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灵的《野芒坡》就要付印了，这是值得祝贺的。
    据她自己说，这是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作品；书末的《后记》中也说，这是她所遇到的难度最高的创作。我想，这是确实的。小说以一百多年前上海旧城“土山湾”孤儿院为原型，这所孤儿院是西方传教士办的，有天主教会的复杂背景；但它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在上海的市民文化生成过程中，起到过巨大作用，徐悲鸿、张充仁等大艺术家就都是由土山湾而走向世界的。写这样的作品，要把握好人与历史、过去与现在、神圣与世俗、艺术与上帝等诸多难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关注健灵的创作已有好多年，她对儿童文学充满热情，在各种题材样式上都有积极的尝试，作品内容丰富，很受小读者欢迎。她的职业是记者和编辑，曾长期从事采访写作，这对她的儿童文学创作也有一定影响。我觉得，她写得最好的那些作品，都隐含着一定的“纪实”的成分。她的有些散文，写得比小说更好。迄今为止，她的最优秀的作品，我以为是那本《爱——外婆和我》，这是纪实的长篇散文。在本书《后记》中，她提到的几部小说，诸如《纸人》《1937•少年夏之秋》等，我其实多少都有些保留意见。在读了她的《甜心小米》后，我曾说过这样的话：“书中有的地方读来有报告文学的滋味（这并不坏），但我更希望读它，有如读露西•蒙哥玛丽的《绿山墙的安妮》或汪曾祺的《羊舍一夕》，有那种欲罢不能而又余味不尽之美。我希望，在作者的下一部作品中，这不再是一种奢望。”我的意思是，既要保持纪实的散文的优点和长处，又要超越它，使作品既有坚实的生活质感，又有悠远永恒的人生况味。其实，我是在期待她创作上的一个更重大的突破。现在，在她的新著《野芒坡》中，我欣喜地看到了这一突破。这一次，她曾在大量材料前长时间地徘徊，即使把材料梳理得再清晰，她也觉得这还不是自己所要写的，直到抓住了人物个性，发现了小主人公仿佛在暗夜中找到光亮的那种对艺术的渴求，看到他为实现这一渴求甘于种种忍辱而又作出自己的挣扎时，创作的灵感才被点燃。我想，这样的构思中的苦恼，以及冲破苦恼后的兴奋，正是遇到突破口的时候独特的创作心理的体现。
    
    这部小说的前期准备开始于六年前，作者确是进行了大量采访和材料收集，也阅读了许多相关的专著。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育婴堂和孤儿院的真实面貌。作者颠覆了一些既定的结论。有一段时间，对传教士和耶稣会育婴堂等，人们只习惯于作简单的陈陈相因的否定，却不愿作深入调查和具体分析，这显然不是历史的和科学的态度。到了改革开放年代，随着思想解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历史，人们的认识才逐步回归真实。但这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在文学艺术和其他更与大众相接近的领域，谈这一话题的并不很多。而现在，作者以文学的方式重现这段历史，这是需要勇气，需要对复杂事物的把握能力和非同一般的思想深度的。当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直面历史，直面人生。正因为做到了“直面”，我们才在作品中看到，尽管当年的孤儿院有种种问题和不足，在晚清的黑暗沉重的社会生态中有严重的水土不服，但至少，有了它，底层的走投无路的婴幼儿有了一个可能生存下去的地方，一旦幸而存活他们还能受到一定的教育，到了12岁还会被送去学习专门技能（诸如木工、制鞋等），以便让他们进入社会，自食其力。这整个过程，无疑是合理的、人道的、现代的。当然，这中间，会有种种灾难、疾病，儿童的存活率并不高；孤儿来自社会各方，良莠不齐，也会在暗中形成秘密的势力，使一些弱者受害（这在小说中也有隐约的体现）；教会的严峻的宗教气氛，还会对幼小的儿童心理造成压抑，并非人人都能顺应。这种复杂性，对于一个有远见有包容有文学野心的作家来说，不啻为一片难得的处女地，可惜因种种原因，大家避而不见，现在健灵勇敢地走入，并作大胆开掘，这是我觉得最该祝贺的一点。
    不过，这部书稿一路读来，最令人感动并感慨之处，还不只是“勇气”而已，我以为更在于对这段历史有一定深刻性的把握。我曾读到一些关于传教士的论文，在摒弃了过去那种简单化的一味否定的倾向后，又形成了一味讴歌的倾向，这是另一种简单化，也会屏蔽复杂的历史事实。而健灵的“直面”，是针对整个的复杂性，而不只是直面过去被遮蔽的积极面。对文学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的创作原则，即直面真实、完整的生活。于是，对耶稣会孤儿院的宗教气氛，儿童们就有了不同的反应。就拿书中的三个好朋友来说，若瑟是虔信上帝的，他在这氛围中如鱼得水；菊生是一种麻木的顺应，这大概也是院中大多数孤儿的态度；小说中小主人公幼安却是独特而敏感的，他渐渐发现了自己与这种氛围的缝隙和距离，这就在情节中悄悄布下了阅读的张力和发展的契机。屠格涅夫在谈论文学典型时，说过一段很特别的话：“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译文》杂志1956年1月号，154页）他显然抓住了文学的最本质的特征：写“最具体的个人”。而所谓“最具体的个人”，也就是永恒人性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最真实的体现。本书中的幼安可以说是孤儿院中的很具体的个人了，作者抓住了他的一个重要特征：对艺术的敏感。随着故事的发展，他一点点地显示出了一个艺术天才的潜质。他无法压抑自己，却又找不到突破的方式。他这种艺术之爱，与院中所强烈倡导的上帝之爱，虽有重叠，却并不一致。小说中的安仁斋神父是一个圣徒式的人物，他对上帝的虔敬是不可动摇的，但是面对幼小的幼安，他内心的人性的一面也复苏了，他不时作出巧妙的调整和妥协。这两个人物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伴随着冲突的迷茫和误解，以及神父临死前所作的出人意料的周到安排，我以为是书中最好看的部分。神父和幼安，都是具体的个人，作者在他们身上都花费了心血。
    这是一个重大而独特的题材，是一部有历史深度与一定涵盖面的小说，也是一本好看而感人的书。
    2016年春节，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