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儿本属夜晚
    鲁迅“骂功”非常了得，亦如他文章著名，让人长了记性。
    鲁迅开骂，是看对象的。对于青年，尤其对文学青年，即便不快，也不轻易开腔。在青年的眼里，鲁迅是民国文坛领袖，也是青年领袖。
    有段时间，鲁迅对高仰愈这位青年实在忍无可忍，不得不做了他素来不愿意做的事情——对高仰愈开了骂口。高仰愈是一位很有才华，很有闯劲的青年作家，笔名长虹，人称高长虹，山西盂县人，小鲁迅17岁。高长虹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各门功课俱佳，尤其国文和英语突出。后因故逃学在外，一门心思自学文学，博览群书，练习写作，从而走上文学创作道路。1924年9月在太原创办《狂飙》月刊，名声大噪，引起了鲁迅的注意。
    1924年底，高长虹创办的《狂飙》杂志在太原出到第三期便难以为继。困境中的高长虹，来北京寻求援助，得到了当时以“赞助真实立宪，提倡爱国精神”为宗旨的《国风日报》的帮助，将《狂飙》以《国风日报》副刊名义在北京继续出版。来北京不久，高长虹从《京报》副刊孙伏园处得知，鲁迅对《狂飙》评价很好。由于鲁迅的好评，郁达夫等鲁迅身边一批知名作家也对《狂飙》十分认可。这让高长虹十分兴奋，他似乎于暗室中从门缝里看到了一丝亮光。高长虹顿时心生感激，决定上门拜访鲁迅。高长虹携着一股无羁的“狂飙”劲头，敲开了鲁迅的家门，闯进了鲁迅的私人领地。后来，高长虹在回忆录里如此记载：“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这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我走时鲁迅谓我可常来谈谈。”此后一段时间里，高长虹往鲁迅家里跑得很勤。正如鲁迅后来所形容的，川流不息。
    到次年3月，高长虹的《狂飙》终于生机殆尽，再也撑不下去了，只得走向死亡——停刊。4月的一天，鲁迅邀了高长虹、向培良、章衣萍等来家里共饮，席间商定创办《莽原》周刊。合办《莽原》周刊期间，高长虹已经成为鲁迅家里的常客。共同的心愿，共同的使命，让鲁迅和高长虹走得很近，关系特别亲密。可是，8月以后，高长虹到鲁迅家里的次数明显减少。骤然大降温，总是让人感觉不对头，不适应。鲁迅那般聪敏的人，对于高长虹的变化，当然有所察觉。只是，鲁迅一时还没弄明白究竟原因何在。
    当初，鲁迅之所以看上高长虹，是因为他身上那种“狂飙突进”的精神，那股“准备毁坏”的劲头。鲁迅没想到高长虹那股“飚”劲，有朝一日竟会对准了自己发作起来。
    1925年8月的一天，《民报》上刊出了一则广告，其中有尊称鲁迅为“中国思想界之权威”的说法，这让高长虹很不爽。也许，真的是距离产生美，彼此贴得太近了，则难以发现原本的美。正如一句民间俗语所说“九华山的菩萨应远不应近”。报上对于鲁迅那种尊崇，让高长虹觉得过分，他无法接受。那时的高长虹还很“稚嫩”。其实，高长虹一生没有老道过。他心上根本搁不住事，心里有了什么脸上立刻就有什么。即便嘴上还没说出，行动上却先表现出来了。最明显之处是高长虹疏远了鲁迅，去鲁迅家少了。生性敏感、疑心很重的鲁迅，不会意识不到。鲁迅不动声色，依旧开口便是“长虹”，心中疙瘩却已悄悄结成。
    1925年夏天，高长虹和鲁迅先后离开北京。鲁迅应林语堂之邀，经由上海到了厦门大学。高长虹则是先期去了上海，他想“借尸还魂”，让他的《狂飙》在上海起死回生。《莽原》刊物两个主要人物都离开北京，编务工作暂由鲁迅学生韦素园负责。
    韦素园主持《莽原》编务之后，因退稿得罪了高长虹。高长虹对于韦素园的“独断专行”非常气愤，专门发表了给鲁迅的公开信，希望鲁迅能够主持公道，为他说话，孰知鲁迅没有反应。那时的鲁迅正处于热恋之中，人在厦门大学，心却飞到广州了，天天伏案给他“广平兄”写着柔情蜜意的“两地书”。对于高长虹的公开信，鲁迅没给予足够重视，以为不过是长虹和素园闹点小意见而已。或许，鲁迅像大多数上司那样，面对下属纷争，多少还有点坐山观虎斗的小小开心呢。
