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宗教因素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尤以佛道二教为甚。魏晋六朝时期的佛道徒们不约而同注意到了小说的发展及其有效的传播作用，纷纷撰写小说以“自神其教”，由此出现了一批具有宗教因素的小说作品。到了唐宋时期，佛道二教有了进一步发展，对小说的利用也在持续。
    佛教的核心思想是善恶报应、因果轮回，认为众生各依善恶业因，在天道、人道、地狱道等六道中生死交替，有如车轮般旋转不停，故称六道轮回。为善有善报，为恶有恶报，报应的好坏根据持戒的多少而有差别，这种观念自魏晋以来已经深入人心，对唐宋上至贵族官僚下至平民百姓的价值观念影响巨大。唐宋两代轮回报应思想的传播渠道除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外，小说亦是不可忽视的，尤其在广大中下层民众中，小说更是构成了最主要的传播方式。
    基于因果报应思想，唐宋笔记小说中最多的报应故事是有关所谓“应验”、“灵验”的故事。宋人所编古代文言小说的第一部总集《太平广记》中记载的“应验”故事，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善有善报”型。故事人物因信奉佛教、礼敬三宝或念诵佛经而得到神灵感应，取得善报或化险为夷，如唐太宗时萧瑀因笃信佛法，“八日念《金刚经》七百遍”而“桎梏忽自脱”，免于重罚，感于此而著《般若经灵验》。二是“恶有恶报”型。故事人物因作恶造孽或对三宝有所不敬而遭致种种恶报，如唐佚名《大唐传载》记贾至因毁佛而被一牛首人以沸水煮烂而死。除了“应验”故事外，报应故事还有不少类型，《太平广记》“报应类”分为“金刚经”、“法华经”、“观音经”、“崇经像”、“阴德”、“异类”、“冤报”、“婢妾”、“杀生”、“宿业畜生”等小类，其中前三类专讲诵经念佛而应验故事，后几类则泛述善恶报应事。
    轮回报应思想在儒家看来是异端左道，然其善恶因果无限循环的模式却有助于小说突破时空的限制，扩展叙事的时空，尤其是轮回的重要场所——地狱，在小说中极为常见，由此产生出一种新的故事模式——“地狱巡游”。中国本无地狱观念，而有与之类似的冥府或冥界观念，这种观念为佛家地狱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基础。随着佛教的传播，地狱巡游故事在小说中逐渐增多，并同传统小说中已有的冥游故事相互融合。六朝以下的笔记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地狱巡游故事，这些故事中的“地狱”对以往的“泰山”或“酆都”进行了改造融合，甚至取而代之：掌管冥界的不再是泰山府君，而是阎罗王，对冥界的描绘也由先前的幽都鬼城、阴曹地府转变为十八层地狱。
    “地狱巡游”的故事模式可视作报应故事中的特殊一类，其特点是某人因某事而入地狱，罗列所见种种恐怖景象以及受恶报之人的种种惨象，以此证明佛经的正确，并且故事简单，模式雷同，仅有篇幅长短、叙述详略的不同。短者如《夷坚乙志》“变古狱”条：“大观初，司勋郎官郭权，死而复生。言遍至阴府，多见近世贵人。其间一狱，囚系甚众。问之，曰：此新所立变固狱也。陈方石说。”长者如《夷坚乙志》卷四“张文规”条，将近2100字；《玄怪录》“崔绍”条长达3500余字，情节曲折，描写细致，人物对话频繁，有性格刻画。入冥故事的结构也较为简单，即“暂死—入冥—复苏”。具体地说，某人因某种原因暂时死去，进入冥界接受审判，又因某种原因（或因冥司弄错，或因其在世奉佛有善举）而放回，在放回前冥司会带其游历一番，见到地狱中各类报业的惨状。其中，入冥是故事的主体，在此期间入冥之人会遇见冥界的各层官吏，游历冥府各个机构，其中或有某些插曲，使故事突生波澜、增加悬念，但大体上不会超出以上这一基本结构。
    道教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黄老学说和神仙思想，而道教徒的前身则是方士，他们擅长阴阳五行、谶纬符咒、炼丹制药之术。方士同小说的关系极为密切，自东汉以来，不少小说作品即出自方士或道徒之手，如郭宪撰的《汉武洞冥记》，其自序中有“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之语。此外，还有《十洲记》《汉武内传》《汉武故事》《神异经》等作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张皇鬼神，称道灵异”，亦多受道教神仙方术思想的助推，代表作有王浮《神异记》、王嘉《拾遗记》等。
    道教以追求长生不死、羽化登仙为终极追求。傅勤家《中国道教史》分析儒释道三家思想区别时说道：“儒畏天命，修身以俟；佛亦谓此身根尘幻合，业不可逃，寿终有尽；道教独欲长生不老，变化飞升，其不信天命，不信业果，力抗自然，勇猛何如耶。”这种“不信天命，力抗自然”的道教精神，是在追求长生成仙的欲望激励下对生命力的弘扬。所谓“我命在我，不属天地”，是对这种宗教精神的最好诠释。唐宋笔记小说中的长生求仙因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展现神仙在仙境中的美好生活，二是描绘修道成仙过程。前者通过对神仙自由美好生活的想象，以及对“洞天福地”奇幻环境的极度渲染，表现出对世俗物质、情欲享受的肯定；后者则是为了证明神仙可学而成，同时也强调了修道过程的艰难。
    道教小说的代表是仙传，《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序称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始作《列仙传》，是为仙传之始。后葛洪《神仙传》继之，为仙传树立榜样，至唐宋而大盛，出现各类仙传，其基本模式是人物传记。除此之外，非仙传类道教小说也主要以人物传记为主，如《玄怪录》《续玄怪录》《杜阳杂编》《博异志》《传奇》《江淮异人录》《稽神录》《夷坚志》等。仙传小说在故事模式方面，可分为修道模式、济世模式、游仙模式、谪仙模式、辅教模式等。修道模式写修道者希图修道成仙，经历种种考验（宗教考验、伦理考验等）之后，结果或成功或失败。其中以《玄怪录》“杜子春”、《河东记》“萧洞玄”、《传奇》“韦自东”、《酉阳杂俎·贬误》“顾玄续”一组情节结构类似的作品较为典型：给道士或神仙守药鼎丹炉的主人公们在经受了种种考验之后，终因闯不过最后一关——多数是“爱”——而功败垂成。济世模式的故事情节一般是：某位神仙纾解人间灾害、镇压害人邪魔、解救人世厄运、接引渡托凡人成仙，显示出道术的神通广大。游仙模式以“游”为线索，讲述凡人进入仙境游历的故事，其情节构成主要是进入仙境、遇仙、服食、传法、与仙女遇合、得道成仙（或回到凡间）等。谪仙模式与游仙模式正好相反，情节模式一般是：某位神仙因犯错被贬谪凡间，在凡间游历，与凡人遇合，最后重回仙界。辅教模式与释氏辅教小说类似，即通过各种应验、灵验故事凸显神仙的神奇，宣扬教义，取得读者的信奉。
    佛道二教借助小说宣扬教义、吸引信徒，不断扩大影响力，同时小说也因佛道因素的介入而有了新的面貌。佛道二教各自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及人生观、世界观，对唐宋小说的创作有着诸多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分别是轮回报应思想和求仙长生思想。受此影响，许多小说的内容、结构、手法、意趣等都带有佛道二教的特色。从总体上看，魏晋至唐宋时期的小说和佛道二教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11&ZD1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