪伟在这里所说的“章法尚严，针线尚密”，既是指《边城》叙事结构的复杂精致，同时也是指这部作品中充满了不断复沓出现的各种意象，构成小说内部的象征体系。的确，小说《边城》在叙述翠翠与二老傩送之间微妙的情感交流时，不断插入“鱼”、“虎耳草”等意象，使二者脱离其本义，成为翠翠、傩送之间爱情的隐喻或象征物。每当这两个意象在小说文本中出现时，叙述者就在向读者暗示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慕与情愫。遗憾的是，汪伟把小说中这些意象的作用仅仅局限在文章写作的意义上，从行文的自然天成（“风”）与人工造作（“雅”）之间对立的角度上，谈到《边城》与牧歌之间的不同以及其叙事中的裂隙，而没有回应他在文章前面所提到的“商业向农业的侵略”的问题，更没有真正讨论小说中牧歌图景的裂隙。
    其实，某个意象在小说文本中不断重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现象，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文章写作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在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中，一个意象在同一部作品或同一作家的系列作品中再三重复，会渐渐积累其象征意义的份量，并最终使读者认为它必有所指。这个再三重复的意象，就是新批评派所说的主题意象[9]。汪伟在小说《边城》中留意到的“鱼”、“虎耳草”等意象显然属于主题意象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二者相似的主题意象在《边城》中还有很多，“渡船”与“商船”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从小说的第一节开始，渡船与商船就作为一对截然相反的意象不断在小说中成对出现。据笔者统计，《边城》中渡船、商船成对出现的情况总共有十三处之多。而且这对意象在小说中的出场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渡船、商船作为相互对立的事物，在一句话中同时出现；第二种情况则是一句话中虽然只出现渡船或商船，但其中却以较为隐晦的方式对二者进行对比。
    第一种情况在小说中较为普遍。《边城》第一节最后一句话是：“这种船只（指商船）比起渡船来全大得多，有趣味得多，翠翠也不容易忘记。”[10]既写出渡船与商船样式的不同，也暗示了守着渡船的翠翠对商船的歆羡。而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同时爱上了主人公翠翠。有趣的是，沈从文在这里并没有把这对三角关系直截了当地表述出来，而是使用“有钱船总儿子，爱上一个弄渡船的穷人家女儿”[11]这样的表述。在这句话中，纠缠在恋爱中的三个人被强行拆分成两类——“有钱船总儿子”和“穷人家女儿”。显然，它所强调的并非天保、傩送与翠翠之间的爱情，而是“船总”和“弄渡船”这两种职业。因此，“渡船”和“商船”在这句话中已经脱离其本义，成了“船总”和“弄渡船”这两种不同职业以及“有钱”和“穷人家”这两种不同经济地位的转喻，暗示着翠翠与天保、傩送经济地位、权力等级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婚姻前景的黯淡。此外，大老天保还信誓旦旦地说：“我想告那老的，要他说句实在话。只一句话。不成，我跟船（指商船）下桃源去了；成呢，便是要我撑渡船，我也答应了他。”[12]显然，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社会，两人之间婚姻关系的成败往往代表着他们关系发展到极端亲近或彻底决绝这两极。而《边城》以“跟船下桃源”和“撑渡船”来转喻婚姻的成败，也正是说明在商船与渡船在湘西社会里地位的悬殊。
    第二种情况在小说《边城》中则出现的次数较少。虽然它没有让渡船和商船在句子中直接出现，但却更为深刻地暗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例如，小说这样描述祖父和翠翠之间的对话：
    “爷爷，你不快乐了吗？生我的气了吗？”
    “我不生你的气。你在我身边，我很快乐。”
    “我万一跑了呢？”
    “你不会离开爷爷的。”
    “万一有这种事，爷爷你怎么样？”
    “万一有这种事，我就驾了这只渡船去找你。”
    翠翠嗤的笑了。“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那些地方的水，你不说过象疯子吗？”[13]
    在这段对话中，商船并没有在文本中直接出现，但翠翠表面上嘲笑祖父小小的渡船不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时，显然正暗示着天保、傩送家的商船可以轻易地通过这些险滩。这个在引文中未曾说出但却又已经显身的商船意象，指称着其所具有的诸如壮大、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等特性，带有明显的男性象征意味。而在商船的对比之下，渡船就显得渺小、脆弱，传达出较为明显的女性象征意味。在这个意义上，当翠翠清醒而略带嘲弄的向祖父指出“渡船”的局限性时，她所表达的是对商船的认同和对男性的渴望。
    三、湘西：水与船的世界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渡船、商船这两个意象在《边城》中已经脱离了本义，成为多重意义的交汇点。船的意象在《边城》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以如此密集的方式出现，无疑让读者侧目。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渡船与商船为何频频在《边城》中显身？是什么让沈从文对这两个意象魂牵梦绕、念兹在兹？