    高长虹向来沉不住气。这回，他心里有了怨，脾气一上来，不管不顾了，把一腔怨气全发泄到文字上。1925年11月7日，高长虹在上海《狂飙》周刊上发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矛头直指鲁迅，措辞极为尖刻和不逊。鲁迅看到后十分生气，对高长虹恩断情绝。至此，鲁迅与高长虹的关系，宣告破裂。鲁迅在11月15日致许广平信中写道：“长虹在《狂飙》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其意盖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飙》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专想利用我，我是知道的，但不料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此时，高长虹在鲁迅的眼中，已是一个过河拆桥的小人。高长虹接近鲁迅纯粹为了一己名利，继而损害鲁迅，同样为了名利。至于名利之外，鲁迅对高长虹没有想到更多。
    所以说，《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的发表，才是导致高鲁关系彻底破裂的真正原因。
    在鲁迅表示还要对高长虹细看一下时，高长虹又出新招，继续表演。他在《新女性》上登出了“狂飙社广告”，一反前言，尊称鲁迅为“思想界先驱者”。高长虹此番用意，路人皆知，如此这般反复，是为了取悦鲁迅，跟鲁迅套近乎，似乎鲁迅对他还有使用价值。鲁迅实在看不下去了，好像忘记了高长虹是谁，只知道自己面前出现了一个面目狰狞的新敌。鲁迅随即写了一篇《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发表在1926年12月10日《莽原》上。在启事中，鲁迅特别声明：“我也不是‘思想先驱者’。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鲁迅文章一经发表，向来反响巨大。这则《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刊出后，骂声一片，高长虹应声而倒，名誉扫地。之前高长虹对鲁迅不合情理的攻击，本已招致许多人不满，随后又出尔反尔登出如此自扇耳光的无耻广告，更令人不齿。从此，文坛中人无不避讳高长虹，远之如瘟疫。一心从文的高长虹，失去了在民国文坛的立足之地。
    鲁迅原以为与高长虹“骂战”可以休矣，彼此相忘罢了。谁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偏有人向鲁迅打“小报告”说，高长虹的攻击中，隐藏着事关恋爱之纠纷。鲁迅始犹不信，继而疑虑，后恍然大悟。前些日子，鲁迅总觉得高长虹对他态度陡然变化，莫名其妙，没有想到竟是如此。高长虹那只巨大的包裹，在鲁迅面前层层剥展开来。
    高长虹在对鲁迅大肆攻击后，很快在《狂飙》周刊上发表两首爱情诗《给——》，其中一首云：
    我在天涯行走，
    夜做了我的门徒，
    月儿我交给他了，
    我交给夜去消受。
    夜是阴冷黑暗，
    月儿逃出在白天，
    只剩着今日的形骸，
    失却了当年的风光。
    ……
    夜是阴冷黑暗，
    他嫉妒那太阳，
    太阳丢开他走了，
    从此再未相见。
    诗发表以后，人们一目了然，私下里议论纷纷。唯鲁迅蒙在鼓里，他没有在意这首诗，更不曾想到这诗竟与他有关。很快，韦素园把外面议论转告了鲁迅：高长虹在诗中以太阳自比，指黑夜为鲁迅，而月亮就是许广平。鲁迅知道高长虹以《给——》为题的诗写得早了，也写得多，未必真如韦素园君所言。他对韦素园的话，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只半信半疑。鲁迅说：“若是真的，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竟一向闷在葫芦中，以为骂我只因为《莽原》的事。”
