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 《伊若拉营》 《从天而降》 《普通的法西斯》 《方尖碑》 《没有战争的二十天》 《热妮娅、热尼奇卡、喀秋莎》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举办的“长明火”苏联卫国战争电影回顾展，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它的重要性不仅 在于这是中俄两国政府文化部门之间的交流，更重要的是，“苏联电影”再一次回到中国观众的视野中，令观众得以重新审视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在很长一段时 间中，“苏联电影”被简单粗暴地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画上了等号，却很少有人思考，苏联电影和苏联文学一样，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但也是属于大众意识的、不 可割裂的文化之一部分，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好莱坞电影难道不也是丑陋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大爆发？并不存在能抽离出时代与意识形态的所谓“纯艺 术”。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今天再来看这批苏联电影，会惊奇地发现，其中并不存在居高临下的说教，也没有明显的宣传鼓动痕迹，更不像某些国产主旋律电影那 样随意篡改、涂抹历史，明明是感人的真实故事，非要拍成虚假的。苏联电影人面对自己历史的态度是庄重而不容亵渎的，这种态度令人肃然起敬。特别是对于今天 好莱坞式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中国的电影市场，这样的电影只会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在这些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具体的人的爱，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真 实情感的顺畅表达。这些电影告诉我们，精神是高于物质的，我们不能做奴隶，无论是敌人的奴隶还是物质的奴隶。今天的中国电影已经过于被金钱逻辑挟裹，和苏 联影人相比，真是应当集体反省的。
    这一次展映的7部影片，除了《普通的法西斯》是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之外，其余6部均为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所摄制。我们无从得知俄方选片的 标准：这批电影都拍摄于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政治上保守、国力达到苏联鼎盛、上演美苏争霸的年代。那个年代，在盛世表象下潜伏着危机的激流。当年卫国战争 的亲身经历者已经人到中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并非一帆风顺，并非对社会没有质疑，但是卫国战争的集体记忆，却也如同一条坚实的纽带，让他们珍惜和捍 卫：这是他们用无数牺牲的青春换来的。据统计，1941至1945年，18岁至45岁之间的苏联男性死了四分之三。这给苏联人口带来巨大的灾难。很多导演 当年也参加了战争，他们大都属于“1941年一代”。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卫国战争题材电影， 既是“致青春”，对战争创伤记忆的修复，同时在客观上也起到了社会维稳的巨大作用：两千多万人的牺牲，并不是为了让社会分崩离析的。
    讲述战争有不同的方式。通常来说，作为战胜者，并不会特别将重点放在血泪控诉上，而是有更高层次的思考。战争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有教养的人类 会让它发生？ 反思，是二战题材优秀电影的共性，例如法国大导演阿伦·雷乃的《夜与雾》。苏联大导演罗姆的《普通的法西斯》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部长纪录片大量使用了 纳粹第三帝国本身的影像资料，很多是苏军缴获的，影片带着“法西斯是如何产生的” 这个问题，层层剥茧地揭示了一个“普通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法西斯的。虽然影片局限于时代，有阶级论的影子，但影像本身的巨大魅力，依然令观众意识到，法 西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不是那些人的专利，它作为既复杂又极易煽动的潜意识，潜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而这种恶，与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指出的“平庸之 恶”颇为类似。这也是《普通的法西斯》在今天看来依然不会觉得过时的主要原因。在整部作品的结构上，《普通的法西斯》也颇具匠心，影片按章节的设置令人感 觉是在阅读一部历史著作，而作品的文学功底深厚，寓庄于谐，令观众时刻感到讽刺的力量。这与我们习惯看到的那种播音腔浓重的纪录片大相径庭， 时隔半个世纪，这部影片依然具有先锋性。