    众所周知，湘西地处山区，陆上交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极不发达，因此，水上交通及其重要载体——船——在湘西社会就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根据1938年湖南省水警局的统计，湘西地区客货运输量有80％以上需要靠水运来完成。而食盐、米粮、砖茶以及黄铜等湘西主要进出口货物则几乎全部依靠水上交通运输[14]。湘西地区对水上交通的依赖，造成了沅水流域船舶以及相关产业的繁荣。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湘西地区各县登记在册的船舶有3622只[15]。沅水流域的船只不仅数量惊人，种类也相当可观。湖南省水警局在1931年发布的《民船类型登记报告》中，称沅水流域的船舶有“约百余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湖南省航务局民船科的调查报告中，则明确表示湘西地区的船舶“有160余种”[16]。而沈从文本人在1938年也曾专门撰写散文《常德的船》，对沅水流域各式各样的船只做过颇为详细的描绘。湘西地区船舶甚多，水上从业人员的数量自然更多。根据湖南省水警局的统计，湘西地区各县船员仅登记在册的就有14422人[17]。考虑到当地存在着大量不在档案材料内的临时船员以及未成年船员等，湘西地区水上从业人员的实际人数还应该更多。水与船在湘西世界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自然对自幼成长在湘西的沈从文影响深远。这位作家15岁起就开启军旅生涯，此后五六年的时间里在一条沅水上来来回回多次，这段经历成了他日后创作不竭的源泉。正如沈从文在其创作谈《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谈到的那样：
    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即沅水）无从离开，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至少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上消磨的。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18]
    这篇与《边城》几乎同时发表的创作谈所强调的正是湘西的“水”与“船”对沈从文本人及其创作的重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创作《边城》期间，曾因老母病重，暂时中断《边城》的写作，返回湘西家中省亲，这是作家自1923年离开湘西后第一次返乡。当时从北平到湖南凤凰需要花费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沈从文是在湘西的船上度过的。这段经历对这位作家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美国学者金介甫在《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中就认为，在1934年湘西之行前，沈从文“写的乡土文学大多是抒发怀旧之情，再现他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以及他在军队中受到磨炼”。这时他笔下的湘西并不是现实世界中的凤凰，“而是一个士兵眼中看到的模糊远景”。而沈从文在这次湘西之行后才意识到，湘西已经不再是他梦想中的“桃花源”，它距“社会的崩溃瓦解已为时不远”[19]。而由此需要追问的是，在返回湘西的路上，沈从文究竟遇到了什么？幸好作家为我们留下了著名的散文集《湘行散记》，使这个问题有了解答的线索。这部散文集是沈从文根据自己在返乡途中寄给张兆和的四十多封书信加工整理而成。有趣的是，这位归家省亲的作家在其中并没有对母亲、老家凤凰以及故乡亲友等情况多费笔墨，而是用绝大部分的篇幅来描写自己对湘西的水、船、水手以及码头等的印象、见闻。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写作状态：
    看看船走动时的情形，我还可以在上面写文章，感谢天，我的文章既然提到的是水上的事，在船上实在太方便了。倘若写文章得选择一个地方，我如今所在的地方是太好了一点的。[20]
    可以说，整整一部《湘行散记》就是沈从文在船上所写的水上故事。因此，湘西的船和水构成了沈从文重新“遭遇”湘西现实的媒介和桥梁，它们本身也构成了作家想象湘西的主要资源和核心意象。这也就难怪有评论者这样描述这部散文集：“这条流动不息的河，不仅构成了这些书简的外部写作环境，而且成为这些书简的内部核心成分，不妨说，这些书简就是关于这条河的。所写一切，几乎无不由这条河而起，甚至连写作者本身，其精神构成，也往往可见这条河的参与和渗透。”[21]
    笔者在这里花费大量篇幅来探讨湘西的船对写作《边城》期间的沈从文的重要性，并不是要证明因为沈从文在返乡途中对故乡的船只印象深刻，所以他故意在《边城》中大量使用船的意象。这样的解释显然过于机械，而且属于创作过程中的作家心理问题，本身无法实证。笔者想提醒读者注意是，湘西的船对于《边城》时期的沈从文来说，也可以说是某种“模糊远景”，渗透在沈从文的湘西想象之中。因此，《边城》中数量众多且意义繁复的渡船、商船意象就值得我们进行重点考察。或许从这两个对立的意象入手，我们可以在汪评论家伟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看看小说《边城》的牧歌图景究竟是如何产生裂隙的。
    四、阶级关系与牧歌裂隙
