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文学帝国一开始就建立在大生态系统的世界图谱中，生命的传奇在这个图谱中演绎着各自的宿命, 由神话开始，又以神话结束，以一个甲子的循环，呈现出一个神启般的宇宙。而女性的身体则在和各种历史力量、文化制度、知识谱系、话语体系的抗衡妥协与最终的同一中，以各自不同的姿态，呈现为这个大系统的外部形体。这样的大生态理念渗透在莫言文本的修辞缝隙里，以各种女性的身体为基本的喻体，寄托着他对宇宙的遥想，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对现代文明的危机警示。他像为所有人的罪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也为全人类对自然与其它物种的罪孽而表达诗性的忏悔，渴望重建人与自然彼此共生互动的和谐关系，呼唤人类被膨胀欲望蒙蔽了的良知复苏。
    一
    莫言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文化地理标志的作品，是发表于一九八五年的短篇小说《秋水》。第一人称的叙事者在现实与历史的反复闪回中，首先展现的是地方的自然志。从荒蛮而富饶的大水洼到村庄密布、干旱少雨的贫瘠乡村，首先是自然界的变化显示着民生的艰难。此后大量以这个文化地理标志为环境的作品序列，展现出一个甲子从创世到末世的周期，所有的家族史叙事都在这个循环的、无始无终的神话时间框架中，演绎着伦理兴衰、天道轮回的同时，也呈现为人与宇宙自然共生的大生态系统的周期性变化。
    《秋水》是以洪水为背景，展开爷爷奶奶作为高密东北乡最早开发者的创世神话。而此后所有的历史叙事则是以这个神话故事为原点，讲述一个地区的开发史，而且是以民间的记忆与血缘的纽带演绎出来。在《丰乳肥臀》中，再次强调了高密东北乡荒无人烟的历史原点，并且把时间的刻度明确锁定在咸丰年间。这里只有“秋季，有人来捕鱼、采药、放蜂、牧牛羊”，最初的名字大栏得自牧羊人圈羊休息时用“一圈树条子夹成的栅栏”。冬天则有人来打过狐狸，不是被风雪冻死就是得上怪病。在这里最早定居的是以渔猎为生的司马大牙，最初的民居是他搭在河边的草棚，与爷爷奶奶搭在小山上的草棚遥相呼应，还要早于他们一些年头，这符合人类文化史从采集、渔猎到农耕的一般进程。《秋水》中坐在彩绘大瓮里飘来的白衣盲女，成为《丰乳肥臀》中司马家族史的起点，是被司马大牙从水里捞上来，并且生下一个儿子就死了，接续起《秋水》中祖父祖母创世神话的时间终点。这个来自水上、弹着六弦琴的盲女再次显身，把《丰乳肥臀》家族史的叙述上溯了三代人，也是高密东北乡开发史的原点。上官家的第一代移民祖爷爷上官斗是一个铁匠，高密东北乡在采集渔猎民之外，居民中又出现了小作坊的手工业工匠。仅仅相隔二十来年，这里已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镇子了，而且有了色情业“忘忧楼”。而两个家族抗德中的友谊，则起于近代西方工业文明最初的入侵，德国技师、军人和天主教神父是来路最遥远的异乡人，他们以震动天地的机械开发了古老而肥沃的原野，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种群。尽管老铁匠上官斗和身高马大的司马大牙带领着虎狼队用巫术式的屎尿阵等，与修建胶济铁路的德国开发者浴血奋战，虽然延缓了通车的时间，“但最终也没有阻挡住坚硬的铁路把高密东北乡柔软的腹地劈成两半”，只是把槐树林里的蜜蜂熏死了无数，这是对大生态系统最初的破坏。而东洋军队的侵入只是这个掠夺式开发的继续，日人夺得这条铁路的所有权之后，“运走我们的煤炭棉花，运来最终也要用在我们头上的枪支弹药”。此后走马灯一样的外来者，则是在这个历史动荡舞台上群雄并起的过客，直至政权稳定之后，高密东北乡被高度数码化为“十八乡”的当代。
    这期间还有不少后来的移民与外来者，他们不属于“匪种寇族”，多数是逃荒的难民。为了获取大地上的野生食物，与早期定居者发生暴力冲突，鸟儿韩代表的外乡人最后在沙梁子下搭起了几十个窝棚，逐渐形成一个山村，又逐渐变成一个大镇，与大栏镇只隔着一个池塘。一九五零年代荣归故里的革命家族、土改时被追捕回乡的地主富农等，只是移民中极少的部分，他们应该属于原住民的文化种群。大跃进中开辟出的农场中的干部工人、反右之后劳动改造的下放右派、文革中被遣返回乡的黑五类及其家属和下放的知青，则是政府有组织的移民。其中不少是政治运动中的被发配者，和早期移民的逃亡有着异质同构的属性，都是从城市流落到乡村的政治边缘人，也是移民潮的尾声，他们最终以不同的方式离去，只给乡土社会留下了喧闹的记忆与对外面世界的想象，也改变着乡土文化的知识结构。而他们以不同方式的离去，也是乡土人生新一轮移民外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这震动频率激烈的移民开发进程中，伴随着惨烈的战争与残酷的屠杀与乡村结构的不断重组，人口稠密带来生态的贫瘠，从洪水到干旱、蝗灾，高密东北乡的自然面貌在一个甲子的移民潮中迅速改观，大生态系统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物种在退化变异，红高粱和杂交高梁是典型的对比。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特意写到战争中荒芜的田地中疯长着“奇形怪状的植物”与疯狂的野狗；《野种》荒村中倒闭路边的尸骨与狐鼠扑人的情节，则是人的活动退出自然之后大生态系统的恶性变异，近于杜甫《无家别》中的场景：“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而那个患着水肿病的饥民女首领，简直就是这颓败荒村的整体象征。人与自然互动共生的平衡在战后的几十年，以不同的方式再次被打破，大量乡村写实中日渐稀少与弱小的野生动物是最直接的表征，人被暴力驱逐出家园，又以暴力的方式回归，截断了与自然生态互动的依存关系。