    不幸，鲁迅的怀疑很快得到证实。高长虹在随后发表的《时代的命运》中明确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所谓生活上’的让步，其弦外之音不言而喻。”在《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待我吹送些新鲜的温热进来！》一文中直接向鲁迅宣战：“如狂飙社以直报怨，则鲁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
    真相大白后，鲁迅倒吸了一口冷气。随即写信告诉许广平：“那流言，从韦素园的信里才知道的。……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我这才明白长虹原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鲁迅给许广平写信，恐怕不光告知情况，可能还有一些试探的意思。
    平时再慷慨大度的人，一旦遇上“情敌”，面临爱情堤坝垮塌的危险，仍慷慨大度，估计很难。何况，爱情这陌生的东西，在鲁迅身上属稀有元素。青年时代，鲁迅错过了，直到中年，老天爷才补偿于他，鲁迅自然无比珍视。对于高长虹，鲁迅一改青年导师形象，顾不上绅士不绅士了，拿起他惯于“痛打落水狗”的棍棒，朝着高长虹打下去。鲁迅写出小说《奔月》和一些杂文，对高长虹进行含沙射影的嘲讽和批驳。在杂文《新时代的放债法》中说：“你如有一个爱人，也是他赏赐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才而且是革命家，许多女性都渴仰到五体投地。他只要说一声‘来！’便都飞奔过去了，你的当然也在内。”针对高长虹所说的“最大的让步”和“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鲁迅做出了冷嘲热讽的回击。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鲁迅的自信。鲁迅自信得近乎霸道，令人生厌。鲁迅全然不顾，足见他当时对这件事多么在乎。
    鲁迅一生中，有过许多次著名骂战，多为政治而骂，为正义而战。譬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类名骂，国人皆知，曾经影响了后来几代人。唯有与高长虹这场骂战，与政治无关，甚至不关正义，纯粹为爱情而战。鲁迅貌似轻松，堂而皇之说渴仰他的女性召之即来，他对于身边的“月儿”，还是如获至宝，无比看重，攒得很紧。他绝不会轻易放手，更不可能拱手相让。
    其实，面对高长虹有关“月儿”的言辞，鲁迅大可不必光火。高长虹想法太过天真，月儿终是月儿，本属夜晚，不可能与太阳走到一起。鲁迅完全可以做得绅士一些、斯文一点，亦如后来梁思成遇见金岳霖那样。梁思成欲擒故纵，把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权交给了林徽因，由林徽因自主选择，且鼓励爱妻舍梁取金。如此大度，非但没失去爱妻，反让林徽因感激涕零，从此死心塌地。
    果真如梁思成那般，鲁迅还是鲁迅吗？
    烟不离手的鲁迅
    印象中的鲁迅，烟不离手。他右手生来用于握笔，左手呢，似乎天生用于持烟。不握笔时，右手也可能用于持烟。左手或者右手，食指与中指之间那条缝隙里，总夹有一根纸烟。烟的一端火光明灭，烟雾轻绕。
    如此印象，来自纸上，多因铺天盖地的怀念鲁迅的文字而起，也有少许源于珍贵的图画和相片。予生也晚，无缘亲见鲁迅先生尊容。
    诗人嗜酒，文人好烟，似乎天经地义。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的佳话，给后代诗人一条跟酒缠绵的充足的理由。民国时期大文豪鲁迅酷爱抽烟，似乎向世人昭示，吸烟催生灵感。两指夹烟，烟雾缭绕之时，最是文思泉涌。有关鲁迅吸烟的情况，乃至具体细节，当时人印象深刻。民国时期以及后来的作家们保存了大量关于鲁迅吸烟的文字。这些文字给人一种感觉，鲁迅必须吸烟，否则，他就不是那个大文豪鲁迅了。
