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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仲明论《风云初记》:文体·传统·政治

http://www.newdu.com 2018-03-13 《扬子江评论》(微信公 贺仲明 参加讨论


    孙犁是1940年代到“十七年”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少数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超越于时代之上的作家。当然,对于孙犁的思想和创作,学术界也存在有争议,特别是对孙犁与“革命”、与时代文学潮流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孙犁晚年创作的成就价值,等等。这当中,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受关注不多。准确地说,在作品问世的时候,评论界有不少叫好之声,但进入1980年代以后,学术界的态度有较大变化。虽然明确表示批评的声音不多,但沉默和忽略正传达出不积极的评价意见。我以为,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背后有很多值得思考之处,而且,它对我们更准确地认识孙犁整体的创作和思想精神,也很有启迪意义。
    
    严格说来,孙犁的长篇小说作品就一部《风云初记》。但它显然不是孙犁的重要作品,无论是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风云初记》都远不能与其短篇小说相比。甚至把它放在“十七年”长篇小说的创作群落中,它的地位都不能算突出。应该说,《风云初记》的缺陷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在艺术表现上。结构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孙犁自己对此深有体会。在1977年写就的《关于长篇小说》一文中,开篇第一句就是:“创作长篇小说,感到最困难的,是结构问题。”[1]并且具体谈到结构中容易遇到的问题:“写作长篇小说最容易遇到的问题是:中间枝蔓太多,前后衔接不紧,写到后来,像漫步田野,没有归宿;或作重点结束,则很多人物下落不明;或强作高潮,许多小流难以收拢;或因生活不足,越写越给人以空洞散漫之感;或才思虚弱,结尾已成强弩之末,力不从心。甚至结尾平淡,无从回味;或见识卑下,流于庸俗。”[2]
    这应该是他真切的教训之谈,因为至少在他谈到问题的前三个方面,《风云初记》都明显存在。比如“枝蔓太多”就很典型。作品一开始的线索还比较单一,但是此后不断延展,叙事速度也明显加快,像一幅幅战争速写画。前面的情节和人物很多还没有得到发展,新的人物和情节又不断地涌现出来,说“枝蔓太多”确实不为过。人物安排方面作品缺点同样很突出。许多情节线索和人物都来去突然,没有完整的发展和归宿,用“下落不明”来概括显然毫不夸张。比如作品中间部分突然出现一个吴大印回乡的情节,感情上的生硬不说,结构上也相当突兀,而此后这个人物也没有多出场,看不到在作品中的意义,性格特征更是模糊。甚至像重要人物李佩钟,在后半部分也基本失踪,只是在结尾部分非常简略地介绍了其命运结局。最后一点“结尾平淡”,也不需多说。作品后30节明显后继乏力,结尾散漫,在盲目中发展,也在草率中收场。
    在艺术手法上,《风云初记》也存在比较明显的不足。比如说写实太弱。这并非说作品无写实,只是其前半部分抒情胜过写实,后半部分则是叙述多过写实,真正扎实的战争和生活场景都很匮乏。如果说抒情若能够处理好,尚可以与写实相得益彰的话,那么,过于空洞的介绍性叙述则绝对会影响作品的艺术效果。所以,尽管说写实并非长篇小说必需的艺术特点,但是,文学是具体形象展现生活的艺术,而且,正如《风云初记》小说标题所蕴含的,作品的目的是表现时代“风云”,如此匮乏细致具体的写实艺术,就不可能将“时代风云”的创作意图充分地体现,只能达到有表无里、有名无实的效果。对这一缺陷,作者也许有所意识,并试图穿插一些抒情性的风景描写来弥补,作品中也偶尔可见到一些动人的细节,但是,它们只能算是零星的点缀,散落地枯燥的政治叙述周围,远不能构成作品的整体特征,改变不了作品的基本艺术面貌。
    其二是在人物塑造上。对于传统长篇小说,人物形象是评价其价值高下的重要标准之一。事实上,孙犁对人物塑造一贯很用力,其女性群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形象系列之一。在《风云初记》中,孙犁也表现出这样的努力态势。作品的前半部分对李佩钟、春儿等女性形象的塑造,就保持了孙犁一贯的特点和风格。比如对女性复杂情感世界的细腻描写,展示两位女主人公心灵的自觉,表达她们内心的精神独立和向上追求[3],与《铁木前传》对小满儿、九儿等形象的塑造一脉相承。再如将人物置身于复杂情境中,展示她们的困惑和追求。代表人物是李佩钟。她的家庭出身,特别是作为地主儿媳的身份,与其自身的情感追求和革命追求之间构成巨大的张力,既构成了人物复杂内心世界的重要前提,又寓含着丰富的政治和人性冲突的内涵。如果能够让人物充分地发展下去,李佩钟绝对可能成为当代文学人物形象史上独特的一位。