    随着大生态系统的衰败，人种也在文化制度与政治结构的禁锢中退化，《老枪》中金锁的父亲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而顶撞治安员，在绝望中以一只祖母留下来保家护院的老枪自杀，而祖母曾用这支枪打死要以自己抵赌债的祖父，父亲死在梨花盛开的春季，有如雪的梨花为他安魂。儿子在贫困无望的贱民生存处境中，为获取蛋白质而去猎杀野鸭，被母亲用刀砍残的手，连扳机都操控不了，最后死于枪膛爆炸的意外。与如雪梨花比对的是秋天原野上“滚动的波浪”、飞溅的“铁块木屑”、惊飞的野鸭子，在那个全身捆扎着野物的猎人、骑马跨枪的女豪杰和被梨花安魂的钢骨男人之后，是一个被肠胃痉挛折磨得伤残无用的儿子。《丰乳肥臀》中抗德英雄上官斗的后人连生育能力都没有，上官鲁氏对他们“驴驹子”的蔑称，则是对人种退化最直白的叙述。祖、父两代人敢爱敢恨的血性，也变成了退化了的子一代对自然与其它生命变态的仇恨与虐杀。《秋水》中的黑衣人枪杀动物的快意，并不是为了生存自保的需要；《三匹马》中的刘起，以一鞭子抽掉麻雀的头显示技艺，从虐待妻子到虐待牲畜，以奴役无辜无助者发泄自己在政治迫害中遭受的历史屈辱，则进一步展现了与大生态系统一起恶化的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最终无可挽回的毁灭性悲剧，则揭示了历史、文化、政治与人欲的灾祸性恶果，是大生态系统新一轮衰败的隐喻，也是“人做孽”的直接表意。人对大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劫掠与人对人的压迫奴役形成对文的关系，人世的悲情故事寄生在自然史的衰败景象中，莫言书写着人与大生态系统一起毁灭的末世寓言。
    在新一轮的社会结构调整中，社会生态首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土地包产到户后，天地一下好像大了好多，”“见个人，比见个鬼影都难（见《金发婴儿》）”。大量的人口外流不是沿着闯关东的传统路线，而是涌入迅速兴起的城镇和都市中，至上官鲁氏死的时候，连出殡的人手都是勉强凑够的，度假官员的秘书也陷落在沼泽里。人烟重新稀少，农田荒芜废弃，水雾岚汽中飞翔着天鹅，水面上浮游着野鸭子，大生态系统呈现了恢复的趋向……。尽管自然生物群的灾难还在继续，休闲的猎装官员枪杀天鹅是经典的细节，和鸟儿韩在深夜下夹子捕鹤的情节形成行业伦理的比照，《欢乐》与《蛙》中都写到退休的官员以密网捕鱼的细节，他们从鱼肉乡民到猎杀野生动物，要承担人与自然、与生物圈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主要罪责：“……官员腐败问题解决不了……社会风气堕落问题解决不了，环境污染问题就解决不了。连那些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他们的天敌，也是腐败官员。”自然史仍然在消亡中，大生态系统的灾难集中在《丰乳肥臀》中那个妖冶放荡的年轻女人对野鸭子美丽羽毛的任性欲望里，商业化是新一轮的“人做孽”。
    最早讲述高密东北乡移民史的上官鲁氏，因此而成为一个类似于史官的民间自然史的叙事者，随着她的死亡，高密东北乡的移民史也彻底改观：“……张牙舞爪的大栏市正像一个恶性肿瘤一样迅速扩张着，一座座霸道蛮横的建筑物疯狂地吞噬着村庄和耕地。……喧闹的市声像潮水般追逐着涌过来。”而她的墓地紧邻沼泽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表意，高密东北乡的历史从水开始，也以水结束，从此没有了历史的叙事者，也没有了大生态系统的守望者——她对政治人物“折腾到啥时候是个头”的质问，和现代物质文明的抵触相关联：司马库要为本乡输入现代文明而放电影，她不以为新奇，因为有二十年前德国人放电影推销化肥的往事记忆，老百姓把德国人赠送的化肥填到池塘里，结果荷叶长疯了大如磨盘，而荷花却开得很少。老百姓不上当的原因是“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德国人想来害我们”，化肥是毒药。连她抚养一群母亲缺席的幼儿都是直接让奶羊代乳，生命的伦理呈现在在不同物种之间生命的依存互惠关系中。这个历尽苦难的母亲又是经验的化身，是现代文明最早的怀疑者，体现着人与大生态系统彼此依存的物种本能，而她的死亡之日也是一个物种与大生态系统彻底绝缘的文化史刻度。
    外来人口只有休假的官员、观光的游客和科考人员。如是回望高密东北乡的历史，上官鲁氏早年为延续家族的香火被迫与各种奇异的外来人交媾的基本情节，既像一个母系氏族社会中的采集民，又像高密东北乡无限接纳各种外来人口、被轮番压榨的大地。这也是巴赫金所谓的“身体的地理学”，而且承载着身体的历史学。莫言也深沉地直述了自己的诗性联想：“女人是大地，女人是秩序。”上官鲁氏作为一个被侮辱被奴役的母亲是超历史的存在，她是体现着“厚德载物”的大地本身，是分娩滋养生命的历史母体，也是被人类野蛮掠夺、破坏了的大生态系统最直接最显豁的外部形体。最终她的坟头也要根据国家法规被平掉，尸体消解在日益干涸的泥土中，与大生态系统一起消亡，这是真正的“历史终结”。
    二
    《秋水》里出现了三个女人的身体，分别表达了莫言三个不同意向的义素而又构成整体完整的主题。难产中的奶奶“……裸着身子，在草铺上呼呼叫叫，头发上滚满了草屑，白脸上透出灰色”。她“长臂丰肩，修臂尖足，腹部高耸，”这和为家族延续采集人种的上官鲁氏的身体表意基本结构重合，就其生物学原理来说，她们的身体都承担着孕育生命的基本生殖功能。差异在于文化心理因素——激情结合与被迫交媾，文化心理因素不同但身体承受的苦难是一样的，都是关于原始母亲的身体表意，因此具有人类学的意义。奶奶“躺着，像一条出水的大鱼，时时作痉挛的一跳”的描述，则提示着另一个主题义素，人类的生殖和动物界相同的繁衍方式，这就展现了超越文化制度的大生态系统的生命图式，具有生态人类学的特殊意义。母性的身体象征着大生态系统中生生不息的繁殖力，一如那种传说中藏在竹叶中胎生的红眼脆蛇，“怀着小蛇时，脾气暴躁，能够在空中飞行，速度极快，宛如射出的羽箭，”捕蛇者十有八九要送命。而“……不怀孕时，极其胆小。人一到它的面前，它就会掉在地上，会跌成片段，但人离去后，它就会自动复原。”
