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艺嘉：女作家在军旅作家的队伍中是耀眼而独特的。作为“新生代”军旅作家中少有的女性，你的小说也给人以特殊的细腻与敏感。在你看来，女作家的特点是什么？又是怎样反映到写作中的。 王甜：女性写作确实更容易带上性别特征。相比之下，男作家的作品风格更多样化，有的豪放不羁，有的奇崛吊诡，有的温宛阴柔，就像女人既可以穿裙子又可以穿男式牛仔裤一样，是跨性别的书写。但女性很难做到。2011年我赴鲁迅文学院进修，在一次学员作品研讨会上，一名同学说：王甜的《昔我往矣》一看就是女作家写的，因为我没见过哪个男作家会打那么多省略号。而在这之前，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军旅文学而言，人们总感觉那是男人纵横驰骋的天地，血性、崇高、牺牲都贴着阳刚的标签，“战争让女人走开”，军旅文学也想让女人走开，唯恐女性写作的细腻、敏感（这时候仿佛不再是优势，而是某种束缚）弱化了军人固有的铁血精神。其实，军旅文学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比任何文学都更加强化生命意识、重视死亡哲学，而这终极体验的完成并非只有一种单属于雄性的视角。女人孕育生命，她们站在生命的起点一端，与关注终点的男人遥遥相望，谁也不能说哪一种思考与体验是胜人一筹的。男人彰显悲壮，女人陷入悲悯——我倒觉得，因了女性的参与，军旅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拥有了更多的柔韧与宽厚。 另一方面，女性作家自己也需要随时警惕，眼界与思想不能宥于狭小的空间，如果不在作品内涵上着力挖掘，一不小心就会流于肤浅的庸常叙事，很矫情地在字面上“做”女人而已。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是有益的，至少现在我写东西就不会打那么多省略号了。 徐艺嘉：在“新生代”作家中，触及和及时追踪当下军营变革的作品并不多，你的长篇小说《同袍》却以清新和时尚的面貌反映了变革中“大学生入伍”这一重要一环，选取了集训这样一段饶有趣味又充满了成长印记的生活加以描摹。写这部小说的最初构想是怎样的？ 王甜：创作《同袍》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给过去的自己一个交待。我大学毕业刚入伍时参加了为期半年的集训，这半年就是把从前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完全打碎进行重新铸造的阶段，对于已经具备强烈个人意识的地方大学生来说，接受过程相当复杂，每当挣扎得厉害时我就不断对自己说：要写出来啊，一定要写出来！好像唯有这样才能抚慰精神上的痛苦。所以，写的原动力，仅仅就是兑现承诺。我很早就根据亲身经历写了篇中篇小说，非常不理想，就放下了，一放就放了接近十年，但它从来没有从我脑海里消散，那些素材渐渐脱离了原来的框架，不再单纯是个人经历的影子，人物也都基因重组了似的。这样就不再是还愿了，而是一个挑战。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把它写出来。一直到2006年我进入了专业创作室，才真正开始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徐艺嘉：书中的几个主角，王远、肖遥、路漫漫等新一代年轻军人由于集训经历了充满欢乐、挣扎与苦痛的蜕变，根据你的个人体验，他们的存在带给部队的意义是什么呢。 王甜：小说中以王远、肖遥和路漫漫为代表的地方大学生所遇到的挣扎与蜕变，是他们在人生之路上必须经历的，不管是谁，不管在哪里，人的身体与精神都会通过某种较量（与自我的、与环境的）走向成熟，只不过部队这个严酷的环境强化了较量的艰苦，使冲突、挣扎更明显，也使他们的思考与选择更有意义。 地方大学生的存在，对部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正如评论家贺绍俊老师说的那样：“知识一定能融入到军队之中，知识也必须融入到军队之中，新的军队必然是由知识装配起来的。”“现在‘三高’兵逐渐要取代农家子弟了。《同袍》写的是这一过渡时期的故事，因为过渡，所以故事就更有意思。‘三高’兵的知识特征，势必会带来军人素质、军人品格、军人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的改变。”（ 《从农家军歌到知识交响——读王甜的长篇小说<同袍>》 ）他们是部队的新的血液，是先锋，在要求他们接受挑战的同时，部队也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 徐艺嘉：那么对于当下的军队变革，还有挖掘其他题材创作的打算吗？ 王甜：把握现实军事题材的难度众所周知，但军旅作家都不会因此而放弃探索。我写过一篇短篇小说《代代相传》，围绕一起装备事故写了一群被捆绑在一起的人们，他们的命运路数是如此相似，像进入一个坚实的轨道，难以挣脱。这算是我的一种思考吧。部队这个特殊的群体拥有一套固化的逻辑，当它面临变革时，会发生许多观念上、行动上的连锁反应——但会是什么样的呢？我比较关注这个。 