    但是,遗憾的是,这些形象塑造得并不充分。除了李佩钟形象的复杂丰富面貌有所展现之外,其他人物的个性都很不鲜明,作品花最多笔墨着力塑造的春儿和芒种,形象特征其实很模糊。其原因部分可以归咎到作品的艺术结构上,它只是散点叙述,没有设计出典型集中的矛盾冲突来展示人物内心世界,刻画人物的个性特征。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作品的后半部分,随着故事叙述范围更广,人物更多,作者在前面重点塑造的春儿、芒种、李佩钟等形象逐渐失去了踪影,即使偶尔见到,也基本上成为了时代主题的附庸,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个性,在前面曾经展现较多的人物心理描写,也已经不见了踪影。人物的塑造不但没有加强,反而更显弱化。在一定程度上,这时候,作品中的人物已经没有了基本的形象主体性,人物之间也失去了最基本的正常伦理关系,他们只是传达集体政治声音而已。像这样的人物,我们称他为“春儿”“芒种”,也完全可以随意改为另外一个名字。至于高疤等次要人物形象,概念化和类型化更为严重,完全湮没于时代的漫画化特征当中。包括作品的另一个形象俗儿,其个性追求与时代氛围之间的张力本来很有《铁木前传》中小满儿的潜质,或者说本可以弥补《铁木前传》对小满儿形象塑造不够完整的缺憾,然而遗憾的是,作品的人物塑造太过简单笼统,偶尔出场展现行动,也完全缺乏必要的思想主导性,结果是人物形象特征涣散,完全成为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面具。全篇而论,没有将人物个性刻画鲜明,没有塑造出真正能够站立于文学史之上的文学形象。
    其三是思想上。长篇小说,特别是经典现实类长篇小说思想的卓越处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独立的思想深度,将现实问题融入更宽阔的背景当中,展现出对历史、未来和人类命运等方面的深刻思考,从而让读者感受到思想的深邃和悠远;二是具有时代纵深度,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表现深入透彻,能够窥见时代社会中一般人难以感受和认识到的深流和暗流,并呈现出具有预见性的洞察和锐见。在这两方面,《风云初记》都有一定的追求趋向,但却都没有贯彻和深入。
    《风云初记》最突出的思想就是试图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展现时代风云变幻,也就是将人物成长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这其中包括孙犁对战争与人性关系的某些独特思考,也有对时代战争细微方面的体察。作品对春儿和芒种成长过程的展示,并将这种成长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下,就包含着将个人复杂精神世界与时代洪流相交融的意图。尤其是对李佩钟形象的塑造,特别关注她复杂的内心世界,书写其个人追求与时代政治之间的巨大裂隙和剧烈冲突,揭示出了某些极易被人们所忽视和遗忘的,大时代变动背后的个人命运,以及精神和情感世界。如果真能实现这一目的,《风云初记》就可以卓然立于同时代文学之上了。因为无论在任何时期,个人与时代的关系都是一个有意味的主题,只要不脱离人这个中心,政治、时代都可以很好地与人构成复杂的张力关系,并深入表达对人性的关注。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来说更是这样,因为这期间的绝大多数作家都努力表现时代,却很少关注个人,文学作品中严重匮乏有独立个性和复杂性的人物形象。
    然而同样让人遗憾的是,作品的思想表现并不充分。如前所述,如果说在前半部分,作品还显示了对人物个性、个人与时代之间关系的挖掘,揭示时代的深邃和幽微之面,偶尔还穿插出对战争、对人物命运的抒情性思考,显示了一定的思想独特性的话,那么,作品的后半部分充斥大量的政治术语和政策宣传,基本上成为时代颂歌和政治传声筒,对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叙述也都是教科书式的传达。在整体上看,《风云初记》没有超越同时期的其他战争小说,呈现出独特而深入的个性化思想。
    
    《风云初记》的这些缺憾,我以为是多方面的原因所导致。