    写鲁迅吸烟，所见文字中，写得最多的要算郁达夫和萧红。这也正常，郁达夫和萧红曾经颇受鲁迅青睐，和鲁迅走得很近。从《鲁迅日记》上可以看出，郁达夫和萧红到鲁迅家去得最多，几乎可以随时到访，自由进出鲁迅家门。因而有机会深度接近鲁迅生活，对鲁迅的生活习性了解更多。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有大段关于鲁迅吸烟的文字。“鲁迅的烟瘾，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支装包。”郁达夫对鲁迅吸烟印象特别深，十分肯定地说鲁迅烟瘾大，他还知道鲁迅哪段时间里爱吸什么牌子的香烟。
    萧红关于鲁迅吸烟，写得更多、更详细。在《回忆鲁迅先生》中，萧红多次写到鲁迅吸烟细节。鲁迅在家里工作或者休息，乃至接待客人时，必不可少的一件事便是吸烟。夜深了，“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开始工作前，鲁迅惯于先吸一根烟，提足精神。好像不吸烟便无法专心工作似的。鲁迅家里来客很多，在家接待客人，鲁迅除了陪客人说话，便是吸烟。客人亦吸烟，他便同客人一起吸，你一支，我一支。客人不吸烟，鲁迅也会自顾自地吸着烟。萧红说：“鲁迅先生陪客人……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鲁迅先生都是不断地吸着烟。”差不多十个小时陪客时间，鲁迅都在不停地吸烟，可想而知鲁迅每天吸掉多少烟。日积月累，可谓海量。
    爱吸烟的人，大概都烟不离身。一逮到空当，便吸起烟来。鲁迅便是这样。有一回，是在夜里，萧红同鲁迅、周建人两家人一起去看电影。“过了苏州河的大桥去等电车去了。等了二三十分钟，电车还没有来，鲁迅先生依着沿苏州河的铁栏杆坐在桥边的石围上了，并且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地吸着烟。”等车的空隙，鲁迅自然不会放过。坐下来，轻轻松松吸上一根香烟，感到十分惬意。甚至，在饭馆吃饭过程中，鲁迅也少不了吸烟。萧红记得，有一次，鲁迅在一家饭馆里请客，“菜刚上满了，鲁迅先生就到竹躺椅上吸一支烟，并且阖一阖眼睛。一吃完了饭……大家都乱闹了起来……而鲁迅先生这时候，坐在躺椅上，阖着眼睛，让拿在手上纸烟的烟丝，袅袅地上升着。”
    鲁迅嗜烟如命。直到最后，才不得不节烟戒烟。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春天，鲁迅病重，卧床不起。那时，萧红发现，从前的鲁迅，“差不多一刻也不停的吸烟，而今几乎完全放弃了，纸烟听子不放在床边，若想吸一支，是请许先生付给的。”
    除了郁达夫和萧红，还有许多人在回忆鲁迅的文章里，留下了有关鲁迅吸烟的文字。
    民国时期曾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的浙江天台人许杰，与鲁迅有过一面之缘。在《回忆我和鲁迅的一次见面》里说：“他的一只左手，横过胸前，托在右臂的胁下，那只右手，却用两个指头夹着香烟，不时的往嘴巴上送，又不时的取下来。”许杰描写鲁迅吸烟的动作神态，十分鲜活，极为传神。
    梁实秋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某天，因上门邀请周作人到清华大学演讲，在北京八道湾周家大宅院里，误闯了鲁迅书房，意外与鲁迅有过一面之交。后来，梁实秋在《鲁迅与我》里回忆说：“那天，在周府，等不大功夫，一位高颧骨黑黑的矮矮的人捏着一根纸烟走了进来……我道明来意之后，他愕然地问：‘你是要会我的老弟吧？’我才知道认错了人。从他老弟口里，我才知道这人便是鲁迅先生。”梁实秋与鲁迅的会面，仅此一次，还是误会。多少年后，一提到鲁迅，梁实秋总是首先想起了鲁迅指缝里“捏着一根纸烟”。
    茅盾在《鲁迅论》里，引用了许多人写鲁迅的文字，其中不乏写鲁迅吸烟。如引用马珏《初次见鲁迅先生》中的一段话：“一个瘦瘦的人，又老又古板……他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在那儿想什么似的。”马珏是当年北大教授马幼渔的女儿。与鲁迅初次见面时，她才15岁。以少女天真的目光，去看待鲁迅手里的烟卷，很自然，马珏把鲁迅吸烟与动脑筋思考问题联系在一起了。