徐艺嘉：我阅读您的两部小说作品集《火车开过冬季》和《毕业式》，留给我印象极深的是一组关于女性命运的小说，《水英相亲》《芬芳如水》《声声慢》三篇小说分别构造了水英、水芬、水芹三个性格迥异的亲姐妹，细致地刻画了她们各自的性格特点和三人之间的爱恨纠葛，对女性心理的探析那么精微和精到，和毕飞宇的小说《玉米》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三个小说和你个人的生命体验有和关联呢？能否简单谈谈这几个小说的创作感受。 王甜：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组写三姐妹命运的小说。说来很奇怪，我是没有农村生活体验的，但对那种体验特别好奇。父母当过多年知青，我就生在他们下乡的地方，但在我记事以前他们就回城了，农村那段岁月完全是一片记忆空白。中学时，有一次我和父母到县城近郊散步，路过一个农家小院，里面有几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坐在长凳上，一边嘻笑着说着悄悄话，一边手里也没闲着，纳鞋垫、挽毛线、打毛衣。爸爸笑着对我说：“如果我们当年不回城，你今天就坐在她们中间了。”这话给我很大震撼，我一直怔怔地盯着那个小院里的农村姑娘，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另一个人生。 上大学后，我们宿舍有个委培班的女生，年纪比我们大好几岁，因为考了三年，一次比一次分数低，最后家里咬牙送她上了委培。她是农村来的，年纪大，上大学又花了不少钱，家里就想通过婚姻这条路来改变她（甚至一家人）的命运。她请宿舍里另一个女孩陪她回去相亲，相亲的过程都是陪同者后来讲给我听的，包括阴沉的火葬场、不平等的婚姻条约、百般挑剔的目光，也包括她贫寒的家境、三岁的弟弟、被拐卖的二妹、不听话的小妹……以我当时的阅历，这样鲜活的悲剧足以对我构成严重刺激了。你说这与我有关联吗？表面上没有，但骨子里却感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想到了爸爸说的那个“如果”，如果我就是她呢？我能有更好的选择吗？ 多年以后我终于把她的故事写出来，就像写自己另一个人生。因为不熟悉农村生活，除了基本故事框架，细节上多半依靠想象力。初稿字数太多，拿到《四川文学》去，编辑老师说发不了那么长，建议我把主人公两个妹妹的支线故事去掉，只保留主线。这就是《水英相亲》。正好那时看到毕飞宇的《玉米》系列（真高兴你提到它），我喜欢得一蹋糊涂，于是想起《水英相亲》被砍下来的两个妹妹的故事，不也正好可以像这样各写一篇吗？就有了后来的《芬芳如水》和《声声慢》。 对笔下这三个女孩，我实在是感情复杂。以水英为例，我曾在一篇创作谈里说：“水英站在我面前，很奇怪地具有两种性格：一方面柔弱、顺从，倍受风吹雨打又死心踏地；另一方面，她出人意料地坚强，目标明确，敢于孤注一掷，一往无前。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东西却水乳交融，成全了她，造就了她。她的背后有很多不言不语的面孔，水芬，水芹，妈妈，一个个旷世的女子。她们形成一个强大的‘场’，拖着，拽着，水英脱身不得。畸形的命运。”她们都各自拥有似乎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水英的文凭、水芬的勤劳、水芹的漂亮），但在现实的土壤里，这一点点东西难以生长出理想的未来，于是她们固执一念地寻找出路、寻找爱情与亲情，而无一例外地头破血流。我没有替她们叫屈喊冤的意思，因为这里面并不只有社会环境的问题，自身的思维局限对女性而言是更大的突围障碍。 徐艺嘉：“新生代”作家善于表现小人物，从庸常生活中挖掘文学的意义，你的《通道》和《传呼》正是这一主题的佐证。前者运用了类似魔幻寓言的手法，后者则以时间段为分割点，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人被局限在逼仄的空间内不得解脱的苦闷。对你个人的创作而言，当代人的情感困境是你创作的重要资源吗？ 王甜：《传呼》写得比较早，从标题就可看出那还是使用呼机的年代。朋友开玩笑说，后来的电影《手机》算是我那个小说的升级版。其实从写《传呼》起我就隐隐感觉到“异化”的问题，只是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一个机关小干部，每天被一部呼机主宰着，那个机器可以命令你做这做那、牵引着你的情感走向、决定着你未来的发展，怎么听都像是科幻，然而这是生活中最最平常的情景，每天都在发生，每张办公桌前都有一个傀儡。 到了《通道》，我已经无法再用纯粹的写实手法来表现这种“被制定”的生活，既然是变形的，就让它公然地变形吧！于是男主人公可以看到自己走过的足迹，看到自己生活的空间只是一段一段透明管道，人像下水道的老鼠困在其中，无知觉地活着。这篇小说并不成熟，有表达过于直白的嫌疑，但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探索，我会坚持下去。 关于当代人的情感困境、精神异化，西方的作家、诗人早早地走在了我们前面。记得大三时听了一门课，整个学期只分析了一首诗——艾略特的《荒原》，那位教授讲得非常精彩，让我第一次真正领略到了现代主义的深刻性，以致后来每当陷入某种痛苦时，我脑子里总会迸出《荒原》里的诗句。这也影响到我的小说观，虽然我没有刻意把庸常生活、小人物、情感困境作为选材的关键词，但我是一介凡人，也围困在琐碎生活中，会因鸡毛蒜皮牵动喜怒哀乐，一些打着“小”字号的素材随时出现，于是我提醒自己，小人物、小事情不是不可以写，只是要力争将笔触延伸到琐碎的表层之下。 