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教育寻变 ——北京十一学校的1500天 The New Pathway for Chinese Education: 1500 days of Change in Beijing National Day School  图为《中国教育寻变》书籍封面 内容简介 本书为近年来难得的一部教育力作，对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获得者——北京十一学校的课程改革进行了“全景式”的记录。《中国教育报》资深记者李建平在十一学校浸泡四年之久（约1500天），全程跟踪观察、记录了这所学校的变革历程。书中大量的细节展现了学校转型的艰难和突破，展现了十一教师自我革新的勇气和智慧。这本书回答了“学校改革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等诸多问题，也回答了社会各界对北京十一学校课程改革的各种猜测、不解、臆断甚至质疑，更向大众说明了“我们的教育正在发生什么”。掩卷读罢，令人心生无限感慨，对中国教育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 本书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阅读，也适合于每一位关心中国教育的家长、社会人士阅读。 作者简介 李建平，《中国教育报》资深记者。曾全程跟踪报道国家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新世纪中国课改重大事件和决策过程的见证者、记录者，著有《聚焦新课程》《聚焦新课程II——解析新难点》等著作。2010年5月至今，全程跟踪观察北京十一学校“普通高中育人模式创新及学校转型的实践研究”，亲历了十一学校教育改革过程中每一步的困惑、挣扎与突破。 书摘 教师角色转型，你准备好了吗？ 从包办婚姻到自由恋爱 实施走班上课之后，如何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心理方面的困惑，这是十一学校的改革者考虑得最多的问题。 2011年11月份，高一年级首次出现了导师。35位老师全部当上了导师，每位导师负责带十几个学生，全年级436名学生人人都有了导师。年级对导师的定位是：对学生进行人生引导、心理疏导、学业指导。 为了使选课走班这项具有一定风险的变革实现软着陆，让学生和家长有一个心理上的适应期，年级决定不急于破除行政班制度，班主任暂时不退出，这样就形成了导师制与班主任制并行的双轨制。 刚刚做了导师，老师们很兴奋，人人都跃跃欲试，而班主任因为多年的习惯，不但不敢撒手，反而攥得更紧。结果，两种力量迎头相遇，冲突在所难免。学生自习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在教室里溜达，而导师做的还是班主任的工作，从早到晚盯着十几个孩子，好大一阵子找不着头绪。 有的班主任找到年级主任于振丽反映：“两种角色职责不清，有些事不知该谁管。”导师也有苦衷：“学生总在原来班主任的教室里扎堆，你让我指导谁去？”管，怕越位；不管，又怕出现漏洞。 2012年8月，利用暑期，学校组织教师外出研讨，其主要议程是研究取消固定导师制的问题。经过了几天激烈的头脑风暴，仍然没有答案，直到返程的路上，讨论仍在继续。 坐在车上的于振丽老师，望着窗外，内心极不平静，极度矛盾、纠结、担心，她在下最后的决心。许久许久，于振丽老师终于鼓起勇气，语气坚定地对李希贵校长说了一句：“就这么的吧！”李校长笑着回答：“好哇！” 高二取消了导师制，每位老师都是学生的导师，用一位老师的话说，是“从包办婚姻到自由恋爱”。又过了一段时间，笔者问霍轶老师：“没有固定导师行不行呢？”“还行!”霍老师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 在行政班体制下，班主任除了要完成教学任务外，不得不履行常规管理职能。而导师制对于班主任制的一大超越在于，把教师从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让其真正担负起对学生的高位引领，它迫使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 教师角色由传道、授业、解惑者变成学生学习的促进者，由具有权威的管理者变成心灵的导师，对学生进行人生引导、心理疏导、学业指导。坦白地说，在中国基础教育的现实环境里，真正做学生的导师，并不那么容易。 刚刚过了期中考试，一名男生和一名女生找到老师，诉说他们的苦恼：“我们互相有了好感，又怕影响学习，我们不知该怎么办了。”“哎哟！我没备课呀！”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求助，李亮老师慌了，“这样的问题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呀！” 自从“学业指导、心理疏导、人生指导”三副担子放在肩上后，贺千红老师感到压力巨大：“一名学生立志报考卡内基梅隆大学，听说那里的计算机领域特别牛，暑假做了非常细的规划表拿给我看，学生说的你都不知道，你都没听说过，你怎么去当他的导师？如果我们拿不出东西，学生还要我们干什么？” 翻看着对学生未来职业理想的调查，侯敏华老师的心里一阵阵发紧。学生A写道：“希望将来在世界500强的公司担任总监，能有300万美元的年薪，周围的同事都很上进，都热爱自己的工作，执行力很强，有一种很有效率的工作氛围。”学生B写道：“希望和弟弟合作写几本关于几何学、物理学与旋律艺术的书，在感兴趣的领域进行相关研究。” 初中老师来凤华也有同感：“哎哟！这种变革抹杀了神圣性！随着学校形态的改变，我发现教师没有了神圣感。过去，我往讲台上一站，一挥手，鸦雀无声。而如今，这种感觉没有了，我必须做出改变。如何让孩子们认可我、接受我，如何与他们沟通，成了我思考的大问题。” “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全新的，没有现成的答案，没有可借鉴的模式，都说摸着石头过河，可我们根本连石头也摸不着哇！”