    在小说《边城》中，渡船与商船首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交通工具和移动方式。渡船固定在碧溪岨边，在“宽约二十丈”的小溪上来回往复，连接了由茶峒通往川东的道路。而商船则往来于茶峒与洞庭湖之间长达千里的沅水航道。表面上，这两种船只是不同的交通工具而已，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两种交通工具则深刻地影响了掌握这两种交通工具的人们的生活方式。道林·马茜（Doreen Massey）在《权力几何学和发展中的地域感》（Power-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一文中，仔细辨析了人们不同的移动能力与移动方式背后隐藏着的复杂社会权力关系。马茜在文章中认为：
    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个人被不同的方式放置在那些流动和相互联络的关系中。这不仅仅关系到谁移动、谁不移动的话题——虽然这个话题是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关系到与流动和移动相关的权力。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和这种必然有所不同的移动能力之间，会发生不同的关系：有些群体承担比较多的责任；有些群体发动了流动和移动，而其他群体则没有；有些群体更加接近移动的接受端；而有些群体则被这些移动有效地禁锢住了。[22]
    显然，马茜试图向我们证明，交通工具和移动能力本身并非表面上那样，仅仅是人们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来自由选择的。交通工具和移动能力本身就是建构、巩固并且加强人们之间社会地位、阶级差异的重要力量。由此观之，《边城》中渡船、商船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意象就不仅仅指称着两种差异巨大的交通方式，而且直接显影了祖父、翠翠和顺顺、天保、傩送这两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对立和巨大差异。在小说中，碧溪岨的渡船是由茶峒地方集资开办并维持的，其目的在于方便茶峒周边地区居民的出行而非赢利。因此，看管渡船的祖父、翠翠只有“三斗米，七百钱”的“口量”，且“照规矩”不能收钱。而沅水上的商船则是湘西地区贸易发达的产物，以赢利为目的。以小说中的船总顺顺为例，他从“一条六桨白木船”起家，“数年后”成为拥有“大小四只船”的船主。在五十五岁时，他还当上了“掌水码头的”船总，成为在“边城”茶峒地位显赫的人物。正是“弄渡船”和“船总”这两种人生活方式的不同，小说《边城》中才会用“有钱船总儿子，爱上一个弄渡船的穷人家女儿”这样的表述来指认两类人之间巨大的地位差距。
    有关《边城》中翠翠与天保、傩送之间的爱情悲剧，研究者多从小说文本中找到诸如“天意”、“造化”以及“命运”等语汇，把《边城》中爱情悲剧的原因归结为命运造成的误会[23]。然而小说中渡船、商船这对意象的频频显身，似乎不断向读者暗示造成翠翠与天保、傩送之间爱情悲剧的，除了虚无飘渺的“命运”之外，还有着更为现实的原因。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一书中，结构主义理论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在考察了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民族文化的亲属关系后，集中探讨了婚姻（即男人与男人之间交换妇女）交换制度。列维－斯特劳斯把“妇女交换”作为马尔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原始交换的形式——赠与的研究》一书中阐述的“礼品交换”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重点论述。在论述中，这位结构主义理论家把“妇女交换”进一步分成“局限交换”和“广泛交换”两种方式。所谓“局限交换”就是指一个社会集团中的男子有绝对地把握从另一社会集团中娶回妻子，才会把本社会集团中的女人嫁给另一社会集团。而在“广泛交换”中，男子能否从另一社会集团中得到女人，是具有有风险的。当他把本社会集团中的女人嫁到另一个社会集团后，他不一定能从后者那里中娶回一位女性。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局限交换”要想长时间地坚持下去，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局限交换”会逐步过渡到“广泛交换”。而在“广泛交换”中，婚姻交换会分解在不同的等级间进行，这就使得地位不同的家族可以相互通婚，产生出越等婚制，即最高等级的集团经常从他们社会的低等集团那里取得作为贡品献来的妇女。列维－施特劳斯和马尔塞尔·莫斯的观点一样，都认为赠礼惯例是联结社会成员关系网的象征性表现。当赠礼交换得以完成时，表明两个社会集团之间实现了和解或联合；而当这种赠礼交换无法完成时，则标志着交换双方关系的破裂[24]。因此，两个社会集团交换女人的目的并非为了生育、繁衍抑或是某些遗传学原因，而是因为他们必须通过这种交换才能获得两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和解。