    被爷爷从洪水中救上来的紫衣女人兼有多重身份，是一个神秘的复仇者，又是一个有现代医学知识背景的助产医生，既是结束生命的杀手又是协助新生的帮手，死亡与新生在她一个人的行为中并存，也是对生命一般原则的诠释。她的身体以祥瑞的紫色服装遮蔽，但水湿以后的形体表露出健康的性感：衣服紧贴着肉皮，“两个馒头似的奶子僵硬光滑地挺着。长眉吊眼，高鼻阔嘴，双目分得很开”，进食以后，“眼里黑黑地放出光彩，”她横眉立目，话出口如钢豆落进铜盆里，嘎巴利落脆。”奶奶骂她“妖精”！这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的隔膜。爷爷以为是“天女下凡”，当在月光中看到她“素白如练”的裸体时“如睹图腾”，直观的性感反而因为祥瑞之色的退去而升华为神性的崇拜，这和末路英雄面对滔天洪水与爱妻难产的双重自然困境，虔诚拜月的祈祷前后呼应，表达了莫言以生殖为核心故事的叙事中从母性崇拜派生出来的女性崇拜。一个是生殖分娩不可替代的原始母亲，一个是在危难中协助生命诞生的帮手，两个人对于种族生命的延续承担着不同的、又是不可替代的功能，也因此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女不祭日，男不拜月”的禁忌，和余占鳌以乡绅的豪华棺材，为自己没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野合的妻子戴凤莲举行隆重丧礼，以抗日英雄的名号为之招魂的表意异曲同工，是现代人文精神的体现，主题动机一开始就种植在高密东北乡形成之初的创世神话中，而且是以女性的身体为主要的意义载体。
    坐在彩绘大瓮中飘来的白衣盲女的身份则更加神秘，“她身躯挺大，却是一张孩子的脸，五官生得靠，鼻梁如一条线，双唇红润小巧，双眼大大的……”。她的身体以无色的宽松绸衣包裹着，这和黑衣人共同构成天地色，而且还抱着一个三弦琴，“动作迟缓，飘飘悠悠，似梦幻中人”。在《丰乳肥臀》中，她成为司马库家族的原始母亲，也是坐在彩绘大瓮里从水中飘来的。同一主题义素的女性还有《食草家族》中身世悲苦的母亲玫瑰（叙事人金豆的外婆），她也是带着身孕，为躲避某种刑罚而逃亡落崖，被黄胡子涉水渡河救起来的。只是她的命运与上官鲁氏也有交集，先后转手四个男人，一再怀着身孕易主，最终作为赛马的赌注，被支队长输给了高司令，差别在于死于何时没有交代，其身世的神秘则和白衣盲女相似。她与色情女子夜来香的对比，在于身体的差异，夜来香名字的隐喻意义与她一出场就引来众人目光的咯咯浪笑、没有特点的美：白、小眼中黑葡萄一样的黑眼珠，“……奇妙之处在屁股，……使劲往上翘着，放上颗鸡蛋也难滚下来，”这都是色情的标志。而玫瑰一出场就是以翘起的丰乳与鼓起的肚子为体征，而且是以玫瑰的花香为总体的表意，“血样的玫瑰”是对她浸淫在苦难命运中生命总体的评价，歌声和哭声的反复交替是对她跌宕起伏命运曲线的高度概括。
    叙事人对外祖母玫瑰的第一次梦中想象带有《诗经》秋水伊人隔水相望式的意境，只是时间锁定在春寒料峭的早春，湍急冰凉的雪水、深旋如斗的塌陷沙洲，向吃人鳄鱼一样的黑色倒卧枯树、虎啸猿啼，则构成反讽的语用，与第七梦中的红色沼泽的灾难相呼应，只有小红马从始至终承担着与妈的互文表意功能。玫瑰花是伏羲女娲时代华族的图腾标记，“玫瑰玫瑰香气扑鼻”的赞美诗是对民族远古先人的崇仰。在浊流滚滚的危崖边徘徊、“瘦弱的少妇”，则是对伊人文化身份的改写。“满脸忧愁“、“憔悴”、“眼脸上和嘴角上，留着堕落过的烙印，好像一个被欲望的钝齿咀嚼良久又吐出来的女人”，神情的特写与由少女到少妇的生命周期变化，是莫言历史叙事的策略，着装进一步提示着这一富于文化史意味的义素：“黄色的、印满了眼睛图案的肥腿裤子”、“红色的、系满红色小球的蝙蝠衫”、“高髻云鬟”、长眉细眼，额上贴满花黄“有几分像盛唐长安人物”。莫言写作这部作品的年代，正是城市改革开始之后，整个社会都在物质化的潮流中颠簸，所谓人欲横流的堕落时代最混乱的初始年头，他在题记中阐明写作动机：“书中表达了我渴望通过吃草净化灵魂的强烈愿望，我对大自然的敬畏与膜拜，……我对蹼膜的恐惧，……对性爱与暴力的看法，……对传说和神话的理解。……梦境与现实。”梦境中的外祖母的唐装与作为男权历史鼎盛时期唐代都城长安的类比，在这则家族传说中具有与现实互文见义的联想表意功能，原始母亲陷入了商品时代的色情交易中，比农耕社会上官鲁氏为夫家借种受孕还要残酷，充斥着金钱、暴力与鲜血。遗传基因被干扰，后人的血缘之谜直接呈现在小老舅手上的蹼膜与熟练背诵成语的文化构成中，还有金豆的嗜好：“喜欢漂亮女人，爱抽名牌香烟，”不断以美国香烟贿赂知情者小老舅讲述外祖母的故事。长相也是“三角眼吊梢眉，”小老舅骂他“不是灾星也是太岁”……与支队长的“细长身体，细眉单眼，嘴上无须，面皮白净，一口京腔，满嘴金牙，会唱京剧，会拉京胡，会说洋文”的特征有语义交集，都是西方物质文明与都市文化的细节提示。而且其时他正患着时冷时热的疟疾，身体隐喻着时代躁动的症候。两代不知生身父亲的母族后人，凑在一起追寻身世神秘的母系先祖，区别在于传统文化背景的子一代处于没落的贫困中，而接受了外来物质文明的第三代则似如小康。两代身世神秘的男人，象征着两个文化种群此一时代的历史交替，近于巴尔扎克式“历史书记官”的叙事动机，莫言借助对缺席母系先祖的回忆与想象，完成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呼唤。
    金豆对于“逝去的景象”的想象追忆——泛滥的雪水、舒缓的山脉、覆盖着绿草的慢坡平地、点缀在幽蓝天幕般草地上星散的白紫两色小花、近于静止的马群与羊群，激发了他内心强烈的“嘶鸣”：“ma!ma！ma!”对于母亲的呼唤，借助同音互文与修辞的隐喻，从黑暗的无意识中升腾起来。是对倍受蹂躏、迷失了方向的种族之母的呼唤，也是回归原始自然母亲生物性本能的激情渴望。这多少年来的遥远呼唤，使他再次梦到的玫瑰是一个徜徉在藏在黑松林环绕的绿草地中玫瑰花丛里的少妇，她暗红色皮肤、高髻、“面孔消瘦，颧骨很高，嘴唇丰满，眼睛是凹进去的，很大很黑，额头突出，光洁，像半扇葫芦瓢”，在凛冽的早春空气中，只着黑纹暗红麻布短裙”，和初次梦见的玫瑰相貌大异，从盛唐回溯到农耕文明形成之前的上古，西北高原民族的面相形体、麻布暗红黑纹短裙的时间标记是对文化史的溯源，这简直就是女娲的形貌。只有高髻前后照应，贯穿为种族的文化标记，截止到目前发现的女娲造像都是高髻；而《丰乳肥臀》中有一个经典细节，是革命成功以后，强制指定寡妇婚配和剪掉女人的发髻，这也是文化史富于提示意味的细节，和遗传基金被干扰互为表里，是文化延续与断裂的整体表意。后文“一个纯黑的裸体男孩骑在一匹高大的红马上，”绕着玫瑰和她奔跑的自我想象，勾连着最后一梦《马驹穿过沼泽》中背弃了原始母亲/大自然/春草/小红马的食草家族乱伦的黑色后人“小杂种”，则是遗传变异而堕落的后人对民族创世之母的亲和与激情崇仰。当“……她弯腰去嗅玫瑰味道时，她的裙里光明进去黑暗消失，她的鼻子触到花蕊上，玫瑰玫瑰香气扑鼻”。作为文化之母，女娲引领着一个种族走出蒙昧，作为以玫瑰为图腾的华族才大放异彩。