    首先,与孙犁的个性、气质,以及创作时的身体状况有关。孙犁是一个敏感多情的人,无论是在生活经历中,还是在其晚年写作中,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特别重感情,对故乡、亲人、童年都有深厚情谊和记忆的作家。所以,正如他自己所概括的:“我的作品单薄,自传的成分多。”[4]孙犁的文学创作基本上都建立在其自身生活和感受的基础上,很少有纯粹的虚构。也就是说,在本质上,孙犁是一个心灵化和诗化的、偏向个人性气质的作家,而不是那种现实化和社会化的作家。正因为这样,孙犁反思自己:“《风云初记》没有写完,是因为我才情有限,生活不足。你看这部作品的后面,不是越写越散了吗?我也缺乏驾驭长篇小说的经验。”[5]晚年的孙犁更是完全放弃小说创作,改写散文。这并非说孙犁不适合写作长篇小说,而是说,从精神气质看,孙犁更适合写作个人化的、内倾型风格的作品,却不很适合写作外向社会型、“历史风云”型长篇小说。文学创作是作家个性的体现,每个作家在文体上有其擅长和短板,是很正常的事。
    孙犁创作时的身体状态也有影响。《风云初记》虽然不到30万字,但其实是“三记”合成,第一部“初记”出版于1951年,第三部完成时已经是1962年,前后长达十几年。漫长的写作过程中,孙犁曾多次跟朋友慨叹身心之疲累,并且抱怨难以维持创作情绪:“近日实无创作情绪,散漫发展下去,失去中心,反不好收拾。且近日的要求,亦以配合当前任务为重。”[6]事实上,这整个的十几年中,孙犁精神健康状况很不好,创作几度中断。如此身体状态和不连贯的创作方式,小说的文气自然难以充沛淋漓,情节的连贯性也难以做到充分一致。
    其次,与孙犁对长篇小说文体特点的掌握,以及所接受的文学传统影响有关。在创作《风云初记》之前,孙犁篇幅最长的作品《村歌》《铁木前传》都是结构相对单一的短篇小说。而《风云初记》具有历史宏大画卷的创作目的,是一部正规的史诗型长篇小说框架。然而,从创作技巧和方法上说,《风云初记》还没有完全摆脱其最擅长的短篇小说创作技巧,甚至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他依然是在以短篇小说的方法来写长篇小说,没有充分展现出长篇小说、特别是现代长篇小说的独特艺术特点。
    比如说,孙犁小说艺术中最突出的特色是抒情和细节描写。他特别擅长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都以细致入微见长。作品中,他将风景和人性人情、生活细节融为一体,一切皆着我之色,在细微处表达微妙的情感,然后通过这些情感和对人性的感悟而感染读者,获得好的艺术效果。相比之下,他在写实方面就弱了不少,特别是不善于写大场面,包括对战争场景的书写——他的绝大多数短篇小说都回避了写战争场景,与此未尝没有关系。此外,孙犁不太擅长故事型的构架,很少曲折、复杂的情节变化,而多是采用片断化和抒情化的结构方式。“其抗战小说不仅叙述对象单一,而且故事情节也十分简单,在大致雷同的叙事模式下,这些小说其实所讲述的故事只有一个:那便是乡村女性参加到抗日洪流中来的故事。”[7]
    孙犁创作上的这些特点,放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完全可以是长处,而不是缺陷。因为短篇小说的故事不要求很复杂,也不一定要塑造出非常完整的、性格立体的人物形象,在艺术手法上也完全可以回避大范围的写实,在片段、抒情中获得独特的美感。但是,这些特点,对于长篇小说来说,就是很重要的缺陷了。
    追溯起来,这也许部分可以联系到孙犁所接受的文学传统影响。孙犁一直热爱中国传统文学,古文素养也很好,受其影响较大是很自然的。中国传统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个人化、文人化,社会化的色彩不是很突出。因此,中国传统文学中,长篇小说、特别是具有现代社会化特征的长篇小说创作不是很发达,即使是短篇小说,也多笔记体、以故事为主的创作,很少有较广泛地展示和反思社会生活的作品。而孙犁对传统文学的选择和认同,也基本上在抒情和笔记类创作方面,《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文人笔记小说是他最喜欢的作品。[8]与之一致,孙犁在西方文学接受方面也是偏向于抒情类的短篇小说:“我很喜欢普希金、梅里美、果戈理和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读的也比较多,我喜欢他们作品里那股浪漫气息,诗一样的调子,和对美的追求。”[9]相比之下,西方的现代长篇小说作品显然没有对孙犁产生很大的心灵触动,让他找到强烈的认同感受。
    就艺术传统的表现而言,《风云初记》中有较深的传统中国小说和西方抒情短篇小说印记,却少有西方现代长篇小说的特征。比如在结构艺术上,前面谈到的枝蔓多、散点式的结构,就有很浓的《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的特点——说到底,这种结构方式,在根本上与中国传统笔记小说的叙事模式有关系。笔记体小说不讲求宏观的、连贯的整体结构,而是片段式的故事构成,也是中国传统小说的散文和小说形式相融合的特征。至于西方短篇小说中的抒情、浪漫、诗化等美学特征,也都可以在《风云初记》中找到很深的印记。
