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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姿态批评的主要内容 阿甘本并非是批评理论史上首个提出姿态论的理论家，但可以视其为批评理论史上姿态论的集大成者。在文学批评上，阿甘本特以姿态论文学。他认为任何文学批评都必然涵盖语言、外观和姿态三个层面，任何一位真正的批评家都必然会涉足并往返于这三个层面，但只有最为杰出的、第一流的批评家才会全然属于第三个层次，即姿态层。我们不禁要问，何以至此？究竟阿甘本的姿态批评意指什么，才使得他如此偏爱姿态对于文学书写的意义呢？ 阿甘本像他所中的思想之“毒”——海德格尔一样，喜欢首先从词源学上去阐发概念的新意义。阿甘本通过考察亚里士多德对于制作——有个有别于自身的结果，如文学创造和行动——好的行动就是它自身的结果，比如行善之间的区别，并结合后来古罗马作家瓦罗的对“做”与“行动”的理解，认为他们二人都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领域，那就是既不“做”或“生产”，也不“行动”或“实践”的“姿态”领域。该领域，乃是一种只是“维持着”“承受着”或“支撑着”的“纯粹领域”。这里一方面意味着该“行为”无任何目的的中介着某种态势、情状，另一方面意味着它作为中介而连接着行为的因与果。进而论之，即姿态敞开和命名了一个“当所有确定的界定——生命与艺术、文本与实践、现实与虚幻、权力与行动、个人事迹与客观事件都被悬置时所发生的东西”。⑦抑或说，姿态勘定了普遍与特殊、偶然与必然、身体与世界、静止与运动、自我与他者，如此等等二元元素/世界之间的那个模糊、动荡区域。我们可以用海德格尔式的阐释口吻解读它为：它言说着“无”，同时又“有”。从“无”的方面而言，阿甘本援引福柯《什么是作者》的观点认为，作者的姿态“恰恰是通过在这个表达内部建立表达的空无来使表达成为可能的”；⑧从“有”的方面而言，姿态不是书写或塑造某种事件与状况，而在于现实地维持着该事件与状况的揭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姿态可以说是在批评理论上具有革命性的开拓。那么，书写了这个领域的作家自然就具有了比肩那些书写确定性领域的伟大作家的最为可靠的资格与合法性了。 像海德格尔一样，阿甘本也“完全以事实性为根基”，⑨但这却并不是阿甘本思想的伟大创新之处。阿甘本思想的伟大创新之处在于他立足于由众多事实和思想所构成的边缘地带和交叉界面所进行的激进性思考。他的姿态论便是建基于西方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已经确乎丧失其姿态——一种自然生命的天性感受而沦为礼仪、模式和类型的生命诸表象形式的现实基础之上。在这个姿态的现实命运之中，阿甘本认为，语言“将自然本性改造成面孔”，原本经验的身体沦为仅可供交流，或仅仅承受着交流性的纯粹姿态，乃至于一切政治、伦理、我们生存的世界都本质上沦为“景观”，动物性存在的人也随之沦为一种景观的生物。文学自然就是对这种晚近的人类姿态的记录、描绘与揭示，且尝试将那些因遭受现代权力运作而丧失掉姿态的实际存在的生命救赎回自然生命姿态状态中。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说文学本质上是姿态的。 南希也认为“文学的本质只是一个姿态”。⑩南希追溯了政治共同体在形成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叙述承担者最后衍变为共同体政治领袖角色的生命历程中对文学的挪用事件。在其中，南希认为文学既非文学性所意指的事情，也非叙述者在公共场合中施于的“召唤”所意指的东西，而是意指叙述者自身的“庄严性”。文学只是在其所处场景中的一个姿态而已。其实，南希也道出了阿甘本对姿态理解的两方面内容。其一，文学是作为事件中的媒介出现的；其二，在有关于政治行为的公共场合中，姿态乃是作为语言之不足而发挥作用的。因此，阿甘本说姿态是“寄寓在语言中的无言”。(11) 在阿甘本看来，语言是属于姿态的，是一种原始的姿态：而姿态则内置于语言之中，且比概念更为始源的在场。即，姿态包括现实言说的语言和具有言说可能性的无言(哑口)两方面的内容。而人们在姿态中谈论的则是语言的另一面：无言，它不能靠语言完成表达而只能借助姿态敞开自身。我们可以理解为阿甘本把语言描述为“‘一种向体内(endosomatic)和体外(esosomatic)领域分裂的源头’。体内的指的是被动物用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设备/生理特征(device/function)。体外的，指的则是一种对动物身体来说外来的(extraneous，来自于外部的)生理特征或工具。”(12)因此，从根本上说，“所有这些姿态的展示都返回到语言”。(13)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了阿甘本何以将姿态置于语言、外观之上居于由三者所构筑的“同心圆”的最高层了。而且，阿甘本认为文学“批评就是把作品化约到纯粹姿势的领域。这个领域在心理学之外，并且，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也超越了所有的阐释。”(14)“纯粹姿势的领域”是借用了科雷莫尔的界定，指现实之外的言说本身的纯粹可能性，一种意义自然生成的场所。由此，阿甘本高扬姿态批评的理由也就容易理解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