    这一梦境中粉红色的玫瑰与第一次梦境中“血样的玫瑰”，是健康与病态的对比，也是一个民族伟大与堕落的对比。健康朴素的原始种族母亲，是大生态系统生机盎然的化身，聚合起《秋水》中三个女性身体的所有语义，都集中在“ma!ma！ｍａ！”的呼喊中，家族的创世神话汇合到种族的创世神话中。从小红马——玫瑰（粉红色/血红）——妈——女娲的复杂语义转换，莫言在一个堕落时代虔诚祈祷着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种族之母，文化之恋与自然之恋的义素重叠融合。他作为寻根文学的殿军，比起同时代的贾平凹、阿城们精神回归的幅度更加深远，别人都在讴歌汉唐雄风的时候，他梦寐以求的是上古时代的原始母亲。这一时间幅度宽阔的差异，剪辑出文化史的重要节点，母系与父系的时代差别，也是自然与文明的对比。莫言是女权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最前卫的生态女权主义者，她以女性身体独一无二的生殖功能演绎着人与大地永远纠结在一起的终极宿命与彻底回归的渴望。
    《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的最后一个女儿盲目的上官玉女，以蹈水自舍接续起《秋水》中来自水中的白衣盲女，尽管她死亡的时间早于高密东北乡最后的萧条三十年左右，但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放在结尾的《卷外卷：拾遗补阙》，可见她的意义是家族史与自然史叙述的重要一笔：“八姐神秘，与几十年前从滔滔洪水中坐瓮而来的白衣女人有相似之处。那个女人繁衍了司马亭、司马库这样古怪新奇的后代，她坐瓮而来，又乘风而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身世如同死谜，”这是莫言有意提示的主题义素。白衣盲女在《秋水》中弹着六弦琴、以童音犹存的单纯歌乐，演绎着大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与强梁火拼的情杀故事形成对文的互喻，像一个洞悉天地轮回的女祭司，和《丰乳肥臀》中地母一样的上官鲁氏互为参照，预言着最终的末世，而且是以自然生态为喻体，超度所有必将走向死亡的生命。上官玉女的美丽也如白衣盲女：“……未经雕琢、自然天成的，她不懂得穿衣打扮，更不解搔首弄姿，她是南极最高峰上未被污染的一块雪。雪肌玉肤，冰清玉洁，真正的，不掺假的。”但是，她的命运也更悲苦更凄惨，而白衣盲女美妙的歌乐也为她“泪如泉涌”的沉默所替代，而她临终唱的歌《卖油郎》则透露出终极解脱的苦涩欢乐。
    比彩绘大瓮中的盲女大地色着装标记还要彻底的，是玉女在蹈水自舍之前，连最简陋的衣服也脱下来挂在树枝上，赤裸裸地走向水域。这是生物演化与回归最基本路径的隐喻，从水中来又回归水里。白衣盲女是生下孩子之后死去，完成了创世的生殖功能；而上官玉女则是以处女之身回归水里，如林黛玉般“质本洁来复洁去”，保持了末世中的纯洁。《黑沙滩》中遭遇丈夫冤案、救助者被政治冤屈的年轻饥饿寡妇，留下一个孤女蹈海而死，也是和盲女们演绎着同一个维度的语义，而且与白衣盲女故事语义交集，完成了生殖功能。
    玉女衔接着白衣盲女的生命，以盲目的身体缺陷与短暂的生命，演绎着生物演化的循环路径，成为莫言高密东北乡的大生态系统中最美好的神学人物系谱。而且，莫言以“华丽的消失”为她安魂：“披红挂绿的鱼群来迎接你的到来翩翩起舞，繁茂的水草款款摇摆，河底摆开了十里长的盛宴，琼浆玉液，山珍海馐，香气一直流到海洋，海洋一片馥郁富饶的香气。”这是终极的回归，生物从海洋中的灰细胞到蓝细胞开始演化，逐渐由水生到陆生再向天空发展。白衣盲女象征性地演绎了从水生到陆生的发展，而玉女则象征性地完成了从陆生向水生的回归，两个盲目的女人启示着生命的起源与归宿，也是文明的起源与毁灭，展现的是大生态系统自身的演化规律。而且是一个人类认知能力无法彻底洞悉的神启宇宙，她们美丽的身体语义彼此衔接的短暂命运，比上官鲁氏像大地一样备受蹂躏的身体超历史的存在还要博大永恒，拥有比神话无始无终的时间形式更久远的时空，是超文化的象征表意。这和莫言接近希腊神话的森林之神牧童“潘”的自我定位语义勾连，孤独沉默的黑孩子是他最真实的深度自我，潘是蜜蜂一类小动物与昆虫的保护神，莫言是大女神宗教形成之前的大生态系统的歌者，也是人类无数次从起源到毁灭循环图示的展示者。而《秋水》中紫衣女人和白衣女人类似禅宗公案似的对话，则使这两个盲目女人彼此衔接的生命轨迹具有了哲学人类学的意义：
    “妹妹，你从哪里来？”
    “你从哪里来……你从哪里来……”盲女重复着紫衣女人的话，忽然开颜一笑，腮上显出两个大大的酒窝来。
    答非所问的对话，超出了文本有限的语言结构，重复强调着哲学人类学的基本命题，是对人类与大生态系统之间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依存共生关系的直述态的追问，洪水灾难故事的意味也因此而从“秋水”的民族文化语义中脱颖而出，具有覆盖地球史的普遍意味。以女性的身体承担起神启宇宙的表意功能，是莫言对人类罪恶的诅咒，也是对人类前途的祈福，是遥远的回望，也是永恒的憧憬，是以极端的方式表达人类回归宇宙自然终极家园的渴望，修复大的生态系统是基本的理念。
    三
    在这个神启宇宙的语义框架中，莫言小说中所有非自然的死亡与现世的幻灭都是以水为归宿。《枯河》中的小虎，为了报复成人世界的势利、自私和残暴而离家出走，在夜晚的河道中陷入冰窟窿身亡，而且“鲜红的太阳即将升起的那一刹那，他被一阵沉重野蛮的歌声吵醒了。这歌声如太古森林中呼啸的狂风，挟带着枯枝败叶污泥浊水从干涸的河道中滚滚而来。”这也是返璞归真的主题，生命回归到世界的原初状态，只是没有像母亲子宫的羊水一样抚慰他的水，而是被固定在冰块中，将社会生态的极度恶化转换在身体的极度冰冷的感觉中。《欢乐》中的村姑鱼翠翠服农药自杀之后，也被埋入渗出浑黄泥水的坟坑，叙事者曾以这样的诗句为她安魂：“你从水里来，又回到水里去，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儿，也是在水利工地上完成自己对爱的幻想、启蒙与幻灭，他的幻觉反复出现在黄麻地那似有若无的水汽中，这种《诗经》中就有记载的传统作物在他的文本中多次出现，都承载着爱与美的修辞表意功能。《罪过》中的男孩儿是在关于科举的水族神话幻想中疏忽了对弟弟的照看，成为弟弟落水而死的责任人备受父母虐待和乡人的歧视，而追寻着更为自由也更为自然的武术班子逃离，是在潮湿的芦苇荡中遇到“耕地不如牛，拉车不如马”而同样出走的骆驼，激活了内心朦胧的渴望与向往。《怀抱鲜花的女人》中的海军上尉王四是在大雨磅礴的立交桥下，被幽灵一样的洋装女人诱惑追逐，在河水中沉浮挣扎，最后还是以失败的逃亡，陷入致命的冰冷性欲而家破人亡。《杂种与梦境》中的混血孤女树叶被奸污怀孕之后，绝望地投水自杀；《蛙》中的两起因超生而躲藏最终酿成死人大祸的恶性事件，都以大雨和水上的追捕为故事主干……洪水故事的灾难性主题原型，置换在各种现代生存困境中，以负面的价值演绎着两个盲女的身体循环。