    最后,是时代政治因素。《风云初记》创作的时代跨越从建国初到“文革”前的十余年。这期间,文学知识界受到时代政治的较大压力,孙犁尽管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政治上有一定优越性,但是,一方面,是其创作特点与时代要求并不完全合拍,早在1940年代就被批评为“客里空”,1951年,《光明日报》更是刊登整版文章对孙犁进行批评,指责其创作中的“小资情调”。这种全民参与的运动式的、捕风捉影式的文学批评方式,特别是文学界中多位作家被严厉批判的实例,不可能不对一贯谨慎胆小的孙犁产生心灵上的震撼。另一方面,虽然孙犁自己是革命干部,家庭环境也只是一般,但并不能影响父亲在土改运动中被划成地主成分,并遭受批斗。孙犁没有在作品中流露关于这些问题的内心情绪,但心理压力是可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境下,孙犁显然不希望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更特别担心再次因文罹祸。
    这种压力对《风云初记》的写作产生有直接的影响。最典型的是在人物塑造和思想主题上。孙犁原来所构想的在人物发展中折射时代洪流,与时代要求并不完全吻合——时代所要求的中心毫无疑问是时代集体,而不是个人,更不是复杂化的个人。特别是李佩钟形象就触及到相当敏感的政治问题,或者说其人性层面的复杂性与现实政治之间构成了某些冲突。在这种压力下,李佩钟形象自然难以继续发展,作者也只能安排李佩钟在后半部分基本隐形,春儿、芒种等形象塑造也朝无个性化方向发展。这一点,正如有学者进行的阐述:“正是因为李佩钟‘个人的发展’无法为某种‘社会秩序’提供充分的辩护而失去了‘合法性’,这一形象才未被充分展开。她被作者扼杀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此。”[10]特别是考虑到《风云初记》的后半部分,也就是第61到第90节的写作时间已经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时代政治环境已经更为严厉。在如此背景下,《风云初记》后半部分与前面内容有多方面的割裂和背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共和国成立时,孙犁才不到40岁,正处在创作的黄金年龄。而且,孙犁又是一个自省意识很强的作家,他有非常清醒的自我认知,包括在写作过程中,孙犁经常会反思自己的缺陷,指出不足。既然如此,孙犁为什么还要避其所长,扬其所短,要去写自己并不太擅长的写实风格长篇小说?这当然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孙犁的性格气质,以及他的政治观、文学思想,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一些学者不赞同孙犁是一个革命作家,认为他思想本质上游离于革命之外,革命与其内心有着强烈的冲突,其革命色彩的文学创作也都承受着时代的压力。如此来看,《风云初记》似乎也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品。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以为,在根本上,《风云初记》并非是孙犁受时代所迫而写,而是呼应他内心需求的创作,折射着孙犁儒家思想参与社会的文化情怀,隐含着他与时代之间又隔又合的复杂关系。孙犁虽然不是一个纯粹的革命作家,但“革命”与其本质并不冲突,而是有内在的和谐和一致处。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民族战争的时代环境。正如我之前曾经分析过的,孙犁在本质上是一个深受儒家(具有较强乡村文化色彩的)文化浸润的“仁者”。[11]“仁者”之心,就有“兼济天下”的传统家国和救世情怀,也就是为了救世可以委屈乃至牺牲自己。孙犁所生活的抗战时代正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危难时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孙犁很自然地选择为国家牺牲和奉献,为了时代的需要,他选择投身于战争中,压抑自己对“恶”和“丑”的反感,以文学方式对之“美化”和“善化”,以此实现其儒家情怀。
