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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立足译者主体性视角，以宋碧云《啼笑皆非》汉译为例，从译本选择、译语操控、翻译目的、译者认知和视阈融合等五方面分析了雌雄同体的译者主体身份及特定时代背景对译文重建的影响。本文认为，译者作为独立于原文及其作者而存在的翻译主体，其译者主体性自然地受到来自于自身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价值倾向及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其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原作在语句文意、文本结构乃至作品立意作出一定程度的润色和修正。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性不仅精准记述了译者对于作品文本的主体操控，更是清晰描绘了其在翻译过程中的思维路径。这一系列的改动最终使时代译作得以脱离作者意志，并在新时期背景下获得其独立的文本意义，从而焕发新生。 【作者】黎昌抱[1] 李菁[2] 【作者单位】[1]浙江财经大学,310018 [2]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310018 【期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年第2期 【关 键 词】宋碧云 《啼笑皆非》 译者主体性 雌雄同体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自觉视野下中国题材异语作品无本回译研究”(项目编号:16BYY011)以及浙江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项目“性别主义视角下《啼笑皆非》林语堂自译与宋碧云他译比较研究”(项目编号:ZCYZ201426)阶段性成果. 引言 有感于时局多艰、国势积弱，林语堂于1943 年在美历时一月挥笔写就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该书一经出版便引发巨大反响，雄踞当年全美十大畅销榜单之列。作为一位知名的台湾本土女性译者，宋碧云在数十年的专职译者生涯中，凭借其深厚的英语功底和国学底蕴成功翻译了海内外的数十部名家大作。相较于其译作的广为流传，针对宋碧云本人及其翻译作品所展开的相关学术研究却鲜见于当今学界。而在这些为数不多的现有研究成果中，其内容往往聚焦于《苏东坡传》《老人与海》这两部译作，仅有3 篇论文对《啼笑皆非》汉译有所涉及。何明霞和汪桂芬（2001）将《老人与海》海观译本和宋碧云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宋译本在还原原著语言风貌方面比海观译本略胜一筹。冯小巍（2015）从艺术美学角度入手，根据读者美学享受、美章哲学意义及读者心理倾向对海观译本和宋碧云译本进行艺术阅读的分析研究，并对各自特点加以比较客观全面的评述。吴任玉（2012）从关联理论视角对《老人与海》吴劳译本和宋碧云译本进行研究，指出两位译者为追求最佳关联而采取的不同手段，并对两者因语言、文化和读者认知环境及意义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等方面所产生的局限进行阐述。余健明（2009）则以风格标记符号体系为理论依据，借用语料库软件对《老人与海》原作及其现存五大代表性汉译本进行量化分析，指出它们在各个语言层面上的异同。在《苏东坡传》翻译研究中，赵佳佳（2013）和霍郭浩（2015）都借助于语料库手段对张振玉译本和宋碧云译本中所展露的译者风格进行了量化对比，试图探究两个译本在词汇和句法层面的不同之处，认为宋碧云译本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合乎普通读者偏好。在《啼笑皆非》翻译研究中，陈蕙荃（2009）将林语堂自译本和宋碧云汉译本进行了对比，从词汇、句法、语篇、美学等四个层面分析了两者的不同，指出自译者因作者译者双重身份所赋予其对原文信息的透彻认识，使得其能够将写译结合，创造出最理想的译作。而冯欣欣（2011）则将研究的目光投向林、宋两位译者的实际翻译策略，并将所涉相关因素加入考量，认为林语堂由于自身作者身份和双语背景及深厚的中西文化造诣等因素影响使得其能够在译文中加注大量内容，打破了原文和译文间的分隔，一举创造出“最为忠实的翻译”。为此，本文拟立足译者主体性视角，以《啼笑皆非》宋碧云汉译本为例，结合女性译者“雌雄同体”的特殊身份，探析其译者主体性在译本构建过程中的影响，进而探究新时期背景下政治作品的重生之路。 一、译者主体性概述 译者主体性（translator’s subjectivity）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三者相互作用“辩证统一于主体性之中”，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查明建、田雨，2003：22）。能动性，作为“主体性最根本的内容”和“最根本的综合特征”（陈大亮，2004：4），是译者走出原有视阈的限制，不断追求译者视阈和读者视阈融合的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调动自身的“情感和意志”，将“审美力”和“想象力”带入翻译实践之中，进一步挖掘原作中的内涵和意蕴，促使其个人理解得以“有机地融入语言转换中”，最终创作出优秀的翻译作品（夏贵清，2004：90）。由于译者间天然存在的个体差异，使得不同译者均有权依据个人的理解进行翻译，其表达方式和翻译策略也因此存在着相当的多样性（方梦之，2003）。在肯定译者主体能动性的同时，我们仍需意识到译者翻译时必然受到来自“边缘主体”（即原作者）、语言系统及其文化规范乃至译者自身因素的影响，其主体性的发挥也因此有所受限，而这些限制正是译者受动性的表现（屠国元，2003：9）。“目的论”认为，任何行为都带有一定的目的，即“为我性”，翻译行为的过程都“由目的所决定”，“翻译活动的目的可以解释特定译者的翻译策略”（Nord，2001：73）。换言之，“目的原则”是翻译活动的最高准则，译者的一切翻译行为都为其目的所服务。在翻译文化转向思潮的影响下，译者作为传统译学视角下“隐形的”“雌性的”存在，为彰显其个人意志、促成其翻译目的，将势必在翻译的过程中同时受到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三方面的影响，而其貌似波澜不惊、一气呵成的译文字句之下实则暗潮汹涌，时时充斥着“自我与她者、自主与受动、自由与束缚的矛盾”（仲伟合、周静，2006：45）。为满足特定的翻译目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与传统译学定义下的阴性附庸身份进行对抗，以争取对作品内容、结构上的等同于原作者的、“雄性的”主导权和创造力，因此译者的翻译过程实则是其原有“雌性”身份和主体“雄性”意识的交锋，是译者主体性与“忠实”标准的对立与融合，更是积极和消极的辩证统一，任何一个成功的译作其本质即译者在“雌雄同体”理想状态下的最优产物，因此在研究时偏重于其中的任何一方都定将导致对译者主体性的片面化理解（同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