    在高密东北乡的世界形成之前，莫言还有两个更写实的系列作品，一个是青草湖系列，一个是马桑镇系列。前者讲述的是纯然乡村的故事，后者讲述的是商业化开始之后的小镇故事。前者绿意葱茏，水汽弥漫，透着由衷的喜兴，讲述的是丰美自然中被政治历史破坏的社会生态的修复，具有否极泰来似的乐观；后者则干燥喧嚣、嘈杂混乱，外来的资本与现代机械破坏了自然的生态，流露着盛极而衰的无奈，《流水》中勾引乡村女性且靠她娘家的力量安身立足的外来现代浪荡青工，连名字谐音都是无水（吴水）。这两个系列的故事，记录了改革开放之初，乡土社会短暂的恢复与最初的塌陷。在《民间音乐》中，作者还有着选择与认同的雄强自信，俊俏的酒家主人白茉莉健康风骚的身体是乡土社会的象征，她主动离弃了当干部的丈夫，在马桑镇上独自经营酒家，这是乡土社会的第一次选择；她不顾闲言碎语与文化的压力，收留照看民间艺人小瞎子，并且表达自己深情的爱：“终于，你像个梦一样的来了，第一眼看到你，我就想，这就是我的男人，我的亲人，你是老天给我的宝贝……”当小瞎子毅然离去之后，她关闭酒家、沿着河堤向西追去，这是乡土社会的第二次选择。筑路工们集体哼唱的小曲，“有的高亢，有的低沉，有的阴郁，有的明朗。……到后来，声音已仿佛不是出自铺路工之口，而是来自无比深厚的莽莽大地。”盲目的民间艺人和盲目的白衣女人一样，承担着洞悉天地鬼神的祭司功能，白茉莉对她的亲和与爱恋，如铺路工的歌声一样，来自深厚凝重的莽莽大地，是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土文化精神的象征表意。
    只是好景不长，这乐观而雄强的自信，很快就随着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异而沉入阴郁的情绪中。《三匹马》中的刘起爱马成癖，在灾难的年头因为马修坟立碑而被游街示众，深刻的历史创伤转变为病态的发家梦想，置家人而不顾，对妻子更是极尽奴役虐待，他信奉“老婆是汉子的马，原意骑就骑，愿意打就打”，甚至不如他对马的悉心爱护，家院像马圈，“人不如马”。而三匹马拉大车的梦想终于实现，不无炫耀地到小镇上接逃回娘家的妻子，但已经无法挽回破裂的婚姻，暴怒之下连心爱的马也被他逼疯狂跑惨遭枪击而死，刘起是一个因受虐而导致的施虐狂人。她妻子备受苦痛的身体几乎是连贯着两个历史时期乡土生态的总体象征，从始至终都在流泪与哭泣，生下孩子二十多天病得半死不活，一心想着马的丈夫对她不闻不问；为了丈夫的好马大车梦，她养貂种地，临产之前还在地里摘棉花，披星戴月地劳作，第二个孩子差点没生到地里；年纪轻轻就面色憔悴，把孩子放在地头，自己在奥热的青纱帐里撒化肥，赤身晕倒过去；救助她的年轻哨兵反倒被诬告，她的精神又成为浪荡闲汉们下流话语绞杀的对象。从这篇小说开始，莫言笔下的女性身体就和大的生态系统高度重合，演绎着共同受虐的命运。被刘起显示神鞭而削掉头的麻雀、被他逼疯最终遭枪击而死的马和产妇病弱的身体、喂奶的丰乳、赤裸仰卧的胸臂，和被诬告、为救孩子违背军纪用力过度吐血而死的年轻哨兵一起，构成乡村大生态畸形恶化的语义链。与之对比的是崭新宽阔的大街、闲荡的二流子、威严的军营与不通人情的军官……浑身是血的最后一匹黑辕马奇迹般地从车辕下钻出来，也脱离了宽阔的大街，“……长嘶一声，抖抖尾巴，沿着玉米林夹持的黄土大道……恋恋不舍地向前走去。”生态重归自然，“黄的土，绿的禾、黑的马，渐渐融为一体……”女人婉转的哭声和裸露的身体、年轻哨兵的艺术梦想，还有杂语的喧哗都被这画面隔绝在外，所有人类的技能、文化设施与理念，都在这幅高度融合的原始乡村风景中消解、淡出，大生态系统重新获得平衡，人类在失语中恢复良知。女人“如同袅袅音乐一样”的“萦耳哭声”，和英雄忽悠悠向高远无边的苍穹飘扬的灵魂一起，抚慰着被人类永无休止掠夺和残害的大地。自这篇小说开始，莫言从自然史、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的角度，逐渐攀升到生态人类学的思想高度，开启了对所有文明的伦理质询。
    四
    从青草湖系列短暂的喜兴到马桑镇初期自信的雄强，再到《三匹马》的忧愤与彻底回归的渴望，莫言完成了由社会、艺术到自然的大生态系统和谐理念的建构。
    从莫言写于八十年代初的短篇小说《岛上的风》开始，他对现代文明最重要的生物学基础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命题“最适者生存”就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在“歇斯底里”的台风肆虐中，困陷孤岛的战士们以班长李丹舍己救人的牺牲，与集体团结互助的顽强，最终渡过了暴虐自然的灾害危机，也改变了现代女性、生物学大学生李丹对达尔文主义的信仰，接受了英雄班长李丹的信念“人是动物，但动物不是人。”这还是以人为主体的命题，但生态的问题已经赫然被故事叙事呈现出来，开篇就从西北边塞新调来的要塞冯司令，为改善住岛战士的生活送来兔子和雏鸡建立天然鸡兔场的举措为叙事的起点，可是这个美好动机迅速瓦解在小生态环境的食物链中，小兔几乎被海老鼠捕食殆尽，找来捕鼠的家猫则根本不敢抓海老鼠，只会上树吃鸡，而海老鼠的天敌蛇则成了守岛战士们重点保护的物种。自然界的食物链考量着人类的认知能力，而错误类比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在共同的自然灾难中迅速瓦解。
    此后，这种基于经验的生态意识逐渐强大，莫言在多篇散文中直述出对于环境的焦虑，比如，他在虚构的《俄罗斯游记》中，对由于载畜量过多而疲惫不堪的境内草原的描述：颜色枯黄，草棵低矮，瘌痢头似的“斑秃”，连成片的畜群，没有花朵，残留着泥汤的干涸水道，孤独寂寞悲鸣着的稀少飞禽，以及宽阔的柏油马路与路边插着酒旗的店，招引着成群苍蝇嗡嗡飞舞的血肉模糊的羊头……俄罗斯草原则是土路两边牧草没膝，一望无边，肥胖的野兔等动物从容地横穿道路，成群的鸟儿自由地升降，热烈地鸣叫，线条浑圆的山岭与草原一色……“俄罗斯草原沉重缓慢的呼吸我已经感觉到了，”是托尔斯泰们俄罗斯经典作家的草原，“而他们的草原就是全人类的草原。”比如，对南北韩之间军事隔离区的生态赞美：“……五十年过去了，这两条边界线之间，竟然成了繁华似锦，植物茂盛，鸟类和野兽自由生长的乐园。”人类过分的欲望是大生态系统整体衰败的直接根源，他明确地说：“……对食物的需求已经远远超出了身体需要的程度。人的食欲是对大自然的一种强大的破坏力量！”。