    上文已经谈到，小说《边城》中渡船与商船这两种器物是湘西世界不同经济实力、阶级地位的转喻，因此，它们代表了湘西世界中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和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借助列维－斯特劳斯有关两个社会集团交往模式的理论，或许我们可以找到《边城》中“牧歌”形象的裂隙所在。小说中，祖父和翠翠属于渡船所代表的社会集团；而船总顺顺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则属于商船所代表的社会集团。耐人寻味的是，在沈从文笔下分处在两个对立社会集团中的主人公均渴望得到异己社会集团中的男人或女人，并渴望获得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以翠翠为例，她不断在小说中表现出对于商船的兴趣和向往，而这种对商船的向往之情又是爱慕二老傩送的一种隐喻。船在这里构成一种多重意义的交汇点。小说的第一节就写道：“这种船只（商船）比起渡船来全大得多，有趣味得多，翠翠也不容易忘记。”[25]也就是说，翠翠从故事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商船的浓厚兴趣。此后，小说描写翠翠在第三次端午节时“温习”起前两次端午节的情形。她此时正在接替爷爷看守渡船，可是脑子里却全是自己从来没有到过的洞庭湖以及从来没有见过的由“三十二个人摇六匹橹”，“一百幅白布拼成”一张帆的商船。而更为有趣的事，翠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却想到这个问题”[26]。这无疑表明对商船以及商船所属社会集团中的男性的向往已经沉潜在翠翠的潜意识中，而且她对商船的向往是如此的强烈，使得商船会不时冲破其内心的控制机制，进入她的意识[27]。而随着故事的发展，心中对商船/异己集团男性的向往，甚至使翠翠想要离开相依为命的祖父：
    ……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我要坐船（只能是商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她便同祖父故意生气似的，很放肆的去想到这样一件事，她且想象她出走后，祖父用各种方法寻觅全无结果，到后如何无可奈何躺在渡船上。[28]
    引文中所说的“好像缺少了什么”，自然是指缺少异己社会集团的代表物——商船以及其中的男性二老傩送。直到小说的结尾，翠翠仍然在思念那个坐船下桃源，“还不曾回到茶峒来”的年轻人。由此，我们可以在小说《边城》中隐约发现一条线索，即翠翠对商船渴望，是从最开始朦胧的兴趣，一直发展到最后在意识/潜意识层面不顾一切的追求的。
    另一方面，商船所代表的社会集团中的天保、傩送和翠翠一样，表现出对异己社会集团女性以及异己社会集团的女性与生活方式的向往。在小说的一段兄弟之间袒露心扉的对话中，天保就对傩送说：“二老，你倒好，作了团总女婿，有座碾坊；我呢，若把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来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岨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一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29]研究者早已指出，《边城》中的“碾坊”代表的是金钱交换关系[30]。虽然天保表面上并不赞同商船社会集团的行为逻辑，希望获得渡船社会集团中的女性——翠翠，并“接那个老的手来划渡船”。然而读者在这里必须注意到，天保对商业逻辑的鄙弃，固然使我们想到所谓“爱情至上”的浪漫神话，但实际上，天保对“碾坊”的轻蔑是建立在他是“有钱船总儿子”的基础之上的。在引文的后半句，天保就暴露了他的“少爷习气”，想“把碧溪岨两个山头买过来”。这种买山头的行为其实同样是一种赤裸的金钱交换关系，只不过它在团总女儿与翠翠这两个更为触目的对立之下，被研究者轻易地忽略了。
    小说《边城》中的另一个症候点则是傩送和他的哥哥一样，同样渴望获得翠翠以及渡船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他对哥哥说：“你不必——大老，我再问你，假若我不想得这座碾坊，却打量要那只渡船，而且这念头也是两年前的事，你信不信呢？”[31]在这里，“碾坊”和“渡船”分别是“团总女儿”和翠翠的转喻，所谓不要碾坊要渡船就意味着不想娶团总女儿而想要得到翠翠。傩送的这种选择曾被很多研究者大加发挥，认为这是纯洁的爱情战胜了金钱。的确，甚至在天保因为追求翠翠不成，死在“下桃源”的路上后，傩送仍然对翠翠痴心不改。他明确表示：“至于我呢，我想弄渡船是很好的。只是老家伙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32]直到最后，傩送仍然觉得：“我还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33]不过实际上，在要“碾坊”还是“渡船”的问题上，傩送从来没有做出真正的抉择。他甚至还把决定权交给了父亲船总顺顺，轻描淡写地说：“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34]
    金介甫在《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中认为《边城》中的祖父、翠翠缺乏“交际本领”。而这种欠缺体现了“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而聂华苓甚至认为这种沉默“是乡下人体验到了存在主义窘境的象征”[35]。毫无疑问，聂华苓有关沈从文小说与存在主义哲学关系的论述有过度阐释之嫌，不过《边城》中翠翠、天保以及傩送等人的确如局外人莫尔索一样，在命运洪流的裹挟下没有决断的能力。虽然他们身处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分别向往着对方的生活方式，但这种向往在小说中从来没有落实到行动中去。他们既没有走得比翠翠的母亲及其情人更远，去离家出走；也不具备上一代人的勇气，去为情而死。因此，在小说的结尾，读者看到的是天保在求爱失败后，因伤心过度在下桃源的商船上溺水身死；而傩送则在小说的结尾处选择坐船去桃源，不知所终。只留下翠翠守着崭新的渡船，静静地等待远去桃源的傩送。
