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还能够使村民光明正大地吃瘟猪肉”。当人们没有正面的力量可以支持他继续奋斗或活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把这种需要转嫁到嘲笑不如自己或不如意的人中以他们的不幸来安慰自己,使自己觉得自己生存是真的有意义,有必要的。同样的“虽然马没有死,一哄起来就说马死了,若不这样说就显得那个大泥坑太没有威严了。”吓唬对方,以显示自己的强大,好像自己说的话决不能是平平泛泛的话,一定要达到震动别人的效果,来为他平庸无聊的人生转移注意力和粉饰。因此那个大泥坑同时也是人性阴暗面的释放口,是被压抑的人性寻找刺激和迫害别人为乐的工具,因此人们才默许它的存在,并且为那么多人所接受。 吃瘟猪肉是紧接着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村民在淹死的猪肉的名义下吃着瘟猪肉,原文有这样一段陈述:“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吃瘟猪肉呢?吃是可以吃的,但是可怎么个说法呢?真正说吃瘟猪肉,岂不不太讲卫生了吗?有这泥坑子可就好办,可以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中国人向来有这样一种压倒事实的真理,只要什么事没有说破,没有放到桌面上谈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当做没有发生。这是儒家文化下强烈的社会舆论风气的影响,儒家文化中极端的成分把人性几乎泯灭了,所有活在那个社会里的人都是活在他人的看法中,在封建社会,舆论甚至是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的,如果做了有违封建礼教的事,就很可能在人们的唾弃和鄙夷中悲哀地死去。但人们不可能做到那样的道德层次,因而在那种高压的社会下,人们变得越来越虚伪,尽管是做坏事也要用极好的名义进行。所以长期以来人们活在对自己和他人的表演中,所作所为是符合社会规范的表演和对旧规则的循规蹈矩。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他们连吃瘟猪肉都不在乎了却担心别人说他们不卫生还要借泥坑来走一遍形式。这一事件除了表现人们生活的麻木不忍,没有自我意识,对生活糊弄随便的处世态度外也表现了人们刻骨的虚伪。一种深入到性格的伪装。 在那个旧社会的封闭的村庄里,生的意识是非常淡薄的,人的生老病死都是一声不响地在默默地起落。比起对生活的麻木不仁浑浑噩噩之外,更可悲的是对生命的漠视。地主视穷人的性命为草芥,而穷人和穷人之间也做着不可分解的斗争。在染缸房里,一个学徒把另一个人按进染缸里淹死了。但是也不声不响地解决了,那染坊里发出的布任然是在远近的乡镇都通流着,人们意识不到自己与他人的联系,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存状态,而把这一切都看得很自然,不引起丝毫的关注,甚至他人的不幸正可以使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感到满意。 又比如说:“门前聚了一群狗在咬,主人问,咬什么。仆人答,咬一个讨饭的。说完也就完了。”社会就像一条鞭子,把每个人都催促鞭打得冷酷而缺少同情,弱势群体过着卑微的受迫害的生活,成为不公正的社会的牺牲品,人们自顾不暇,只能闭起这只能看到凄苦的人们的眼睛,旧社会的温情只限于家族里,家族外的人都不是同情,考虑的对象,地主与农民之间是明显的剥削关系,因而肯定不会对穷人有慈悲之心,而穷人之间也因生活的压迫而积累的怒怨而自相残杀。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是社会分配的不均和贫富差距的悬殊。 小说里也明显地对比了穷人和地主的生活,只不过描写地主的奢侈享乐的生活是以地主死后的扎彩铺来体现的。为了使地主在阴间也能过上像阳间那样的日子。他把在阳间享受到的一切都搬到阴间。房子,衣裳,大至喷钱兽、聚宝盆小至丫环使女、厨子……一应俱全。中国人自古就是宁愿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的,一来对做官的统治阶级来说不想断尽在人间的奢华,硬是要把这种享乐带到阴间,或者能长生不老是最好。因此历来有权势的人都崇尚厚葬,显示了极端的自私和野心,是私有制发展到极端的畸形产物。而穷人也宁愿有鬼,他们虽不像那些舍不得阳间的享乐的地主们一样,但他们希望通过轮回来解释自己所受的苦,把一切归因于因果报应,并希望以这一世的赎罪来求得下一世的幸福,若是这个世界真的没有鬼,那他们的生命就这么来一遭去一遭似乎也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可言了,而事实上正和被他们遗忘的被打死的乞丐,淹死在染缸里的学徒,饿死的私生子一样,生命就是这样在混沌中虚无地失去了。地主们的生活是住好的宅子,使唤着丫环使女,厨子,牵马僮,小车子大骡子,鸡狗牛马,还有别人欠的帐,而穷人的生活呢?连吃一块豆腐都是非常羡慕,买个红花油都要等到手完全肿的不像样,吃着一进胡同就被挨家挨户摸索过来的麻花,住着快要倒塌的房屋。拼命付出却只能在温饱线下挣扎,过着辛酸而卑微的日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