    莫言对现代商业文明的质疑越演越烈，终于发展为对现代文明知识谱系的考察与质疑，以及对高科技的人类灾难警示。《断手》中的“战斗英雄”伤残军人苏社，处于各种话语体系的包围中，纯情的村姑小媞基于英雄崇拜的古老心理原型与主流媒体的强大话语攻势，以及苏社许诺的进城工作的愿景而被他吸引；小媞的父亲则是基于保守农民信奉的古老价值体系，认为他不是正经人，吃白食不下地，像个“兵痞子”，阻止女儿与他来往；真正的老英雄抗美援朝回来的伤残老兵则是以最朴实的语言和行为打破了他的英雄谎言，假腿与半斤勋章矫正了他膨胀的虚荣与狂妄，这是真实历史人生的知识谱系；最终是同样只有一只手、童年经常被他们欺负的旧日同学、已经守寡、靠采桑养蚕独自抚养女儿的留收留了他，从独手自井里打水开始，教会他基本的生活技能，回到最平实的日常劳作中。叙事从始至终都以怒放的槐花、蜜蜂、月下的桑林为背景，结束于“两个人两只手”，抬着装满桑叶的筐在树下晃动着，“好似笨拙的大鸟”，一幅回归与自然共生的田园劳作画面。留垂着像干丝瓜一样先天残疾手臂的身体，几乎是被破坏了的大生态系统的外部形体，苏社的断臂和卖樱桃老英雄的残腿则是惨烈历史的细节举偶，只有被屡屡破坏的自然生态才是抚慰历史创伤与接纳残缺人生的家园。这也是在所有的话语体系中，最触动心灵的朴素情感形式。
    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是莫言不少神奇故事的知识基础。《养猫专业户》还不乏幽默，训练猫捕鼠的大响在湖边烈日下近于做法的捕鼠仪式，以锣声、“咒语”调动八匹猫发出人声、徘徊行走，又用笛声使它们静止不动，居然能把全村的老鼠吸引来呆头呆脑地自投湖水毙命；而在人工环境的粮库防火池与媒体的强光下，他的法术则彻底失灵，猫也变得烦躁不安，惊恐怪叫，奇迹变成了骗局。此后，莫言叙事的乡土人生故事几乎都是建立在大生态背景中，以及连接着不同知识谱系中的各种话语冲突和自然生命无法承受现代性知识爆炸带来的文化断裂、失范、混乱与拧巴的灾难中。
    《欢乐》无疑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意识流小说写作的1986年，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意识形态最纷扰的时期，价值观念混乱带来精神生态的恶化，社会生态在向钱看的浊浪中破碎失衡，自然生态也遭遇空前的劫掠与破坏。逐渐凸显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各自知识谱系自身的缺欠、断裂与彼此之间的冲撞与混溶、胶着带来的精神窒息，窘困的青春生命在强大的话语浊流中挣扎。渴望借助高考脱离乡土的齐文栋连年落第，在家族与周围恶意的奚落与嘲讽中，最终选择了死亡为逃离之路获得彻底解脱的欢乐。母亲望子成龙的梦想是几千年科举制度深入民族心理的价值观念，为了这个能够一步登天的人生之梦，他在“虚无缥缈的数学公式和浩如烟海的历史垃圾中”挣扎，精神承受着所有外部恶俗信息的挤压，处于恍惚的精神状态，所谓“高考综合症”。当下生活经验的碎片式流动，连缀成分崩离析的所有话语体系的碎屑混淆粘连成光怪陆离的漂浮背景。主流的革命话语破裂在退休的原公社副书记、乡村“新恶霸”白肉老头对新任村支书的嘲笑与谩骂中：“老子的党票是用命换来的。你的党票是你娘解裤腰带换来的！”家族伦理的话语体系在“肥胖得如同母猩猩一样的嫂子”对母亲“老聋X”、“丧门星”、“老贼”的咒骂中破碎。师道尊严的话语体系也彻底消解在各种恶言恶语的日常争斗中，历史女教师和食堂师傅为了菜中少了几片肉而互相讥讽身体的缺陷，学生为教师起各种恶毒的绰号……连所有青春期生命都憧憬的爱情话语，也在温顺的“白顶小母牛”鱼翠翠的服毒自杀、罗老师坚定地要为三仙姑平反的豪言壮语、发小在妻子跑了之后与老婆娘结婚……等事件中坍塌。作为爱情前景的婚姻，呈现为嫂子借种生育、因超出计划的怀孕而而被强行拉走打胎、哥哥被要求作结扎……连农作物都长疯了，“患了一种癫狂症”……这一切都汇聚为让他恶心的绿色。只有在篇外篇的中学生作文中曲终奏雅，在母亲看到死而复生的鸡雏时，“布满皱纹的脸上，出现了我从没见过的幸福的微笑”，主题从死者飞升的灵魂降落到艰辛而平实的农家日常生活秩序中。
    当然，这部作品中各种话语体系都可以归结到两种最基本的知识谱系中，这就是依存于自然的农耕民族最基本的生命伦理意识与现代科技以自然为征服对象的二元论世界观。母亲对雏鸡的悉心救助与开篇老猿猴一样的农人对鸭子的残酷虐杀形成对照；那个配种站里“留着披肩长发、带着优质手套、握着装满巴克夏精液的交配器的年轻姑娘，像孩童玩竹节水枪一样插进“约克夏”母猪腚后，以及生物教师“杂种优势”的解说，也形成知识谱系的对抗。这是和“藏污纳垢”的大本营的绿色一样，构成他心理抵触、精神压抑的多重话语牢笼，对两种文明极端形态的排斥是这篇心理小说的思想原点，莫言由此开辟出对现代文明及其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思想的深刻质疑，此后的大量作品中无不渗透着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伦理对西学至上的畸形现代文明的批判。《罪过》中的男孩儿，和姐姐去看外来杂耍马戏时，三条腿的鸡、长着尾巴的男人等畸形生命形态，和中国传统的武术表演激扬的生命华彩是一个自觉的比量，马戏与《欢乐》中生物课内容的“发情的公山羊……长胡须的角怪（一种蛤蟆）……”语义重合，文化背景也重合。
    这一观念在《金发婴儿》中表达得最透彻，守活寡的军嫂紫荆与其婚外恋人丰收的结合，起于生产劳动中的互助互爱，也有传统知识背景的咬合。他是一个乡村老中医的儿子，但是比自己的父亲更具有生命伦理的现代意识。他翻看父亲留下的医书，用偏方治疗人与畜的疾病，采鸡冠血滴入军人母亲的盲眼使其复明，把草药灌进猪耳朵里治疗疯癫，都是对传统医学的继承，其中贯穿着人与动物相通的生命原理；但是他放弃了父辈劁鸡阉狗的技能，宁可当一个本分的农民靠种地维持基本的生活，也不去干那挣钱多的缺德事：“好端端的，硬给劁了，阉了，公不公，母不母，不缺德？”美丽的乡村女性与他的非婚结合也是一种选择，紫金怀孕分娩的身体是乡土社会走出封建积习与主流政治话语的知识体系，重归男耕女织似的古老生活方式的表意，也是人类在大生态系统中的最优选择，人是这个大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也是她忠实的守护者。最终的悲剧则是两种知识谱系中各自最邪恶的意识形态力量，在一个心理变态者观念中彼此胶着、膨胀、合谋绞杀新生的罪恶。