徐艺嘉：《昔我往矣》是一个历史战争题材的写作，故事的构建特色在于“以情写史”，南雁、永明、永亮三人的爱情构建起一段个人化的、充满了跌宕起伏的历史，渺小的个体命运由于战争的到来变得错位，且不可逆转。小说运用了双重叙事，在时间和空间的位移中讲述一段爱情。在您看来，用情感驾驭历史战争题材的妙处在什么地方？再尝试历史战争题材的话，还会选择其他叙事方式吗？ 王甜：事实上我不擅长写历史战争题材，《昔我往矣》是到目前为止我写的唯一一篇这类题材的作品。这与我的喜好、性格甚至性别都有关。或许因为我爸爸就是研究历史的学者，他经常接触的繁体字竖排版的线装书、散发着古墓气息的各种文物掩盖了历史有趣的那一面，我从小就觉得浩如烟海的历史是拿来“研究”而不是让人喜欢的。 写这篇小说的起因很偶然。在基层部队时，有一次在小卖部遇到一名熟识的战士，我冲他笑了笑，可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木着脸走了。老公在旁边对我说：“他不理你是正常的——那是他哥哥。”原来是一对同来当兵的双胞胎兄弟，我认识的是弟弟。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有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我和那个战士天天碰面，相当熟悉了，可我仍然会错把那哥哥当成他。后来我跟他开玩笑说：“你们两兄弟可别娶到同一个媳妇了！”笑过之后想，如果是战争年代，恋人们聚少离多、有纪律约束、谈恋爱又羞涩，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事儿！这样，一个错位的爱情故事在脑子里生了根。可以看出我想写的只是个爱情故事，关注的是与爱相关的几个人的命运，而历史战争只是一个背景，负责提供造各种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不是“用情感驾驭历史战争题材”，而是利用历史背景为情感服务。 如果以后再选择历史战争题材，我仍然不会正面书写宏大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也不是我的强项，但我会根据题材探索新的叙事方式。 徐艺嘉：你的小说有很强的故事性，无论是《昔我往矣》《火车开过冬季》《罗北与姜滕》《陈大贵出走》《代代相传》等出人意料的曲折情节，还是《年轻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好人》等精心布局的小短篇，都可看出小说构造的奇巧。在您看来，小说的故事性和文学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二者是否矛盾？好的小说能否脱离“好看”故事的支撑？ 王甜：我的创作实践与文学观念之间会有差距，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是一个例子。 事实上我相信文学是“走心”的，好的小说展现命运内在逻辑、勾画人物情感轨迹、隐喻世界重大命题，而这些都并不特别依赖故事性。但我对“故事”是那么的迷恋，小学阶段疯看童话故事，看了还要讲，课余时间我身边总是围了一大圈听故事的同学。有时候看的故事讲完了，就自己编故事讲，还动手画想象中的人物、场景。自己编故事，虽然会有漏馅儿的、太狗血的、结尾不了了之的（上初中后，有时遇到老同学，还会追问我某个故事的下落），但更有成就感。 长大后读书，在爸爸教育下是阅读经典名著而绝对不碰武侠、言情的，但也有通俗的口味——我特别喜欢侦探小说，像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全集、艾勒里·奎因系列以及日本推理小说都是我的酷爱。记得多年前被安排去相亲，见了两三次面我就退缩了，印象深刻的是，我托介绍人归还了一套对方积极借给我的《狄仁杰断案传奇》。侦探小说在我看来是最符合人对命运的好奇心——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结局是怎样的。所以我写小说会不自觉地期待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小说处女作《罗北与姜滕》就是纯属虚构的一个复仇小说（《基督山恩仇记》的范儿）。按我的理解，故事性与文学性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通过经典阅读会发现，伟大的作品既可能拥有一个相当精彩的故事，也可能几乎没什么故事。就是说，对于写作者来说，故事性并不必需，但文学性是必需的。只是对于故事性不强的作品，文学性方面的要求会更加苛刻。我是文学刊物编辑，总是对初学写作的作者说：如果文学功底不深、笔力不够的话，最好还是准备一个好的故事。这源于我观念中的一种排序：一流小说思想性、文学性都超强（不管有没有故事性）；二流小说思想性与文学性只占一样，且有故事性；三流小说只有故事性而无其他；最后一种不仅无思想无文学，连故事也没什么意思，是不入流的。 或许，随着思考与创作的深入，我会尝试写一些淡化故事性的小说，希望那时我的笔力足够强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