    因为其“仁者”文化更多乡土色彩,回归乡土的自然、宁静和守成特征就比较突出,在本质上,孙犁也就属于自我、内向的独善其身之士,蕴含着乡村文化的传统精神。在时代需要的召唤下,他可以改变自己,压抑自己,但内心却并没有背离对自然、宁静和自在的向往。一旦没有了时代民族的压力制约,他就很自然地会寻求回归。正因为这样,建国后的孙犁做出了与绝大多数人不同的人生选择。他放弃了入仕做官的机会,选择离群索居,做一个时代的边缘人。“孙犁一生有野心,不在官场,也不往热闹地区,却没有仙风道骨,还是一个儒,一个大儒。”[12]贾平凹的看法是很准确,很有道理的。只是在1950到1960年代的环境中,孙犁的这种选择是悖逆于时代要求的,他也必然要承受比较大的精神压力。而且,他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依然存在有内在的关联和紧张。这也是孙犁为什么长期精神紧张,乃至不得不中断创作、生病求医的重要原因。
    从文学创作来说,更契合孙犁内心世界,真正融入个人精神的创作还是其晚年散文,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它们游走于自我与时代和谐之间)。但长篇小说创作体现了他追求与时代和谐的努力,也就是具有强烈的服务时代目的。他写作《风云初记》,目标明确,“初记”,有时代史诗的意图。开头部分,有纵横捭阖的架势,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这样的格局。所以说,文体背后的作家心理是他追赶政治和时代的意图。“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精神,时代的行动,确是波浪汹涌的。而且它‘波及’一切东西,无微不至。这精神和行动,便是战斗和民主……我们一定要写出新生活的内容和外观……在生活的改革里,有许多是利用‘旧形式’的,有时新的旧的结合着,但究竟是为的用新的代替那旧的。我们的任务是:从各方面写出这个复杂的生活变化的过程。”[13]在这个意义上说,《风云初记》是孙犁弥补内心世界割裂的作品,是他努力寻求与时代和谐的作品。
    当然,如前所述,孙犁《风云初记》的写作中也有时代的压力存在。从194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特别是在建国前夕,孙犁受到现实的较大冲击。这其中包括对他创作倾向的批评,也包括他父亲政治上的受批判和受打击。从表面上看,这种冲击对孙犁创作上的影响似乎不太明确,甚至相反,它带来的是孙犁创作上的兴盛。1950年代是孙犁作品创作数量最多的时期,特别是发表了大量谈文学创作理论方面的文章。值得提出的是,这些文章的内容几乎无一例外都带有明显的跟随政治形势的色彩,用语方面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在孙犁的创作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无论是之前的1940年代,还是之后的数十年中,孙犁都很少有过这样集中写作这类文章的时期。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将它归咎于政治压力和一些外在原因,如现在的生活更稳定,从事的又是文学编辑工作,关注文学理论和批判更多等等。腾云先生也将之作为孙犁没有受到政治批评影响的证据:“虽受到批判,但写作热情未减”,“批判一过,作品如潮。”[14]但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我以为,这些政治理论文章正是孙犁受到现实批判影响下的产物。换句话说,孙犁之所以这么积极写作这些文章,其实是在做一种政治表态,希望以之来表示自己在追求与时代的合一,以免被人看做是对抗(消极对抗)的方式。这一创作高潮映射的是孙犁内心的恐惧和无奈。孙犁之所以努力创作反映时代风云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未始完全没有类似的心境存在[15]。换言之,虽然孙犁的《风云初记》是他内心对民族抗战大时代风云召唤的积极回应,但在主观上也有因为担心落伍于时代而努力趋附的意图。
    对于孙犁来说,这种努力肯定是艰难的。所以,《风云初记》的创作始终难以连贯。在与田间、康濯等友人的通信中,孙犁也多次抱怨时代的影响压力大,难以集中精力创作。对当时盛行的政治化文学批评,他更颇多腹诽:“但批评这个东西,在今天很难说,它常常是由‘上’来个号召,就造成了群众的影响。因为写批评,就是代表工农甚至代表党来说话的,声威越大越好,叫群众服从,真正群众的意见,就湮没了。”[16]而他最终罹患精神上的疾病,不得不放弃创作,也与之有密切联系。滕云先生指出,“母亲深知他体弱多病,秉性又内敛,这些年里里外外大事小事他都郁结于心,最容易得病、发病,这意思也正是孙犁自己说的‘身心交瘁’。”[17]固然不能说这种压力全在政治,但政治绝对是一种很重要的因素。