    在结构主义那里，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可以通过交换礼物或女人实现双方的和解，而当礼物或女人无法相互交换时，它们之间就会陷入敌视或争战。在《边城》中，翠翠、天保以及傩送等人因为误会、说话方式“弯弯曲曲”以及无休止的延宕做出抉择时刻，使得他们虽然向往与自己所处社会集团相异的生活方式，但这种向往却始终没有在小说内部得以实现。因此，这两个社会集团之间始终无法获得和解与联合，而是处在分裂的状态。在小说中，渡船与商船这对意象就不再仅仅是两种差异巨大的人群和生活形态的转喻，它们同时也是小说中一种结构性的力量，预示着两大社会集团分裂的必然。每当渡船、商船在小说中作为对立意象出现的时候，永远是翠翠和天保、傩送不能见面或产生误会的地方。当翠翠和二老傩送在端午节的河边“斗嘴”的时候；当翠翠和祖父在第二个端午节因避雨躲进顺顺吊脚楼而认识大老天保的时候；当翠翠迷醉在二老傩送在夜晚唱出的歌声的时候；渡船与商船这对意象都没有在叙述中出现。然而在天保、傩送还没有进入翠翠生活的时候；在天保、傩送在自己家的新油船旁边相互表露心迹，约定如何取悦翠翠的时候；当翠翠在渡船上看到中寨来的团总女儿（翠翠与傩送之间的爱情将面临她的挑战）的时候；当傩送因天保的死而迁怒祖父的时候；渡船、商船的意象则不断在文本中复沓出现。似乎这两个意象消失之时，也是小说氛围趋于甜蜜、安宁的时刻；而当它们在叙述中出现的时候，也就暗示了整个故事正一步步走向悲剧的结局。在这里，渡船与商船这对主题意象已经不仅仅是小说中多重意义的交汇点，而是小说在结构上的功能指示器。它们的作用有点儿类似于西方音乐中的主题变奏。在交响乐或协奏曲中，主题变奏的复现起到指示器的作用，每次复现都意味着主题的强化或提升。《边城》中的渡船与商船的意象就与此类似，它们每一次出现，都暗示着翠翠与天保、傩送之间多舛的命运。
    金介甫认为《边城》是沈从文乡土文学创作的分界线，在这部作品之后，令人不安的湘西世界的社会现实就开始渗透到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来[36]。研究界也普遍把《边城》中的湘西世界描述成为一个超脱于残酷的社会现实之外的世外桃源。应该说，这固然是因为研究者的判断因循成见，但这其实也是沈从文执意在小说中为读者展现的幻术。他本来就是想通过《边城》向读者展示“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至于“二十年来的内战”以及湘西社会现实的众多弊病，沈从文则预告说要留待“另外一个作品”来描写[37]。然而，小说所描绘的景象未必总与作家的创作意图保持一致。当沈从文力图为读者创造一个过去时代的幻景[38]时，湘西的社会现实却透过沈从文设置的层层“障眼法”，在文本中肆意穿行。以至于评论家汪伟和罗曼早就在《边城》中看到所谓“商业向农业的侵略”或“城市和乡村经济矛盾”。在笔者看来，这篇小说中的渡船与商船不仅度送旅客和货物，同时也将湘西的社会现实运载到小说文本中来。渡船与商船这对意象以多重意义交汇点的形态出现在小说文本中，它们是湘西社会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是翠翠、天保或是傩送的欲望对象的替代物，也是这些主人公各自所处社会地位的象征物，同时还是小说文本内部的结构性因素。因此，渡船与商船就构成了小说内部幻景与小说外部社会现实之间的一条隐秘通道，在沈从文所营造的“牧歌幻景”上打开一道裂隙，使读者透过它，呼吸到现实的空气。
    [1] 刘西渭（李健吾）：《〈边城〉与〈八骏图〉》，载《文学季刊》2卷3期，1935年6月。
    [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
    [3]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
    [4] 参见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
    [5] 例如，凌宇先生在《沈从文传》中指出，《边城》中看似质朴纯真的湘西世界，经济活动（碾坊相对于渡船）其实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人际关系；王德威在《原乡神话的追逐者——沈从文、宋泽莱、莫言、李永平》一文中，也认为《边城》并不仅仅是“意义丰足圆融、人物善良美丽”的作品，其中“理想的悬宕、质变而非完成，才是主导沈作叙事意义的力量”，等等。
    [6] 汪伟：《读〈边城〉》，载《北平晨报·学园》，1934年6月7日。
    [7] 罗曼：《读过了〈边城〉》，载《北辰报·星海》，1934年12月16日。
    [8] 汪伟：《读〈边城〉》，载《北平晨报·学园》，1934年6月7日。
    [9] 参见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51页。
    [10] 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65页。
    [11] 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115页。
    [12] 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117页。
    [13] 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126页至128页。
    [14] 参见《长江航运史》（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2年，第520页；王绍荃主编：《四川内河航运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7页至第229页。
    [15] 参见《湖南省志·交通志·水运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17页。
    [16] 参见《湖南省志·交通志·水运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32页。