    《牛》最集中地体现了莫言这样的大生态意识，与人的生产和生活休戚与共的耕牛，具有精神生活对象的文化神学意味，而在当代革命话语的体系中变成了和机器一样毫无生命价值的“生产资料”，因为作为集体的财产而被特殊保护，自然的繁殖因此成了难题，只好阉割，文化的断裂、价值观的拧巴直接体现在人与牛关系的恶化，牛对人的仇恨导致了非正常的死亡。现代文明的知识谱系，把所有的生物都看成是可利用的资源，人与自然的对立发展到了极端，一切都以数码化管理，牛被阉割，人也被阉割，生命伦理的瓦解成为最基本的文化处境，人与动物在这样的知识谱系中互相仇视。《扫帚星》中的弃儿被一匹母狼救活，也可以追溯到他的祖母早年救助一匹狼的前因善缘，和《牛》的故事互为表里，被极端的意识形态塑造的人类其实比野兽更凶残。各种知识谱系都暴露出自身的缺欠，而生物圈自身的规律也隐喻着和人与自然共生的基本处境。
    莫言这种带有泛道德主义倾向的的生态意识是对现代文明的伦理指控，也是对所有残缺文明的颠覆。其中以他对古代神话“南山大玃，盗我媚妾”的颠覆性改写表意最为极端，《十三步》中由猛禽管理员讲述的神话故事，首先改变了猿的性别，具有生殖功能的母猿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其次则是将人优于动物的绝对论知识谱系，反转为人不如兽的主题，也扭转了他在《岛上的风》中“人是动物，但动物不是人”的主题，“人不如兽”是极端激愤的表意，最终老虎死于牟取暴利的盗窃者。书生的伦理困境象征着人在自然界的尴尬位置，生育了状元公的母猿对书生的质问中展示了当下中国文化溃败的末世景象，寄托了莫言浩茫的悲情。母性是他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枢纽，早期的《两只羊》是最喜乐的叙事，羊的恋爱与人的恋爱互文，是自然生命合乎规律的美好诗篇。一直到《红树林》中对人鱼儒艮的生动描写，都是大生态系统中自然生命互喻的美好修辞：“它们光滑的身体胜过最丰润的美女，它们的雌性也像人一样，生着丰满的乳房。小人鱼叼着大人鱼的奶头，在红树林里游泳。”采珠世家的姐弟，一个如同“珍珠仙子”，一个是哑了的黑孩子，是被游客口耳相传的“一个与人鱼生活在一起的海的精灵”。人类对大自然与其它生物的不义，也直述在对人工养殖珍珠工艺原理的伦理质询中：“……这七百天里珠贝是什么感觉呢？珠贝们包含着女人们强行植入它们体内的异物沉入大海，那种痛苦肯定超过被凌辱的处女。”在《扫帚星》中，他干脆称伐木为“杀树”，劳动模范“杀树狂人”父亲最终得了油锯手的职业病白手病，而且精神变态，迷恋长腿细腰的商业女子白花花，称不解风情的年轻妻子为“一截木头”，这和《蛙》中姑姑初恋情人、叛逃的飞行员在日记中称之为“红色木头”如出一辙，都体现着商业文化性享乐的价值观，而祖母根据生殖原理挑中的山林少女母亲，则被诬蔑为“那家伙是个白虎，光溜溜的，一根毛也没有啊……”他还是一个弃婴的罪犯。在莫言笔下，对树木的砍伐与对女性尊严的践踏、对儿童的虐杀罪孽相等，都是对生命的残害。而木头、白虎一类对女性身体的恶毒修辞，则是病态的商业文化、邪恶原始信仰中处女禁忌的愚昧混合。这个中日混血、在文革群体暴力中失去父母、死于难产的年轻母亲，她无助的身体承载着一个大生态系统全面崩溃的文化寓言。
    莫言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为所有人类的罪恶而忏悔，而且是感同身受的受难，《蛙》中的蝌蚪，在被追打得无力还击的危难中，趴在地上回忆起自己童年对小昆虫的虐待，是最直接的表意。莫言尝试湘西山泉的感觉是“水微咸，浸透了大山的悲哀；”以为对奇峰异岭“美人”一类似是而非的命名，“几同对大自然的亵渎”；自我的渺小感油然而生，唯一认识的松树“可怜地望着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木则“仿佛在闭目养神，对我表示着极大的蔑视。”重建大生态系统的和谐理念，至此由泛道德主义的生命伦理意识，升华为对于最高存在的绝对信仰，彻底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谵妄，生物与无机物之间也彼此依存共生在他的宇宙图谱中。他为人类的膨胀而羞愧，也为人类的渺小与残酷而忏悔。
    五
    莫言借助女性的身体作为大生态系统的表意策略，渗透在他所有文字的修辞语用中，呈现为一个基本的心灵模式，无处不在地外化在所有文体的语言结构里。
    美好纯洁的女性，特别是她们美好的身体是她修饰宇宙自然的基本喻体。比如，他想象阿波罗成功登月之后，为带有人类和平信息的牌子揭幕时，形容正在他们“头上宁静的天空中高悬着”的“那纷纷攘攘、载不动千愁万恨的、悲欢离合的地球，”“宛如一个身披蓝裙、风情万种的美人。”在《俄罗斯游记》中，他形容被茂盛植被覆盖、线条浑圆的山岭，像“丰腴的女人”。而厌恶的女性又是他修饰被人为破坏了的环境的主要喻体，比如，他看到盛夏酷暑中，像开锅的绿豆汤一样混浊的湘江水，死在水上的白船黑舟，江面泛起的粘稠灰黄色光线……形容“著名的橘子洲宛如一个耐热不过而剥去绮罗遍身粘汗躺在江上的女人，但愿寒秋来到时，她会用火红的锦绣把自己装扮起来”。他将自然与文明的两项对立直接转换在两种女性的身体上：“……青春健美的渔家姑娘裸露着身体、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海底采集珍珠；……高贵的女人裸着肩头、脖子上戴着璀璨的珍珠项链在灯火辉煌的大厅翩翩起舞”。褒贬分明，置换出对没有被商业文明异化的生命形态的激赏，也表达了对自然与文明的情感倾向。
