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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真在文章《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中则集中讨论了五位作家：“我要谈的几位女作家，乃是经过一番审慎的选择的。我选择的标准，乃以时代为重，摘其能代表时代，而其作品又能为侪辈中之佼佼者，共得五人。此五人即冰心女士，绿漪女士，凌淑华女士，沅君女士和丁玲女士。”作者围绕“爱”的主题以及女作家对“爱”的表现方式，把五位作家分为三派：第一期，以冰心、苏雪林为代表的“闺秀派的作家”；第二期，以凌叔华为代表的“新闺秀派”；第三期是以冯沅君和丁玲为代表的“新女性派作家”。这种分类方式稍嫌简约了一些，而以“爱”为线索也忽略了女作家的丰富性。倒是贺玉波的著作《中国现代女作家》对十位女作家的讨论，视野较为开阔。如第五章《自然的女儿绿漪女士》，对苏雪林的评论从以下诸种角度展开：“绿漪女士的作品与工笔的草虫画”、“自然景物的描写”、“对于珍禽异兽以及草虫蝶蜂的爱好”、“美丽的文字和纤细的描写”、“不懂结构”、“绿漪女士的性格和言论”、“对于大自然的爱好”、“个人主义”、“自然的女儿的解释”、“宗教的信仰”、“绿天和棘心”、“狭义的国家主义”、“对于绿漪女士的希望”……评论的角度既多重又不乏具体针对性。比较难能可贵的是贺玉波对各个女作家创作中的缺陷的洞察，如认为绿漪“不懂结构”，称陈学昭思想贫乏和“不懂技巧”，冯沅君则叙述死板、“没有结构”，都不乏真知灼见。而从事一种“公平的批评工作”的确是贺玉波的自觉追求，正像他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在这本书里面找不出存心捧腿或毁骂的地方，完全以作品的思想与技巧为批评根据。”或许正因如此，1934年3月4卷5期《现代》杂志上关于贺玉波著《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广告词称：“本书是本极有系统的研究著作，所研究的当代女作家，有十余位，都是可注意的第一流作家。各篇都能独立，对个人的生活思想作品，以及生平，均有极精密的研究，而且观点与思想极为准确纯正。”不过“极为准确纯正”的措辞则显然有些过誉，贺玉波这本专著的问题是对女作家显得过于苛刻，有时难免成为“酷评”。如对凌叔华的总结： 作者因为是个大学教授的夫人，生活环境舒适，所以装满一脑子的享乐主义的思想。所以她的作品里充满着物质赞美和幸福歌颂的气味。甚至于有些作品简直谈不到什么思想。 作者的创作态度不严肃郑重。因为她是个有闲阶级的夫人，便养成了无聊、轻薄、滑稽、开玩笑的恶习。而这种恶习便很充分的表现在她的作品里，使人读到那种作品时，发生一种轻视厌恶的心理。 这种批评多少有轻侮人格之嫌，倒显出批评家自己的态度“不严肃郑重”，实在有违“公平的批评工作”之初衷。 这样的评论显然难以给女作家们创造一个良性互动的批评环境，有时激起女作家的不满和反弹也是很自然的。沈从文在《记丁玲》中所反映的丁玲对批评界的意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如钱杏邨诸人，就莫不陷入那个错误中，既不明白那些作品中人物型范所自来，又不理解作者在何种时代何种环境里产生她的作品，所知道的实际只那么少，所说的却又必然的那么多，这种印象地得出若干论点，机械地说出若干意见，批评的意义，除了在那里侮辱作者以外，可以说毫无是处。关于她的任何批评，登在什么刊物上，为她所见到时，总常常皱了双眉轻轻地说： “活在中国许多事情皆算犯罪，但从无人以为关于这种胡说八道的批评文章是罪过。故第一个作了，还有第二个照抄来重作。没有可作了，还在小报上去造谣言增加材料。中国人好讲道德，一个女人不穿袜子在街上走走，就有人在旁批评：‘真不要脸！’为什么有些人把别人文章读过一篇，就乱来猜一阵作者为人如何，对于社会革命如何，对于妇女职业观如何，胡扯那么一大套，自己既不害羞，旁人也不批评一句‘真不要脸’？” 这个人在各方面皆见得十分厚道，对于文学批评者却一提及时总得皱眉。那原因不是批评者对于她作品的指摘，却常在批评者对于她作品荒谬的解释。一切溢美之辞皆不脱俗气的瞎凑，带着从事商业竞卖广告意义的宣传，她明白这点，加上她还留下了某一次被商人利用而增高其地位的不快印象，故在写作上她日益出名，也日益感到寂寞。1930年左右，她有一次被一群青年大学生请去某大学演讲时，到了那里第一句话就说： “各位欢喜读我的文章，找我来谈谈，可不要因为我怎么样出名，因为我文章得到如何好评而起。请莫相信那些曲解作品侮辱作者的批评文章。我的文章只是为宽泛的人类而写的，并不为寄食于小资本家的刻薄商人方面的什么批评家写的。” 如果说丁玲的激愤的措辞针对的是无良批评家，而凌叔华即使对朋友善意的溢美之词也不买账。1927年《花之寺》问世，《新月》在第1卷第1号广告栏中刊出了徐志摩给《花之寺》的序文：“写小说不难，难在作者有人生，能运用他的智慧化出一个态度来。从这个态度我们照见人生的真际，也从这个态度我们认识作者的性情。这态度许是嘲讽，许是悲悯，许是苦涩，许是柔和，那都不碍，只要它能给我们一个不可错误的印象它就成品，它就有格；这样的小说就分着哲学的尊严，艺术的奥妙。”“《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情感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它有权利要求我们悉心的体会……”“作者是有幽默的，是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紫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芳……”这段文字充满了志摩式的华丽，欣赏和称赞溢于言表。但不知何故，这篇序文在《花之寺》正式出版之际没有收入书中。而《花之寺》问世后，批评界一致把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德相比。如沈从文道：“叔华女士，有些人说，从最近几篇作品中，看出她有与曼殊斐尔相似的地方，富于女性的笔致，细腻而干净，但又无普通女人那类以青年的爱为中心的那种习气。”苏雪林在《凌叔华的〈花之寺〉与〈女人〉》一文中也称：“如仿人家称鲁迅为‘中国高尔基’，徐志摩为‘中国雪莱’之例，我们不妨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斐尔’。”而最早把凌叔华比作曼斯菲尔德的恐怕是徐志摩。晚年的凌叔华在一次答记者问中回顾说：“记得《写信》刚发表当天，徐志摩一早来恭贺我，赞我是中国的曼殊菲尔，我当时心里极不服气，就愤愤地说：‘你白说我了，我根本就不认识她！’”（郑丽园：《如梦如歌――英伦八访文坛耆宿凌叔华》，1987年5月6日、7日台湾《联合报》）这里或许有女作家意气用事的成分，但在彰显了女作家的自尊的同时，也昭示了批评界尽管不乏蜂拥而上的批评，但真正缺乏的是给女作家们以切中肯綮的教益者。或许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这种天敌的关系，在女作家这里体现得更为鲜明，因为与男性作家相比，她们所面临的文坛大环境或许更为恶劣，女作家本能地产生自我防护甚至戒备之心，也是大可以理解的。 (责任编辑：admin) |