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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姿态批评与中国文论 姿态批评提供了一个通往伦理与政治领域的通道，阿甘本坚称姿态在“本质上属于伦理与政治领域，而非简单地属于审美领域。”(15)姿态如何联系于伦理领域呢？对此，阿甘本阐释道：“姿态是中介性的展示：它是使手段变得可见的过程。它将使人类的在媒介中存在(l'essere-in-un-medio)得以呈现出来，并进而使得伦理之维向他们开放”。(16)阿甘本在这里说的伦理领域是指“纯粹中介性”而言的，是一种无目的的手段范畴，它既不是指实际领域，也不是指审美领域，而是类似于“空无”和德波的“景观”概念所意味的东西。目前国内方兴未艾的文学伦理批评主张“文学的产生源于人类伦理表达的需要，它从人类伦理观念的文本转换而来，其动力来源于人类共享道德经验的渴望”。(17)以此观照，阿甘本姿态论的伦理维度或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补充。对姿态何以属于政治领域的问题，阿甘本认为政治既不属于目的范畴，也不属于从属于目的的手段范畴，而是属于那些作为人类行为与人类思想领域的无目的的纯粹中介范畴。所以，在《关于姿态的笔记》的最后一个部分，阿甘本突兀地以“政治是纯粹后端的领域，亦即，人类之绝对而完全的姿态性领域”(18)结尾而拒绝给出任何解释。阿甘本在引用瓦罗对姿态的界定时也清晰地呈现了姿态的政治含义。他引述道：“另一方面，罗马皇帝，被认为‘行’(gerere)其政务，而在这种场合，他既不‘做’(facit)也不‘作’(agit)，而是‘执’(gerit)，也就是说，是维持”。(19)皇帝的政治行为就是姿态之一种。再比如，在古罗马帝国时期，政治总是关于姿势的。在议政厅或圆形露天场所的政治演讲并不能使声音有效地传递到听众那里，因此，杰出的演说家都知道他们并不能被众人所理解。但当你知道你不能完全依靠你声音的力量时，姿态便成了你政治表演的最好方式了。(20)阿甘本姿态论的政治维度对于近年来文学批评理论界出现的文学与政治的双向互渗所掀起的政治批评“转向”同样具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 阿甘本的姿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来源，那就是本雅明的姿态观。本雅明的姿态观则直接受惠于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在《什么是史诗剧》中，本雅明一开始就说史诗剧是姿态性的，史诗剧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援引的动作”。姿势既是史诗剧的原材料，也是史诗剧的本质。为了在史诗剧中获得更多的姿态，就需要采用“情节中断”的方式。一旦情节暂时中断，就迫使观众和演员必须在批判的立场上去审视剧情与其所扮演的角色。此外，本雅明还强调姿态越是日常化，就越是真实和难以被篡改；剧情越是被频繁地打断，我们获得的姿态就越多。对传统的中断和对接受者的“疏离”是本雅明对姿态所做的两个本质规定，本雅明在他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较为详细地呈现了演员与观众在电影这门艺术中的姿态地位。他的这一思想也被阿甘本很好地继承了下来，同时结合了福柯“作者的缺席”——福柯甚至把此视为当代写作的一个根本伦理原则提出了文学姿态批评的“空无”观。我们再来看看国内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主张：它“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以解释，并从历史的角度作出道德评价。”(21)辩证的批评观应该竭力避免封闭性的单一论，这或许也是姿态论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一种丰富和拓展。 从本雅明的姿态论来看，姿态既不是模仿论，也不是为了献媚观众。而是相反，要疏离观众。通过姿态这种特殊的中介性的中断去迫使观众去思考、批评表演(或文本)提供的发现的状况，并要求观众给出自己的态度。姿态论并不要求观众带着崇敬的心情去观赏它，把玩它，或膜拜它。也就是说，艺术是人的艺术，而不是一个供奉的神物或玩物，不单纯是创作者的事。其意义，如本雅明所言：它将一种“方法变回成一项人的活动”。(22)这项任务的完成是在他的后继者阿甘本那里实现的。此外，它的变革还在于将以往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奉为圭臬的，诸如情节、人物、修辞、风格，以及美德和崇高之类的东西丢到一边，而真正地将文学还原为生活，带回到不少文学理论家苦口婆心却常常停留在嘴皮子上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日常行为上去。其实，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所奠定的陶冶性情的文学观念本来就不是让人们参与和提供批评的，但这并不是说，既往的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就一无是处了。它还是要以人们所喜闻乐见地美学方式使人们“通过思考疏离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状况”。(23)文学不再仅仅是一个美学对象，而是生活本身，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内容，朝向美好生活的人类共同事件。可以说，姿态论重构了批评者、作品、读者、世界和作家等文学主要要素之间的现代关系，而不是将它们相互隔开。 姿态批评给文学批评理论贡献了一个新范式，拓展了一个新的领域，同时敞开了有别于传统文学理论——诸如心理学的、美学的政治、伦理批评空间。它既让那些尝试通过语言/话语去捕捉意义的做法失效，也使得那些企图靠社会历史批评以及美学批评就奢望一劳永逸的做法失效，即使是那些实践与行动论者也会倍感失望。作为一种具有抵抗策略的批评范式，姿态可以归结为“后理论”范式。但一提到“后理论”，或许就有不少人心生恐惧，想当然地视其为终结论，至少也视其为一种悲观主义论调。其实，如果真的认识到自从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们的日常姿态在越来越急剧丢失，文学及其理论也越来越与生活无关，一切都沦为整体性景观的话，那真地不必太过忧虑，至少文学理论界不必那么杞人忧天。因为，按照本雅明的看法，我们的本性姿态越是频繁地被打断，那么我们就获得了越多的姿势，自然也就获得了越来越繁荣的文学批评事业。当然，姿态批评在中国语境中，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当前，人类遭受着严峻的政治权力渗透、科学技术改写、生命安全威胁以及伦理知识的重塑。许许多多知名与不知名的力量无不聚焦于人类的生命与肉体，并且迅疾地掏空其与外界自然所建立的亲在关系。因此，文学及其批评都需要被置入一个新的历史命运中重新考量。姿态批评便在这种悬置历史传统，重新协商各种对立二元要素以及揭示历史性趋势上不断彰显出其独特的批评魅力。当然，我们也需警惕姿态中的非文学性在当代批评中的泛滥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