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俗文学，记载了不同民族审美客体、表演艺术、民俗时尚、审美意识等的流传、交流和变异，为人类精神文化、文明的交流发展树立了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
    审美客体丰富发展
    虽然据考古而知，远在殷代西域的和田玉就为中原祭祀所使用，然而玉石相关的吟咏诗篇却没有流传至后世。张骞凿空之前，民间物品的交流早就颇为频繁，邛竹杖、蜀布等出现在大夏便是明证。至张骞出使西域，天马西来，异域之物作为审美客体影响乃至于改变了人们的感知结构，天马、苜蓿、葡萄、石榴、琵琶、胡旋舞、蚕桑、瓷器、樟脑、螺髻等成为丝路沿途文人吟诵或绘事的对象，异域之美成为文人构建文学想象的重要内容。
    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杂技幻术已在张衡都市赋的笔下有所表现。在民间，表演艺术成为一时风尚，晚至魏晋尚不普及。见之于文献者，有贵族文人如曹植等诵俳优小说、胡舞、跳丸等，从中可以看出西域民族风习对于汉民族的影响。
    唐高宗时期，苏定方率军征伐，灭西突厥，从而丝绸之路畅通无阻，西域风物逐渐成为唐人的时尚。“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西域的窄身小袖袍成为朝服和常服。墓室壁画中时见波斯裤、打马毬等西域风情。贵族崇尚胡食、胡乐，“太常乐尚胡曲”。
    使者、商人、奴隶伴随着驼铃声往返于丝绸之路，他们不仅进行着物的流通，而且沟通着中土与西域的文化、文明。西域的说唱艺术、杂戏表演等传至中原，而中土的梨桃、丝绢、茶叶、瓷器等被运至西域。人们面对异域远方之物，从观物、用物到体物、审物，审美趣味和风尚均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说唱文体峥嵘共生
    早在先秦，宫廷内就有盲人说唱、歌姬舞蹈。然而，中原汉人说唱表演艺术尤其是戏曲的发达却得益于游牧民族、西域文化的影响。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大盛为隋唐帝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唐人传奇虽然为文人创作，但其间的因果叙事、因缘和合等皆取自于佛教。俗讲、僧讲、梵呗都是印度佛教、贵霜佛教以及西域佛教东传的有效媒介。变文、讲经文等虽然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动荡几乎无遗，然而从敦煌文学仍可以略见一斑。话本小说，是辽、金、宋、元“说话”艺术的结晶。而勾栏瓦舍中诸如说参请、诨经、诨话、说药、说史、野呵小说、合生、平话等说唱艺术，无不深受唐代俗讲、变文的熏染。
    汉语言口述叙事艺术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丝路文化的互通、互渗和互生，其文本的韵散结合、图文编排、“楔子—正文”结构等都源自于佛家的俗讲和变相。其实，佛教对于俗文学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如郑振铎认为“宝卷是变文的‘嫡系’子孙”；佛曲、唱辩、平话、词话、曲子词、俗曲、俗赋、弹词、鼓词等皆厚蒙其泽。
    《罗摩衍那》是印度的两大史诗之一，傣族史诗《兰嘎西贺》即取材于它。降边嘉措认为，在敦煌文献中还存在两种《罗摩衍那》的藏文译本。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和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在精神思想、整体结构和人物形象上不仅彼此之间相互内通，而且与中亚游牧民族的传奇故事、民间文学等说唱艺术也存在着互相影响、借鉴和吸收的质素。
    在古代中亚，戏剧表演曾经繁盛一时。而在汉语言文学世界中，戏曲艺术较为晚熟。辽代散乐富有宗教气息，金朝诸宫调相对成熟，蒙元杂剧承继金院本，在兴盛期间又深受梵剧、佛教宗教剧和中亚戏剧的影响。剖析蒙元杂剧的结构，可以发现古代中国戏曲与西域戏剧之间的秘响旁通。
    审美意识互渗相通
    文化之间的接触、冲突、融合丰富和发展了人类的精神文明。各个民族的审美意识在不同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中互渗相通。若从身体审美观来看，中国俗文学可以说是丝绸之路审美文化融合交流的结晶。例如话本小说、章回小说中关于人物体征的“面如满月”、“耳大垂肩”、“双手过膝”等描述皆来自于佛教，而佛教的法相审美观又起源于古印度文化。此外，古代中国的相人术也受到了南亚、西域、中亚等地的影响，如对“隆准”、“长人”、“美须髯”、“环眼豹头”等异相的迷信等。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流通贸易瓷器、丝绸、茶叶、香料、药材等商品，而且改变着贸易国之间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汉文化所倡导的“以善为美”的审美意识也逐渐渗透并影响到汉语言文化圈的各个民族，形成审美共同体。越南的喃文文学、日本的假名文学、朝鲜半岛的乡札文学和谚文文学等都可以看作是汉语言文学的派生文学，其中的愿文、讲谈、劝善文等尤其体现了审美意识的共通性。
    审美意识具有民族性、阶级性、历史性和地域性，但同时也因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背景而具有共通性。丝绸之路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会通和交流，因其杂合而成的审美意识更是在客体、文体、结构上改变了不同民族传统文学的体系构成。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伦理诗学中的民族性问题研究”（17XJA751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