    与之相关联的另一个修辞习惯是将满怀悲悯的情感矢量，寄寓在美好的自然物象中，比如，在《欢乐》中，他形容母亲被老鼠虱子骚扰而熟睡的枯槁身体“像舒缓的山脉”，“老鼠像丘陵上的一片黑森林，跳蚤像森林中成千上万只鸟。”在《美丽的自杀》中，他为了防止苍蝇往躺在太平间里自杀而死的少女美丽脸上吐唾沫，“……拉过了一条肮脏的白床单把你的脸和你的身体遮盖起来。就像一层发黑的雪，遮没了朦胧的丘陵和山峰。”不限于女性，所有他不能认同而又不能不以悲悯情怀超度的人物，也都以比喻的修辞替代在回归自然的祈祷语义中，比如，《食草家族》第三梦《带蹼的祖先》中追随皮团长革命一生的爷爷，在被众人鉴赏的死亡仪式中，长袍马褂加三接头皮鞋的不伦不类的丧服所隐喻的文化背景拼接与拧巴，淹没于鲜花绿叶的覆盖，“简直变成了一条花草繁盛的丘陵。”这一修辞语用，是莫言对被畸形的现代文化扭曲的生命回归自然的祈祷词。
    这样悲情的安魂方式，也是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天人分离之后以修辞语用想象的替代方式。而对于脱离了自然的现代都市人来说，天人合一只是纯然哲学的理念，是可望不可即的梦想。生活在超自然的工艺环境中，天地人都是彼此隔绝的。《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是一篇最集中地表达他对都市生存无奈感受的幽默小说，也是一篇建立在文学地理学上的想象性文本。他以一系列准确的交通路线的地理标志，讲述一个上班族琐碎单调无聊的生活。对于侯七来说，地是黑暗拥挤的地铁、整齐的机动车辆断断续续行驶的大街和拥挤的自行车流，切割路面的斑马线和安全岛，红灯黄灯绿灯切分成的零碎时间；天简化成了日全食与彗星知识，近似于抽象的要点；人则如小鼠甚或不如，办公室里彼此寒暄的闲聊，或嘲笑或安慰的废话，以及热闹匆忙的聚餐，在数字化的细密时间格式中，寻找打发时间的公共话题。渴望看到稀奇古怪的事情，成为调剂枯燥生活的公众心理，即使有一个意外出现的古典场景，诱发的也是危险骚乱。那个骑在民间代步畜力驴上的穿红裙的绝世美人：“可以说是古典，也可以说是现代，可以说是东方，也可以说是西方。在蒙娜丽莎、戴安娜王妃、宋美龄、巩俐等一连串的类比之后，诱发的是性的猜测与恐惧，最后得出“鲜花基本都插在了牛粪上”的牢骚。就连她在欧洲风格的黑墙前嗅花的优美细节引起的也是泛性的联想，结束在空中飞来的德国酒瓶落在她的头上，激起新一轮的舆论哗然，诱发出众人义愤话语中民族集体无意识里潜藏的帝王梦想。而她既像女侠又像土匪的掐下蓝花衔在嘴里的潇洒动作，则导致了严重的围观拥堵；她超越了所有文化、回归赤子和自然（蓝花）的混合气味，虽如同大爱的催化剂，力比多升华的结果是引发更大的踩踏身体的骚乱，警察只好介入……主人公侯七无论好色好是好奇，长时间追随着这个绝世美人和她骑白马的古装佩剑护卫，直到灯火辉煌的夜景中，“期待已久的结局”，只是看见停下来的驴马各自拉了十来个粪蛋子，便“像电一样向前跑去”。这种超越修辞格的修辞——反讽，把当下中国脱离了自然的都市人的文化心理揭示得淋漓尽致，生命伦理也同样在瓦解，来自自然的美好女体是一个无处安放的悬念。
    以美好的女体修饰美好的自然，把苦难的女体安放在浑朴自然的修辞替代中，从比喻到隐喻，也和“马——妈——玫瑰”复杂转喻的基本语义链交集，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语义场中，象征与暗示来自未被人工污染的大自然自身的神秘。深夜池塘边的静思，唧唧虫鸣激发的联想是“美人的头发闪烁着迷人的光泽，美人的身上散发着蜂蜜的气味。”湿漉漉的蛙鸣骤然响起，……看不到一点点水面，只能看到层层叠叠地在月亮中蠕动鸣叫的青蛙和青蛙们腮边那些白色的气囊。月亮和青蛙们混在一起，声音原本就是一体……人在天安门集会，青蛙在池塘里开会。”声音、色彩、形状一连串诗性的通感联想，如印象派的绘画一样，昭示着人融入浑朴自然的至高至美境界。生命的平等也在生殖的联想表意中，将伦理的质询重新回归生命之间互喻的神话语义空间。夜间开放的奇大白色荷花（见《会唱歌的墙》）与夜间散发幽香的玫瑰（《食草家族·玫瑰玫瑰香气扑鼻》），都是女性生殖器官的隐喻，但前者孕育的是文化，后者则孕育着文化失范之后性放纵的堕落孽子。这和他早期作品《罪过》中以水族来类比科举的神奇传说，也有着语义的明显变异，无性的冷漠与有性的情爱是基本的差异，而且自然界孕育的母体成为文化智慧的根基。文明与自然的两项对立，由此弥合，夜间开放的奇大白色莲花转喻出的女体生殖器官，象征着一切文化赖以存在的自然母体。
    莫言借助一系列的修辞手法，将寄寓在女性身体中的历史文化思考与现实的批判、回归自然的渴望，最终都汇聚在尊重差异性的大生态理念的大地诗学中。他引用台湾版《马尔克斯传》的开篇之语：“万物都是生命，问题是怎样唤起它们的灵性。”就连他对蹼膜的恐惧与阉割的苦难历史记忆，也消解在子一代多元的生命伦理意识中，《食草家族》中的第三梦《生蹼的祖先》，结尾父与子的对话，也如《秋水》中紫衣女人与白衣盲女禅宗公案似的答非所问一样，带有人类学的意义：
    “……请你告诉爸爸，纺锤是什么？
    “纺锤就是纺锤。”
    “还有，人为什么要生蹼呢？
    “人为什么不要生蹼呢？”
    这近似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回到事物本身的努力，也类似佛家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无行中”，类似现象学所谓“终止判断，先验还原。”子一代的智慧已经走出了“象征的森林“，也走出了所有文化的逻辑与话语的牢笼，还原事物本身的形态，以差异性动摇绝对论的思维方式和二元论的自然观。无论是养父黄胡子对生蹼的养子“你这个青蛙配出来的杂种”的咒骂，还是没落中的养子对于血缘之父的文化种群“手指间生着蹼膜、游泳技术惊人”的传说想象，还是孙一辈关于玫瑰梦境的文化史片段剪辑对比，都是生命返璞归真的呐喊，是民族集体无意识回应全球人类积极反抗现代性灾难的呼唤。所有的修辞喻体最终都集中在“蛙”——民族的文化之母女娲音转的象征物，也是最近于超种族的女性身体的自然物，这个水生种群的生殖图腾中，由民族而人类，以从水中来的生物最终回到水中的精神构想，完成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自然界中的合理定位。
    女性的身体在莫言的笔下，承担着作为文化再造基础的最高存在——大生态系统外部形体的复杂表意功能，呈现出他独具一格的后现代世界观，由此而沟通了全球人类最古老也是最前卫的语义场。连他为此而悲壮担当的艺术精神也借助自然物种的母性规律为喻体：“让我们向乌苏里江里的大马哈鱼那样，追寻母河的气味，英勇无畏地前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