面对老师们的焦虑，李希贵校长耐心地开导大家：“我们确实在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挑战是很大的。说教太多，学生就烦了，一定要淡化指导、教导，让学生学会倾听，让学生互相听。交流并不一定非要坐下来，很正式的，有时候在参观时、在活动中，随便一点拨，就有效果，比平时说半天都好。”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老师们渐渐找到了感觉。 “习惯在支配我们，使我们很难从惯性思维中脱胎出来，总想控制和管住学生。我突然意识到，我永远不能再说‘你为什么不穿校服’、‘你又给班集体丢分了’这样的话了。”廖丽娜老师说。 “教育只有走进学生的心灵才有力量。老师不再充当警察的角色，学生才有可能接近你，教育才有可能发生。”朱则光老师说。 “导师是心平气和的，班主任是较劲的。”做了十几年班主任的于晓静老师发现，最近与学生谈话，有点儿不一样了，从来没有过的轻松，没那么焦虑了，也不那么生气了。“过去也找学生谈话，现在也找学生谈话，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最大的区别是不再死乞白赖地较劲了，真的不一样了，心情好了，也不觉得累了。过去，一旦学生犯了错，就要扣班级的分数，一天被扣几次分，心情十分沮丧，有一肚子的火想冲学生发。现在，一个学生上课违反了纪律，下课我找他谈话，他非常真诚地点点头，我感到心里很舒服。也许人只有在放松的时候，才会离真正的教育更近一点儿。” 十一学校的老师们正在实现由班主任向导师的华丽转身，我们看到了教育本来的样子。 成为学生追随的人 何谓导师？女作家伊丽莎白·本尼迪克特说，导师是“我们的典范，我们自己心底的名流，我们要努力赶上的人，会让我们爱上他们的人，有时候，还是我们悄悄追随的人”。 在学习设备可以随身携带，学习行为无处无时不在、获取知识信息十分便捷的今天，教师存在的价值是什么？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中曾经说过：“任何学科的一般原理，大家可以足不出户，通过书本而知之，可是细节、色彩、口吻、氛围、生气、使得一门学科融入我们血脉的那股生机，凡此种种都要从师长那里把捉，因为学科已经在他们身上获得了生命。” 在一次会议上，李希贵校长用自毕业生去看望他的经历，深刻阐述了教师对学生的终身影响：“他们并不跟你说学习，而是跟你说别的事，说学科之外、作业之外的事，不断地跟你说这说那。就是这些看似没什么的这个那个，过了二三十年，学生还深深地记着，甚至会影响他的一生。那么，这个别的事是什么呢？老师和学生除了说学习，还能说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教育工作者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在十一学校，历史老师魏勇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喜欢和人聊天儿，喜欢批判性阅读和写作，关注人性、精神、政治等方面的书籍和电影。正因为如此，他成为颇受学生青睐的一位导师。 谈起做导师的经历，他颇为自豪地说：“我和我的学生相处得很愉快，我们能玩到一起，很多时候，我感觉不是在教育，而是在玩，是在分享。这样，彼此心灵的成长更快。我们的活动从来没有硬性规定，是有组织，无纪律，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非常宽松的。可奇怪的是，学生从不缺席。” 为了让学生能够全面了解将要阅读的内容，魏老师做了一个书目，并写下推荐理由。比如米兰·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要在世界文学的海拔上来了解什么是好的文学，这本书是绕不开的”，所以他推荐了。他们的学习方式是读完之后，每个人负责讲一个单元，在讲的过程中随时接受质疑。 “陪学生看书，是导师工作的主要内容。我们一起读《西方政治思想史》。这是西方高等学校的教材，60多万字，是一本很畅销的书。我们每人重点读一个章节，讨论时做主发言，比如‘什么叫人民’、‘通过什么方式造就好的社会’等。”魏勇老师指导学生读书，不是简单地开出书目，而是与学生一起读。 就这样，一群有独立个性、自由思想的中学生，在十一学校开始了他们的读书生涯，也开启了他们的哲学探究之旅。 对话的基础是平等，对话的方式是民主，对话的目的是自由。他们构建了一个自由的学术空间、精神自留地，在与学生讨论的过程中，他感觉已经有了“高手过招”的意味。在这里，没有权威人物可以主宰对话，师生之间是平等的。学生不用屈服于权威，而是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提出问题，有逻辑、有证据地思考，学会与他人平等对话。 “当两个人是平等的主体的时候，在身心自由的前提下进行交流，才会把内心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双方最后得到的东西必定是大于两个人的。相反，如果交流是以说服对方为目的，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小于二甚至等于一’。”魏勇老师说。 “我为什么会感到快乐呢？学生年轻的生命充满了灵感、创意和想象力，我们在一起聊天儿，他们分享我的阅历，我分享他们的成长，彼此都在成长。和学生平等地坐下来交流，才发现他们不是小孩子。如果不是学校形态的改变，我和学生之间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交往的。在这样的形态下，做这样的教育，我很开心。” 没人能说出认真、热情、有爱心并且真挚的导师，对文明的影响有多深。但我们知道，从他们开始，我们有了一种全新的科学的教育方法，我们有了真正平等的师生关系。（文章源自《中国教育寻变》，李建平 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