    巴金与鲁迅见面不多，记忆中长久地保存了鲁迅吸烟之神韵。1956年9月，巴金在《秋夜》里写道：“……右手两根手指夹着一支香烟。他深深地吸一口烟，向空中喷着烟雾。”把烟深吸进去，随后，又轻轻地喷吐出来，那情形该是一种有滋有味的享受。个中滋味，恐怕只有爱吸烟会吸烟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好吸烟的鲁迅，视香烟为食粮，向来准备充分，身边不会断烟。常备两种香烟，一种昂贵，一种廉价。昂贵的用来待客，廉价的供自己吸食。鲁迅待客热忱，又爱面子，他不委屈客人，也不让自己丢面子。至于是否委屈了自己，他从来不计较，鲁迅自奉一向很低。关于鲁迅备有两种香烟之事，郁达夫和萧红都有很深的印象，留下了详细文字。
    郁达夫说：“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袍里去摸出一支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里抽出一支，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
    萧红说得直白：“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烟听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孬好两种香烟，平时都放在哪儿，鲁迅是如何用的，萧红到鲁迅家里去得多了，看得清楚，记得准确。
    烟不离手的鲁迅，有些时候，有些场合，却坚决不吸烟。
    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的一天，鲁迅去西山医院探望因病住院的韦素园。会面谈了很久，韦素园忽然想起了该让鲁迅吸一根烟。韦素园知道鲁迅不能长时间不吸烟。鲁迅推让了好几次，总是摇头说：“不吸了。”其实，他心里很想吸烟，为照顾病中的韦素园，他才刻意不吸。韦素园再三申明别人吸烟对他无碍，鲁迅这才走出病房，走得远远的，站在走廊尽头吸了一支烟。
    还有一次，是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8月，鲁迅在上海举办一次木刻讲习会。参展学员里，不少人同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漫长的观摩讲解过程中，鲁迅竟然没吸一口烟。鲁迅担心吸烟产生烟雾会熏坏现场美术作品，咬咬牙忍住了，没在展览现场吸烟。
    依现在眼光看，鲁迅当年患肺病过早离开人世，除家族遗传及个人性格因素外，可能还有生活习惯问题。如鲁迅爱熬夜，又嗜烟。家族遗传因素，并不一定导致鲁迅不能长寿。鲁迅父亲短寿，他患肺病，只活了35岁，母亲却活到了80多岁。两个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一个活了80多岁，一个活了90多岁。倘若鲁迅摒弃了某些不良生活习惯，心态平和一些，说不定，天假以年，鲁迅会活得长久一些。
    关于鲁迅吸烟，鲁迅的朋友、日本籍医生须藤五百三说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鲁迅体重只剩37公斤。他对鲁迅说了应该注意的事项，特别指出吸烟的危害。鲁迅并不当回事，说香烟和自己无论如何是离不了的。到后来，鲁迅终于减少了吸烟，每天只吸15支。但已无济于事，没能挽留、延续鲁迅的生命。
    在鲁迅生命最后几年里，由于常给海婴看病，须藤五百三与鲁迅交往密切。鲁迅信任须藤五百三，亦让他给自己治病。作为朋友，尤其医者，须藤五百三很自责，没能及早阻止住鲁迅吸烟。
    鲁迅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须藤五百三心中不安。为鲁迅吸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