    [17] 参见《湖南省志·交通志·水运卷》，第518页及《湖南省志·人口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页。
    [18] 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209页。
    [19] 参见（美）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第358页至364页。
    [20] 沈从文：《湘行书简·小船上的信》，《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120页。
    [21] 张新颖：《沈从文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22] Doreen Massey: Power-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in Jon bird etc. (eds) ,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1993, p61.
    [23] 李健吾就在《〈边城〉与〈八骏图〉》一文中，认为《边城》中产生爱情悲剧的原因是“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而刘洪涛则在《〈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一书中，认为“命运感是《边城》忧伤与悲情的另一个来源”，而且《边城》的“悲剧发生的最显见的原因是一连串误会”（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24] 参见（英）利奇，《列维－斯特劳斯》，吴琼译，昆仑出版社，1991年；（日）渡边公三：《列维－斯特劳斯——结构》，周维宏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5] 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65页。
    [26] 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94页。
    [27] 我们有理由相信沈从文在创作《边城》时运用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因为沈从文在20世纪20年代就接触到蔼理斯的性心理学的观点。在1930年还读过“张东荪讲性心理分析的厚厚一本入门书《精神分析学ABC》”（参见金介甫的《凤凰之子：沈从文传》）。
    [28] 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118页至第119页。
    [29] 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115页。
    [30]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37页。
    [31] 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116页。
    [32] 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134页。
    [33] 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139页。
    [34] 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139页。
    [35] （美）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第268页。
    [36]参见（美）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第358页。
    [37] 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59页。
    [38] 《边城》最初在《国闻周报》11卷1－4期、10－16期连载时，其部分文本与现在通行的文字有所出入。初版本中的“到十九年时，他的儿子大的已十八岁，小的已十六岁”，后来被沈从文改为“到如今，他的儿子大的已十八岁，小的已十六岁”。初版本中的“两省接壤处，三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还得法，并无变故发生”，后来则被作家改为 “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还得法，并无变故发生”。也就是说，《边城》故事的发生时间最初本来是在1930年左右。但在最后的定本中，沈从文把故事时间有意识地上推了二十多年，也就是清末民初的时候。这些都说明沈从文力图在《边城》中为读者创造一个过去时代的幻景。
    李松睿，1983年生于北京，200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2006年至201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影视与文化研究。出版专著《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文学的时代印痕》，译著《道德与哲学的修辞术》（合译），编著《太阳社小说选》（合编），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读书》等学术刊物发表各类文章八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