    与《普通的法西斯》那种不失锐利锋芒的风格相比，《围困》则呈现了另一种厚重的历史感，甚至略为笨重。遗憾的是，本来的三部曲史诗片只有第二部 参加了影展。《围困》改编自苏联作家恰科夫斯基的同名五卷本小说，这部小说的优点即所谓“全景式”，从领袖斯大林到日丹诺夫，到青年军官、普通护士、知识 分子、工人，可谓面面俱到，但是一旦只看其中一部，就会觉得结构头绪太多，有些散乱。第二部是对列宁格勒围困的集中展示，或许对于今天习惯于好莱坞影像的 观众来说有点沉闷了，看不到吸引眼球的、血肉横飞的画面，也没有连续射发多少颗子弹的激烈感。但是，影片无疑制造了一种心理上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是从斯 大林到民众身上都能看到的：死亡就在身边。而电影无疑更强调，面对死亡人们的泰然自若：人们用贝多芬的音乐会，作为对德军轰炸的回答。在断电后毫不慌乱， 点上蜡烛继续进行。这种集体的精神力量才是它想强调的。和2013年俄美合拍的《斯大林格勒》比较来看，这种苏联电影美学风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
    在二战中，有大量年轻人牺牲，很多人是从中学课堂走向战场的。这次参展的影片中有两部可以直接划为青春片的范畴：《热妮娅、热尼奇卡、喀秋莎》 和《伊若拉营》。两部影片中都有初恋的美好、青春的牺牲、青春热血与保卫祖国的关系。《伊若拉营》根据战争初期，伊若拉工厂的工人武装起来与敌人作战，为 保卫列宁格勒立下功勋的故事改编，总体说来拍得中规中矩，并不令人惊喜：青春的诗意在一天中被迫中断，强大的工人基因在一代代工人中传承，他们一边生产， 一边战斗，男女主人公纯洁的爱情也在战斗中得到升华，他们理解了什么叫真正的勇敢。工人阶级的诸多优点，无疑是这部影片要体现的，但是这种体现在影片中并 不生硬。《热妮娅、热尼奇卡、喀秋莎》是一个有轻喜剧风格的、以喜写悲的青春故事。影片用鲜艳明亮的色彩、生动活泼的形式，描绘出一个文艺青年有点白日梦 的世界，但是在现实层面，战争的残酷最终毁灭了他的初恋，毁掉了他的梦。导演似乎想用这种强烈的对比，揭示战争的反人性，只是很多地方显得生硬突兀，感情 的发展缺少比较铺垫，但总体来说形式上的清新活泼气息弥补了这种不足。
    在参展影片中，另外三部电影都可以归为“道德题材”。女导演娜塔丽娅·特罗先珂的《从天而降》是一部个人风格突出的影片。这部影片充分运用了假 定性，开头和结尾都是开放式的，男女主人公被假设从战场返回后方——在影片开头，我们得知他们和伤员们深陷德军包围，眼看马上要渴死了，他们迎着德军的机 关枪和羞辱去水井取水。而在故事结尾，我们得知他们在被羞辱后，被机枪扫射。所以，这个战后故事其实非常诡异，有一种“如果他们还活着”的假定性，要反映 的是战后复员军人的困境与心理创伤，他们拖着伤残之躯，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战争造成的心理创伤使他们无法适应社会，更无法面对社会的种种腐败、投机、不 公。然而他们依然秉持自己的道德原则，靠着出卖重体力活下来。导演的锋芒显然是针对战后苏联社会的道德问题，通过流血牺牲战士的拷问，去鞭挞社会的丑恶。 这部影片完全颠覆了部分中国观众对于苏联电影的刻板印象。
    改编自白俄罗斯著名作家贝科夫同名小说的《方尖碑》，提出的是另一个道德问题，关于勇气与怯懦、背叛与诬陷的问题。小说本身已经有很好的基础， 作家喜欢把主人公置于极端的道德情境下：一个乡村教师在德军入侵后没有去参军，而是留下来在德统区继续教书，为了守护孩子们的“人性”，情愿被人误解。后 来他逃到游击队，而当德军用孩子引诱他，他明知是陷阱，却依然前往。这种勇于牺牲、道德良心高于一切的书写在影片中被充分影像化，但这种崇高依然会让我们 困惑，那就是这种道德(必须随时提醒自己的良心，不然在关键时候就会变节)太过于口号化，反而让人觉得不自然，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往往缺少什么才会高调 地去突出什么。贝科夫本人在苏联解体后，是首先跳出来反苏的作家之一。
    说到这个问题，有一个人绕不过去，即当了很多年苏共作协第一书记的西蒙诺夫。这次影展最大的彩蛋，就是根据西蒙诺夫同名小说改编的《没有战争的 二十天》。说是最大惊喜，因为已经看过海量经典艺术电影的首都影迷发现，这简直与他们想象的苏联战争题材主旋律电影完全不同，完全是世界大师级别的影像。 影片通过一对中年男女战争中在后方20天的萍水相逢、相爱，含蓄、克制又犀利地展现了战争的真实：战争是残酷的，人们随时面临死亡的恐惧，战争让很多家庭 分崩离析：不仅是男人牺牲在战场，还有距离、隔阂与寂寞导致的出轨。影片中那种冷静的、反英雄主义的风格让主人公对于祖国、对于全民族同仇敌忾信念的表达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极为自然。最为奇特的是，这部个人化风格浓重的电影与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者、作协主席西蒙诺夫的艺术品位竟然完全搭调了，他甚至亲自担任 旁白，要知道导演格尔曼可是苏联导演中的另一个塔尔科夫斯基，一生所拍电影不过6部，有一部还没拍完，而且完成的5部电影中有3部是禁片。特别要指出的 是，正是战争使西蒙诺夫成为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者。不仅由于军事化、军人的价值观，而是战争让他看到苏联普通老百姓的爱国精神：他亲眼见到明斯克大撤退时， 两个下级军官逆流而上去寻找自己的上级。这种列夫·托尔斯泰式的场景使他坚信民粹主义的作用：祖国的召唤，让苏联人民燃烧起公民感和责任感，那似乎是缺失 很久的。他将勇于承担和责任感、民粹主义与苏维埃信念的密切联系，将其看得无比崇高，并一生坚持。总的来说，西蒙诺夫是个勇敢的男子汉。电影中那个男主角 其实与他本人高度重合，而且现实中他本人的情感生活更为八卦。但重要的是，看上去有不同政见的艺术家却能完美地将这种信念影像化：这才是苏联电影真正的吸 引力，并值得我们反复思考、深入研究的一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