    即使有时代压力的因素存在,对于孙犁追求与时代和谐的努力,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进行菲薄。在民族危难时代,是选择拒绝政治、独善其身,还是投身政治、参与拯救和改造的时代洪流中,完全是个人的选择,而且我认为也许后者更艰难,也更值得敬重,同时也更符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准。从文学角度说,孙犁突破自己以往的短篇小说方式,尝试写作“时代风云”的长篇小说,也未尝没有其意义。对于民族抗战这样的宏大题材来说,时代风云式的创作非常需要,政治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孙犁投身于时代风云的记叙,提供了这一创作丰富性的可能。设若孙犁真能够充分地将自己的艺术个性与时代要求结合起来,将个人成长、人性关怀和时代变革的大主题很好地融汇起来,确实可能诞生一部真正优秀的时代巨制。只是由于多种原因的限制,孙犁未能将在作品中充分地展现自己的才情,弥补自己的弱点,从而局限了作品的思想艺术高度。
    对于孙犁来说,一部长篇小说的失败其实并不是多大的遗憾。一个作家是否创作出长篇小说只是其个性,而非是其成就的决定性因素。像鲁迅、郁达夫、汪曾祺等人,终生只是在中短篇小说领域开拓,其价值意义并不逊色于许多长篇小说作家。每个作家有文体上的擅长和弱点是很正常的事情。事实上,晚年孙犁就有自己非常清晰的认识:“人的一生,无疑是个大题目。有不少人,竭尽全力,想把它撰写成一篇宏伟的文章。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小文章,一篇像案头菜花一样的散文。菜花也是生命,凡是生命,都可以成为文章的题目。”[18]所以,《风云初记》的失败与其说是孙犁的遗憾,不如说是时代的遗憾。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风云初记》所能提供给我们的,除了那些被中断和未完成的诸多遗憾,还有在文学传统、作家个性和文体等的多方面启示。
    注释:
    [1]孙犁:《孙犁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1页。
    [2]孙犁:《孙犁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0页。
    [3]孙犁:《风云初记》,《孙犁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0-285页。
    [4]孙犁:《澹定集》,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5]孙犁:《澹定集》,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6]孙犁:《1951年6月23日致康濯信》,《孙犁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7]叶君:《参与、守持与怀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8]参见孙犁:《谈笔记小说》,《陋巷集》,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
    [9]孙犁:《勤学苦练》,《孙犁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页。
    [10]孙先科:《作家的“主体间性”与小说创作中的“间性形象”——以赵树理、孙犁的小说创作为例》,《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1]贺仲明:《“仁者”的自得与落拓——论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12]贾平凹:《孙犁论》,《贾平凹文集》“求缺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469页。
    [13]孙犁:《文艺学习》,《孙犁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232页。
    [14]滕云:《孙犁十四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
    [15]腾云《孙犁十四章》对孙犁的研究非常精彩和深入,我很认同他对孙犁总体思想上的定位。但对1950年代的孙犁是否存在有现实政治压力,我们的观点略有不同。
    [16]孙犁:《1949年4月2日致康濯信》,《孙犁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17]滕云:《孙犁十四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
    [18]孙犁:《菜花》,《如云集》,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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